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有院吗？

             沈东子

许多年前我曾与人就文学院展开激辩，说这种地方培养的不是作家，是写手。对方不但上过文学院，还当过班长呢，当然要为这块招牌辩护。我的观点很明确，看看苏联就知道，现代史上的苏联大作家，没一个是从高尔基文学院出来的，作家的创作跟文学院无关，倒是跟牢房有关，要么坐过牢，比如索尔仁尼琴；要么死在牢里，比如曼杰尔斯塔姆；要么经常去探监，比如阿赫玛托娃，她嫁给了诗人古米廖夫，古被当做反革命枪决，她自然成了反革命太太，惟一的儿子受父母牵连，坐了二十多年牢，有将近一年半时间，她几乎天天去列宁格勒监狱外排队，等着给儿子送吃的。

“一天队伍中有人认出了我。我身后是一个女人，嘴唇冻得发青，她以前不曾听说过我的名字。她从大家都已习惯的漠然中猛然醒过来，小声问我（那里所有人都小声说话）：‘您会写这些吗？’我说：‘会。’于是她的脸上掠过一丝悄然的微笑。”那女人为什么微笑呢？因为她知道她没有白白站在这里，有人会为这段历史作见证。阿赫玛托娃没有食言，她写下了《安魂曲》十四首，献给她两任冤死的丈夫，死于流放的妹妹玛丽娅，还有无数她在彼得堡车站目送远去的同道好友。上面那段话摘自她的《安魂曲》自序。

文学院为什么难培养作家呢？因为它的设立首先是行政的需要，而不是文学的需要，既然从属于行政，文学就只能做小三，你可以写不痛不痒的东西，若不从，就不供养你。文学有知己，没有院。院是人多的地方，而创作是隐性的行为，一个人可能是木匠，医生或流浪汉，暗地下却在写着最瑰丽的诗篇，何时开始何时结束都不能确定，那种诗意的写作过程，连神都要嫉妒。作家如果能像制造鞋匠那样制造出来，那要改名叫写匠了。一个人若是文思泉涌汪洋恣肆，不会想到进文学院，若是江郎才尽，进文学院也喝不到甘霖。

美国也有类似文学院的地方，不过他们不叫文学院，叫作家工作室，比如爱荷华大学的作家工作室，在美国文学圈就很有点名气，主持人叫保罗·安格尔，也就是华裔女作家聂华苓的丈夫，工作室后来面向全球，因为聂的关系，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不少中国大陆作家都去过爱荷华。

并非所有去过爱荷华的作家都喜欢爱荷华，雷蒙德·卡佛回忆说，呆在那里与其说是写作，不如说是酗酒，他与另一个大作家约翰·契佛在那里呆过一年，终日与酒为伴，别说文思泉涌，连泡泡都没有。契佛后来进了戒酒所，卡佛则又喝了三年差点喝死，两个佛都成了酒鬼。卡佛写过一篇小说《养孔雀的女人》，这个女人的原型叫奥康纳，是他的前辈爱荷华校友，后来隐居乡下与一百多只孔雀为伴。奥康纳也不喜欢爱荷华，她讨厌那些激烈的争论，认为争论损害感觉，她崇尚灵魂的精致与敏感，宁可独自去公园看浣熊。

当年年轻气盛，辩论总想分个高下，没想过给别人台阶下，结果自然不欢而散。现在是什么也不会说了，若有人问我对文学院怎么看，我会说今天天气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