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丛书(1)
日出东方
王先金 编著
第二章 青年毛泽东的革命活动(2)
杨昌济慧眼识英雄
章士钊三助毛泽东
章士钊(1881-1973)，湖南长沙人，字行严，笔名黄中黄、秋桐等。此人一生经历复杂曲折，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1924年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镇压学生爱国运动，曾造成“三一八惨案”，所办《甲寅周刊》反对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1935年至1936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法制委员会主席……
章士钊是近代著名政治和社会活动家、教育家、法学家。他一生阅历丰富，学识渊博，经历奇特，有过不少“独一无二”的创举。
章士钊第一个称孙文为“孙中山”。孙中山名文，号逸仙，辛亥革命前在日本曾化名“中山樵”。1903年，章士钊为了宣传孙中山，翻译编写了一本名为《大革命家孙逸仙》的小册子，书中他取“中山樵”化名中的“中山”（日本姓氏）二字，缀以孙先生之姓，称之为“孙中山”。从此孙中山的英名尽为人知，孙先生对此也表示认可。
1912年，章士钊自上海初抵北京，在老友杨度的带领下前往“公府”见到了赏识自己的大总统袁世凯。袁世凯也真够意思，竟让章士钊住进了自己在府外的家里。1913年3月20日晚，章士钊正在总统家里与袁世凯共进晚餐时，他在日本的旧友、国民党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暗杀的电报传来。袁世凯正是暗杀的主谋，便拿着电报叹道：“遁初（宋教仁的字）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章士钊听出了话外音，第二天即逃往上海。在上海的家中，他宴请了孙中山等人，鼎力促成各方共同讨袁。数月后，南方各省讨袁军的檄文即出自章士钊之笔。
章士钊又是中国政府首脑采用“执政”名称的首倡者。1924年，段祺瑞出掌北洋政府，请章士钊入阁任教育总长。章即建议段不称总理而称“执政”，被段祺瑞采纳。
早在南京陆师学堂当学生时，章士钊就认识了皖籍志士陈仲甫，第二年他又与陈在上海饿着肚子办报。他和陈不但不出门，连头也不洗，衣也不换了。终于有一天早晨，见到陈的衣服上星星一样繁多的虱子后，他忍不住惊呼起来！后来，他俩又一道在日本参与革命活动，而仲甫先生正是在他的《甲寅》上刊发文章时，首次启用了“独秀”的笔名。
而章士钊与李大钊的相识也很有意思。某天，《甲寅》收到一篇论文，章士钊读后，“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欧公，即宋代大家欧阳修。章士钊便写信请这位守常来见。从此，两人成了“从无间断”的好朋友。回国后，他把年轻的李大钊介绍到《晨报》当编辑和到北大当图书馆主任。章士钊的夫人吴弱男是李大钊女儿的干妈，而李大钊则是他儿子们的课外老师。
李大钊接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后，章士钊又将同窗好友杨昌济介绍来北大教伦理学，而杨昌济又把毛泽东介绍给了李大钊。
章士钊生活了90多岁，有60多年生活在白话文时代，但他一生之写作，大至著书立说，小至书信往来，凡书面文字全以文言行文，不写一句白话，即便是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学说巨著《柳文指要》，洋洋百余万言，仍旧句句文言，这在中国现代文化人中，极为罕见。
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章士钊给了他三次帮助。
这要从毛泽东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说起。毛泽东学习成绩出众，杨昌济教授十分喜欢这位为人朴实，勤奋好学的得意门生。
与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同一年，杨昌济从国外留学回来到第一师范教书，担任修身、教育和伦理学等课程。
