最高人民法院24日发布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0年）》指出，人民法院依法严格审理死刑复核案件。死刑复核工作已进入规范运行、稳定发展的阶段。严格掌握和统一死刑适用标准，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据2011年5月25日《新京报》）

     最高法《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0年）》所透露出的死刑适用指导信息是鲜明的：严格掌握和统一死刑适用标准，尽量依法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不是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均判死缓。这个指导，体现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司法理念，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罪责刑相适应法律精神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定案标准，体现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统一，体现了对公民生命权的切实维护，意义重大！

     其实，刑罚是一种不得已的“恶”，用之得当，个人与社会均会受益；用之失准，个人与社会都将遭殃。不得已的“恶”，只能在不得已时而用之，此乃用刑之道也。从佘祥林案、到赵作海案、聂树斌案、郝金安案，“亡者归来”凸显少杀慎杀之重要，人命关天，杀头不是割韭菜，失而不可复得，执行死刑万万不可造次。

     死刑作为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一种刑罚方法，是一种最古老的刑罚，是人类阶级社会刑罚史上最严厉的刑种，也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适用最广的主要刑罚。其执行方法种类繁多，非常残酷和野蛮。例如，凌迟、车裂、腰斩、炮烙、剖腹、活埋、枭首，等等。从今天世界各国立法来看，保留死刑的国家占绝大多数，只有极少数的国家完全废除或部分废除死刑。而关于死刑存与废的争论，至今在世界范围内没有结束。

     掌握好生杀大权，“少杀、慎杀”是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从现阶段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治安状况和司法实践来看，我国尚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而且在一定的时期，还应发挥死刑的威慑、阻遏严重犯罪的作用，对于那些罪大恶极，严重危害国家、社会的犯罪分子不判处死刑，就不能打击犯罪，维护治安，伸张正义，平息民愤，就不能实现刑罚的目的，我国保留死刑是必须的。

     但是，同时必须明确，适用死刑是慎重严肃的事情。我国政府一直主张“少杀、慎杀”，防止错杀，反对多杀，严禁乱杀。保留死刑，但严格控制死刑，不崇拜死刑，这是党和国家一贯的刑事政策。毛泽东同志曾对死刑问题多次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论述。1948年他就指出：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主张多杀乱杀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1956年4月25日他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又详细地阐述了“杀、关、管、放”综合治理的思想，并进一步论证了“少杀、慎杀”的方针。为此，保留死刑，但必须坚持少杀、慎杀，一直是我国立法和司法实务中适用死刑的基本政策。

     事实上，为了确保“少杀、慎杀”，我国刑法从适用死刑的法定情节、犯罪主体、执行制度和特别核准程序上都作出严格的实质性限制。“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是刑法总则对死刑适用对象作出的实质性严格限制；“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这是从死刑的适用对象上进一步作出的限制性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这是对死刑执行制度上作出的限制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刑事诉讼法第199条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是从死刑的特别核准程序上作出的限制规定。所有这些，都为慎重适用死刑提供了法律保障。

     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为确保死刑案件的公正和慎重，在经过两审程序审理的基础上，针对死刑案件规定的一种特殊救济程序。为了适应严厉打击杀人、强奸、抢劫、爆炸、贩毒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犯罪分子的需要，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高法曾经依法下放死刑复核权，对于及时严厉惩治严重和现行刑事犯罪活动，震慑罪犯，保护人民，维护社会治安，促进经济发展，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应当看到，死刑核准权的大范围下放，也在程序上为死刑适用范围的扩大开了一个缺口，给司法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最终侵害罪犯生命权，并对社会产生危害。为此，2006年10月31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修改决定，自2007年1月1日起，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当然，严把罪犯的生杀关，也需要地方中级人民法院行使好第一审管辖权，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要以“操心劳神、食不甘味”的负责态度，依法严谨、理性地行使审判权，既不屈从任何压力，也不搞矛盾上交，严格死刑条件，严格诉讼程序，真正使每一起死刑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经得起历史、法律和人民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