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的“酒令智昏”教训

丁启阵

有喜欢高晓松民谣音乐同时喜欢高晓松其人的网友，希望我说说对高晓松醉驾获刑一事的看法。

我以为，这是一个介于理智与情感之间的话题，把握分寸颇不容易，保持平衡相当困难：偏于理智，则戗了法律界人士的行，容易给人一个假正经装逼的印象；偏于情感，则难免遭正人君子的责怪。每次当我想要放松一下的时候，正人君子们总会天降神兵一般及时出现，要求我关注社会现实，关心国计民生。

事实上，本人也相当喜欢高晓松先生的校园民谣，欣赏高晓松先生的许多性情言行。在其醉驾事件见诸报道后，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为他感到惋惜，批评的意见晚于惋惜之念出现。看到他在事件发生后的一系列认错、道歉表现，包括：交通事故发生后没有逃逸，一直在现场等候，面对交警时一叠声的“对不起，是我错了”以及写下“对不起，永不酒驾”的字条，法庭上两次打断律师的辩护，表示自己完全认罪，出示“酒令智昏，以我为戒”的字条，等等，我甚至有些感动。对于法院判决的“顶格量刑”，我也觉得判重了，有失公平。

据说，高晓松先生在法庭上有如下一番自我陈述：

戴手铐脚镣坐在囚车里，向往车外的自由。我以前一直以为喝酒能给人自由，最后因为喝酒失去了自由，我在明知自己酒醉而且明知代驾在路上的情况下，自己驾车就是对自己的生命和对他人的生命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我感谢司法部门和大家对我的教育。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意外，是我长期以来浮躁自负的结果。我愿意首先做一个守法的公民，争取做一个遵纪守法的艺术工作者。我愿意终身做义工，宣传酒驾危害。希望我的事能警示所有喝酒的朋友，对我的家人以及社会致以我最诚挚的歉意。

我相信，高晓松先生的悔悟和承诺是真心的，诚恳的。不过，对于其中“我以前一直以为喝酒能给人自由，最后因为喝酒失去了自由”这一句话，我保留自己的看法。我不反对酒驾入刑，也不赞成任何酗酒行为。但是，我同时认为，也不能全盘否定酒的积极作用。酒对于文化艺术尤其是诗歌艺术，曾经有过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我曾经在文章里写过“唐诗宋词，就是酒缸里浸泡出来的灵性”的话。这个观点，我至今未变，今后大约也不会改变。高晓松先生之所以失去半年的自由，不是因为饮酒，而是因为醉酒后驾车。倘若他不驾车去跟可能饮酒的朋友聚餐，饮酒之后耐心等待代驾的到来，他不会成为“酒驾被拘第一名人”，也不会有机会“戴手铐脚镣坐在囚车里，向往车外的自由”。

想想古代那些在酒精刺激下，创作出了许多美妙作品，留下了令人难忘的饮酒形象的众多诗人、艺术家，阮籍、嵇康、陶渊明、贺知章、李白、张旭（草书艺术家）、杜甫、苏轼、李清照……我们实在是应该对这种兼有兴奋和麻醉作用的液体，肃然起敬，怀有感激之情。

不过，当今的人们，当今的艺术家，需要记住两点：一、酒犹水，太多了也是会溺死人的；二、上文列举的历代诗人艺术家，最多骑个毛驴，骑个马，没有一个是会开汽车的。古时候的诗人，酒后骑马的不少，但伤害到他人的，未见记载。我所知道的事故故事，都只是危及诗人本人。例如，贺知章的从马背上跌进水井，杜甫有诗句云“知章骑马如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孟浩然的因为要跟朋友饮酒，没能及时赶去跟一位有意向朝廷举荐自己的达官会面，失去了一次很好的仕进机会；李白的酒后狂放，得罪了皇帝身边的红人高力士，致使自己被放逐还山，断送了政治前途；杜甫晚年在白帝城酒后逞能，驰骋下坡，结果，摔落马下，卧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床。

知名导演陆川先生希望高晓松能利用六个月的拘役时间，把存在脑子里的故事写出两三个剧本；我则希望高晓松先生在里边这段时间，能静心反思，彻底理清饮酒、驾车、危害三者之间的关系。出来之后，酒不妨继续喝，但务必做到“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倘若高晓松从此之后不再饮酒，我会对他有点失望。我认为，艺术家不应该落入“一旦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俗套。

                                                          2011-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