杨昌济号怀中，世居长沙东乡板仓，所以当时又被称为板仓先生。他自幼喜欢读程、朱之学，留学日本和英国共九年。他在外国专心研究教育与哲学，探求作人的道理。归国时正逢辛亥革命，谭延闿想要他当教育司长，他拒绝了，他志愿选择到第一师范学校教书。
杨昌济来到教室里给学生上课。听讲的学生中有毛泽东、蔡和森和邓中夏等人。
杨昌济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两句诗：
强避桃源作大古，
欲栽大木柱长天。
这就是他不愿去做官，而要来教书的心意。
“破坏习惯我，实现理想我。”他对自己常说的这两句话，作了一番讲解。他又说：“子曰：三军可夺师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接着他又对学生们说：“意志之强者，对于己身，则能抑制情欲之横恣；对于社会，则能抵抗权势之压迫。道德者克己之连续，人生者不断之竞争。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
毛泽东、蔡和森等人非常专心听讲，聚精会神地作着笔记。
“临难毋苟免，见危授命，乃意志之强者，同于良心之强之状态也。古来殉道者，宁死而其志不可夺也；反对之者，但能残虐其身体，不能羁束其灵魂。其志事虽暂挫于一时，而前仆后继，世界卒大受其影响。”
“近世教育学者之说曰：人居于一社会，当为其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牺牲。虽然，牺牲己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不肯抛弃自己主义，即匹夫不可夺志之说也。”
杨先生讲到修身时又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成就也。余尝谓天才高者，其成就或反不如天才较低者之大，要视其坚忍之力如何耳……”
同学们正听得津津有味，下课铃声却响了。在走出教室门的时候，蔡和森对毛泽东说：
“润之，杨先生讲得真好！”
“是啊！”毛泽东点头说：“我们星期天上杨先生家去请教吧！”
“我一定去。”蔡和森说。
星期天，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等六位同学来到杨昌济先生家，还是杨开慧去开门，带他们进来的。那时，杨开慧还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她也站在旁边听父亲给他的学生讲学问，虽然有些话她一时还听不明白。她听到父亲在讲：
“凡办一事，须以全副精神注之，始能有成功而不至失败。人之精力有限，故任何事不可过多；任何事过多，则神散而力分，必至事事均办不好。凡人欲在社会建功立业者，宜深谋远虑，动之万全，不可孤行己意，不顾利害。凡办事有一定之顺序，吾人当按顺序，徐徐办去，终有成功之时。不可欲速，欲速则反迟矣……”他又举例说：王安石变法之失败，是由于先缺乏宣传，而孤于己意；谭嗣同谋慈禧之失败是由于没有做到深谋。
毛泽东深深地记住了杨先生的教导。后来他说过：“对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他的生活，后来和我有了极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有高尚道德性格的人。他很坚强地信仰他的伦理学，努力灌输一种做公正的、道德的、正义的而有益于社会的人的志愿给他的学生们。”
杨昌济也常对人说：“我有两个好学生，一个叫毛泽东，一个叫蔡和森，如果好好培养，将来一定是国家的栋梁。”
杨昌济1918年离开长沙，去北京大学教书。这年，25岁的毛泽东也从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
毛泽东完全有能力在长沙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可他不，这个热血青年离开长沙，也去了北京。
在北京期间，毛泽东进一步结识了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这时的杨开慧已长成一个大姑娘了。
