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部张焕波博士
《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活动管理办法(暂行)》目前正在制定中。那么,国家层面的规范需要注意什么?就此,记者采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参与起草保定市《关于建设低碳城市的意见》及《保定市低碳城市发展规划刚要(2008-2020年)》的张焕波博士。
碳交易处于零星交易状态
中国能源报:有人说中国处于碳交易产业链的低端,在国际上中国没有碳交易定价权。您觉得中国碳交易的现状是什么?
张焕波:碳交易分好多种,比如说,发展中国家最早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参与的CDM就是一种碳交易。我们现在谈的碳交易还不是CDM部分,而是指在行业内或者区域内,在国内建立一个有买方和卖方的碳交易市场。
国内的碳交易市场分为几种,一种是在国家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企业自愿减排,目前主要是一些行业协会和交易所组织。有些企业有技术能力和资金,考虑到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采取自愿减排措施,有利于树立企业品牌形象,达到企业形象宣传的效果。 基本上来讲,国内的碳交易还只是一些零星的交易,目前的碳交易主要还是交易所在推动。
另一种是强制性减排交易市场。真正要发挥碳交易的作用,还需要强制性交易。强制性交易是指政府以法律法规或者政策推动,强制规定某些企业或者行业要减排多少碳的行为。传统的、能源消耗大的行业如电力、煤炭、有色、钢铁等因减排成本较大,需要政府强制。
中国能源报:您怎么评价中国的碳交易市场?
张焕波:现在看来,国际趋势促使企业减排。比如,在未来,一些外贸企业出口产品到欧美,对方可能会在意你的产品有没有低碳方面的认证,是否做了低碳方面的措施。如果没有,外方在选择商品时就会放弃。因此,说是自愿减排,实际上还是有动力和压力在里面。虽然国内碳交易市场交易量小,但未来碳交易规模会很大。现在亟需规范机制和监督,如果没有量化,会导致碳市场运作不透明。目前,许多地方看到碳交易的利益,纷纷上马搞碳交易所,我认为这种现象需要遏制。中国需要建立国家级碳交易平台,打破地方为利益各自为政的格局,要从国家战略角度推进碳交易平台建设。
一个项目一个标准
中国能源报:您刚才提到,碳交易市场存在不透明现象,会出现哪些不透明现象?
张焕波:比如一个企业的碳产品供给方说新上了什么技术,减低了多少二氧化碳,少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因为二氧化碳是有价值的,排放量可获取收益,不同标准算出的减排量是不一样的,收益差别很大。而且如果没有第三方监督,从卖方来讲,愿意卖更多的碳排放量;从交易所来说,也愿意碳交易量大,碳交易量大提取中间费用也多。目前还没有一套统一的标准,碳减排计算还比较混乱。如果有了碳交易的统一标准,从政府层面来讲,可以监管;从企业买卖双方来讲,公开透明;从国际来讲,也容易获得国际认可。
现在的零星的碳交易是非标准化的,一个项目一个标准。比如,奥运会、世博会和博鳌亚洲论坛等大型会议都会把减排当做时尚项目在做,但是到底减了多少碳、怎么减的二氧化碳,很多人不清楚。
如果没有国家层面强制性减排,自愿减排量占国家节能减排比重比较小。比如某家环交所2010年11月自愿减排交易项目挂牌36个,金额是1.8亿元。成交了30个项目,金额是1.1亿元。这家环交所虽然实现了我国最大的两个自愿减排的项目,但是每个项目才2万吨。
建立符合国情的碳交易市场
中国能源报:我国在建立碳交易市场时需要注意什么?
张焕波:在建立碳交易市场时需要注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四个不同:
一是我国发展经济体制与发达国家不同。发达国家大部分企业不是国有企业,都是民间的,而我国大部分高耗能的企业是国有企业。我国对国有企业的行政控制能力强,但是碳交易是市场机制,市场机制靠碳的价格信号调节,碳价格高了,多实施减排措施;碳价格低了,就少实施减排措施。如果在行政控制能力强的体制下,不排除国有企业的考核体制会与碳市场价格体制冲突。这需要政府在设计管理规范时考虑到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性。
二是区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节能减排义务上的不同。如果我们完全采用发达国家的碳交易模式,很容易把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的角色抹掉。我们一定要体现出我们在《京都议定书》的地位,一定要和发达国家碳交易区别开来。我们在建立碳交易和企业减排时,一定要得到发达国家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的支持。
三是碳减排目标的设定存在差异。我们提出“碳强度下降”的目标,发达国家是“碳排放总量下降”的目标。这样,在设计碳交易产品时,我们必须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包容性。
四是我们的产业结构和发达国家不同。例如,英国工业很少,碳排放主要集中在交通、建筑和消费领域。而我国要实施碳交易,会实实在在影响我们经济发展速度。因为我们的工业结构主要以制造业为主,一旦实施强制性碳减排,我国经济发展将受到很大的约束。现在国际上经常提中国是碳排放第一大国,好像我们负有多大的减排责任。事实上我们是世界工厂,全球制造业集中在中国。中国在为世界作贡献的同时,也承担了大量的碳排放,这是为全世界消费者制造产品而进行的排放,不应单单算在中国头上。此外,我们的碳交易基础条件比较弱,二氧化硫交易机制建立也没积累多少经验。在人才、技术、能力建设上还比较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