杨开慧比毛泽东小８岁，长相漂亮，才华不凡。毛泽东经常与杨开慧来往，引起了杨昌济教授和一些朋友们的注意。杨教授对于女儿的婚事，还没有最后下决心。
有一天，杨昌济的乡友章士钊到杨教授家来作客。
宾主同坐在客厅里，这时杨开慧来沏茶。十八、九岁的杨开慧体态丰满，姿色动人。
待杨开慧离开客厅后，章士钊随口问道：“令爱是否许配人家？”
“……还……没……有”杨昌济吞吞吐吐地回答说，“有位叫毛泽东的青年与开慧现在有些往来。他原来是我的学生，就学识来说，是很不错的，就人品来说，也不错。可有位先生曾对我说；毛泽东行动举止与众不同，长长的头发，不修边幅，是个‘克星’，劝我不要将女儿许配与他。”
杨昌济曾写信向章士钊郑重介绍过毛泽东、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好友如此隆重地推出的人，已让章士钊格外留意。
毛泽东这个名字，章士钊也听其他一些同乡们和一些朋友谈论过，就是没有见到其人。“有机会，您是不是让我见见毛泽东？”章士钊问非所答地说。
不久，在章士钊举行的一次讲座上，有人告诉章士钊，毛泽东就坐在几排几号。
章士钊讲课时，目光老盯着毛泽东，只见他坐在人群中，比一般的学生高出半个头，长长的头发朝脑后梳去，露出宽宽的额头。听课时，他全神贯注，很少记笔记，偶尔记上几笔，写字的动作十分潇洒、利索，举止落落大方。章士钊心中暗喜。
讲座后，章士钊顾不得回宿舍，匆匆地来到杨昌济家里。
章士钊还来不及座下，就冲着杨昌济说：
“杨先生，您不要犹豫了，赶紧把小姐许配与毛泽东。毛泽东长相不凡，是一副帝王之相！”
很快，杨昌济同意了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婚事。
毛泽东大感不解地问杨开慧：“你父亲对我们的婚事原来总是不表态，这下怎么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杨开慧一五一十地把章士钊给毛泽东看相的经过告诉毛泽东。
毛泽东热血沸腾了！
杨昌济先生为了让一些青年人更多更快地学习革命真理，他向当时的政府提出一项建议，即从“庚子赔款”中取出些费用组织一批优秀青年到国外去学习。杨昌济写信给北洋政府的财政部长章士钊，章士钊同意了。
1919年10月，在毛泽东的组织下，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王若飞、蔡畅、郭春涛等一批青年同赴法国勤工俭学。行前，他们在长辛店办了留法预备班，由李大钊、杨昌济来讲课。
预备班结业时，宣布名单中却没有了毛泽东。一天晚上，郭春涛问起毛泽东为什么不去留法。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春涛，我们去一些人到法国，目的是学习革命。你们这一批去，以后还有第二批、第三批学习革命。但是，中国革命也要有人在中国扎根，扎根深了，如你们回来一结合，力量就大了，我就是准备在中国扎根的。”
1920年，毛泽东为这一批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的事，到了上海，那时，章士钊也在上海，毛泽东和蔡和森带着杨昌济的介绍信去找到章士钊，请他资助一笔钱。
当时湖南督军赵恒惕倡导联省自治，旅外湘人群起反对，赵恒惕寄给章士钊一笔款子，请他在同乡中代为疏通。他即从这笔款中拨出二千元资助这两位青年。
两千元，这可是一笔巨款。章士钊给了毛泽东一个是“精神鼓励”，一个是“物质援助”。
以币值计算，当时的二千银元，至少合解放后的人民币二万元。所以后来毛泽东说要偿还两万元债务。
1945年毛泽东达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时，曾与章士钊面晤。毛泽东提起1920年为解决留法勤工俭学的朋友们的旅差费向章求援之事，表示感激，章士钊听了非常感动。
谈判后期，有一天毛泽东会见章士钊，问他对谈判的看法。章士钊在手上写了一个“走”字，并小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其意思是说重庆乃虎狼之地，不可久留也。
毛泽东有恩必报。解放后，毛泽东三筹章士钊。
第一，是建国后对章士钊职务上的安排：章士钊曾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文史研究馆馆长。
毛泽东对章士钊的关照似乎超过了对任何外人。章老也清楚，只有毛泽东才能让他免遭灾祸，所以无论“五七反右”还是“六六文革”，大祸将临时，他总是秉笔上书“润公主席阁下”。而当年的毛润之也真的就对他网开一面，让周恩来妥善保护了他。
第二，是出版《柳文指要》。
《柳文指要》一书是章士钊用大半生的余暇时间研究柳宗元的文集，全书约一百万字。这部著作197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的唯一的一本紧排的繁体字的线装书。
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的郭沫若，看到新出版的《柳文指要》后，拄着拐棍来到了中华书局。
郭沫若问总编辑，为何章先生的著作出版的规格这么高，而他近些年出版的著作，都是些简装书。
总编辑请郭老先生坐下，然后给他沏了茶，才不慌不忙地从档案柜中拿出一封信来，双手递给郭沫若。
郭沫若戴上老花眼镜，一眼就认出了这封信是毛主席的手迹。毛主席对《柳文指要》的出版、发行，就连字体，怎么排法都写得清清楚楚。郭老沉住气把信看完后，拄着拐棍就走了。
第三，是向章士钊“还债”。
1949年3月，徐铸成、陈叔通、柳亚子、马寅初、叶圣陶、宋云彬一行二十余人由香港辗转到达已经解放的北平，被招待住进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二楼。不数日，南京和谈代表团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亦到达北平，准备参加和谈，下榻六国饭店三楼。
在六国饭店重逢的某天晚上，宋云彬约徐成铸一同登楼访晤章士钊，在欢谈中，章士钊谈及数月前任上海和谈代表赴石家与毛泽东谈话经过。章士钊说：“我初见毛主席时，毛主席忽莞尔对我笑道：‘行严先生，我们不是初交了。’我为之一怔，毛主席笑着说：‘记不记得曾有两个穷学生到上海登门求助，你即慷慨解囊。帮助了我们二千银元，我们即以一大部分解决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旅费问题，这两个穷学生，一个是蔡和森，一个就是我呀。”章士钊这才想起了1920年资助毛泽东的那件事。
1961年，我国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有一次，毛泽东对章士钊说：“共产党不会忘记为它做过好事的爱国人士。当初你支援留法勤工俭学的那笔贷款两万元(1920年的二千银元大约值当时人民币两万元，所以毛泽东说两万元)，是我经手借的，一部分分给了去欧洲的同志，一部分带回湖南开展革命活动。”
接着，毛泽东又诙谐地说：“现在有稿费可以‘还债’了。”
从这以后，每年旧历正月初二，毛泽东便派一名秘书送两千元人民币到章士钊家里。直到1971年整整十年。后停了一年，毛泽东发现后，又对左右的同志说：“这个钱不能停，还要还‘利息’呢！”
于是，1973年春节，一位秘书又给章士钊送去了两千元。
这时，章士钊住在医院里，接到这份“礼物”时，激动得双手发抖，对家人说：“主席想得真周到，他是要在经济上帮助我，怕我钱不够用。主席怕我好面子，不肯收，故意说是还钱，还利。其实这笔钱是从当时湖南督军赵恒惕给我的一笔活动经费中拿出的，我不过是尽了一份力罢了。”
周恩来对章士钊当年的关照也一直不忘。他不光能整段地背诵章士钊早年发表的诗，而且还对章含之（章士钊的养女）讲过当年在欧洲的一段往事：
章士钊第二次赴欧洲考察之际，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与周恩来在巴黎找到章士钊，托他将一部印刷机带给在德国的朱德。张申府曾在北大就读，为章士钊的学生。因法国当局已接到北京政府的通知，对这帮来自东方的热心于政治活动的青年格外留神，所以，这笔货运业务是不可能办理的。而章士钊身为中国要人，享有外交豁免权，他便顺手帮了中共一把，走前还留给青年共产党领袖们一千元钱。
毛泽东用名趣闻
毛泽东有好几个名字，“毛泽东”是其正名。从孩提时代到进入长沙一师读书，从参加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乃至去世时的讣告，都是使用这个名字。
毛泽东这个名字是按毛氏祖先早就排定的谱牒而取的。“泽”与“东”的组合在一起确实气魄宏阔，含义深远。
在长沙读书时，毛泽东发表过征友启事，落款是“二十八画生”，这是毛泽东三字繁体的笔画是二十八画。
“毛润之”是毛泽东的字，也是他早年常用的名字。1910年毛泽东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他在表上填的是：毛润之，韶山人，17岁。毛泽东在早期的书信和听课的《讲堂录》中，有时也使用“毛润之”或“润之”的名字。
毛泽东还有个“子任”的名字，那是在湘乡读书时，他看过一本叫《世界英雄豪杰传》的书，毛泽东当时对书的主人肖子璋说，中国也要有这样一些英雄豪杰人物，我们每个民族都要努力。不久，他就取了个“子任”这个名字，意思是以拯救中华民族为自己的崇高责任。
“毛石山”是毛泽东1922年在湖南从事革命活动时所用的化名。他为了掩反动当局的耳目，采用了由他母亲和外婆所取的“石山（石伢子）”这个名字。
1927年7月至10月间，毛泽东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到福建西部农村养病，曾用化名“杨引之”。这个时期，毛泽东受到党内错误势力的排挤，精神情绪欠佳。因而在他的灵魂深处引发出思念久别远方的爱妻杨开慧的思想感情。
在延安时，毛泽东给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老同学易礼容写信时，特地使用了“杨子任”的名字，后人分析其意深远。他不仅是为了故人免得因与他这个共产党领导人的关系而遭迫害，也表达了以拯救民族为已任的共勉，同时也表达了对已故妻子杨开慧和师长杨昌济先生的无限怀念的深情。
毛泽东还有一个“李得胜”的名字。1947年3月，蒋介石命胡宗南调集20万军队对延安发动重点进攻。毛泽东考虑到敌我双方力量的悬殊，高瞻远瞩，决定诱敌深入根据地，在运动中寻找机会歼灭敌人。当时，许多人对主动放弃延安想不通。毛泽东说，现在我们不能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暂时离开延安，是为了保存力量，将来解放延安。离开延安，可以得到延安；死守延安，就会失去延安，离开就会得胜，叫“离得胜”。后来，为了保密的需要，中央领导人都用化名，毛泽东就给自己取名为“李得胜”，“李”是“离”的谐音。
参阅资料
1.《毛主席的初期革命活动》李锐/文
2.《胡耀邦与真龙天子》何满宗/文《传奇集萃》（纪实文学专号）
(1989.10.24笔记 1997.05.09)
3.《“党外布尔什维克”郭春涛》天琪/文《作家文摘》1999.12.21
原载《世纪》1999.6期 (1999.12.24)
4.《章士钊谈资助毛泽东》徐成铸/文(《章行严这笔款子》)
《现代革命史资料》剪报(02) (2000.01.24)
5.《民国两兄弟：陈果夫与陈立夫》《作家文摘》2001.2.6
李海生、张 敏/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9出版 (2001.06.07)
6.《章士钊传奇人生趣拾》何兆基/文《文摘旬刊》2002.6.7
原载《周末》2002.5.24 (2002.06.14)
7.《龙之脉毛泽东与中国古代智慧》扬振之、田利军/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5 出版 (2003.09.03)
8.《毛泽东三兄弟之谜》《北岳风》1997年第11期 (2004.02.01)
9.《章士钊与时代巨擘的传奇交往》李洁/文《中国剪报》2005.2.18
原载《老年生活报》2005.2.7 (2006.02.04)
10.《毛泽东用名趣闻》蒋国平/文《文摘旬刊》2005.1.21
原载《人民政协报》2005.1.6 (2006.02.18)
11.《毛泽东历险故事》山齐/文《文摘旬刊》2007.4.13
原载《毛泽东历险纪实》山齐/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05.25)
12.《谁最早发现毛泽东有雄才大略》王朝柱/文《文摘旬刊》2010.4.9
原载《开国领袖毛泽东》王朝柱/著 (2010.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