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波兰改革的血雨腥风
陈敏昭
（三门峡行政学院社会管理教研部 472000）
波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是在二战后的废墟上（1946年）在苏联人的大包大揽的强制下建立起来的。显然，这种外来的、强制的输入式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与波兰的传统文化（在波兰流行了数百年贵族民主制，这种制度有两根支柱，一个“自由选王制”，国王由贵族选举，凡不是贵族就没有民主权力；另一个“自由否决权”，只要有一个议员反对，这项议案就不能通过）是格格不入的，也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自由，民主，平等）相背离的，一开始就遭到波兰明智之士的反对，反对者被苏联扶持的傀儡执政者陆续投入监狱。但是，地狱之火愈燃愈烈。仅仅十年，改革（1956年）就被迫开始了。领导改革的就是被投入监狱的前波兰共产党（即后来的波兰工人党）领导人之一哥穆尔卡。
哥穆尔卡·维斯瓦夫（1905-1982），1905年2月出生于热舒夫省克罗诺附近的比亚沃布热加村的石油工人家庭，16岁就参加青年社会主义运动，1926年参加波兰共产党，同年被捕，1932年在领导罗兹纺织工人罢工中，腿部被警察打伤致残，再次被捕入狱，两年后获释，即到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回国后在西里西亚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38年，波兰共产党被第三国际解散后，参与组建波兰工人党，并担任总书记，领导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斗争。1947年9月他反对在苏联操控下成立波兰工人党情报局，因而违抗了苏联意志，在斯大林授命下，以犯“民族主义偏向”的错误于1948 年9月被免去总书记职位，12月被排除出政治局，1949年1月免去行政职务，11月被开除党籍，1951年7月与妻子一起被逮捕，投入苏联监狱。斯大林死后，1954年底获释。
当时的波兰，来自民众方面的改革要求有力地冲击着旧的政治秩序，其激烈程度已经使旧的统治方式到了无法持续的地步；到了1956年夏天，这场危机终于演变成一场流血的动乱。6月，波兰西部工业城市波兹南的斯大林机车厂的工人，在要求增加工资、减少税收的经济要求被厂方和地方当局拒绝后，便委派了30名代表前往华沙，直接向机械工业部部长呼吁。在华沙，工人的要求同样没有得到重视。于是代表们强硬的表示，如果工人提出的这些问题不能在月底前得到解决，工人将举行罢工！但是官僚习气严重并且反动的部长回答是：“如果你们上街的话，你们将遇到坦克！”消息传回波兹南，还没有等30名乘火车返回的代表回到波兹南，愤怒的一万六千名工人便放下工作向市中心出发，举行和平示威。在向市中心行进的途中，不少群众加入游行队伍，示威者增加到十万人。开始，示威是有秩序进行的。来到市政府广场，示威群众派出一个代表团要求市政当局接见。但是，依仗苏联撑腰的当局拒绝与群众沟通。此时，在本来已经愤怒的群众中有了这样的传闻：30名去华沙的代表已被公安部门逮捕了！示威群众的情绪开始骚动，一些激烈的口号出现在人群中：“打倒秘密警察！”“我们要面包和自由！”“俄国佬滚回去！”“释放政治犯！”理智失去了。请愿变成了骚乱、动乱，一些人袭击市政府，一些人开始攻打监狱。于是警察向群众开了枪，工人从民兵武器库夺得武器，将汽车推翻作为街垒与警察展开了枪战。华沙政府派来了坦克和保安部队围攻群众。这一天，有54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另有300多人被捕。波兰工人第一次领教了来自所谓的自己政权的血腥杀戮。悲剧发生的当天，反动政府发表公报说：“敌人的特务分子今天挑起街头的骚动，这次动乱是一次广泛的、精心准备的挑衅和颠覆活动，它的肇事者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第二天，政府总理发表了强硬的广播讲话：“我们可以明白的告诉每一个胆敢举手反对人民政权的挑拨分子或神经失常的人，他们的手将被砍断。”尽管有如此残酷的镇压和如此强硬的警告，波兰政府并没有消除社会危机，反而使自己陷入了更深刻的政权危机——对发生这个悲剧的责任追究，使波兰工人党上层领导产生了分歧，并迫使它进行检讨、承担责任。波兰工人阶级是以流血、死亡为代价才迫使波兰工人党作出了对领导人的重新选择的。这次选择的结果是，哥穆尔卡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
哥穆尔卡重返政坛后，接受了党和人民的重托，决定担负起这付连那些终生以追逐权力为己任的人都不敢承担的历史重负。对个人的冤屈，他没有过多的计较，只是平静而严肃的问了一句：“你们保证今后不会再把共产党人投入监狱吗？”哥穆尔卡没有辜负历史的厚望，他带领波兰领导人首先击败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10月19日，波兰工人党中央二届八中全会召开，全会提名哥穆尔卡为波兰工人党第一书记候选人，同时接受了政治局12名委员、3名候补委员向全会提出的集体辞职。就在全会准备产生新的政治局时，会议主持人突然宣布了苏联共产党代表团飞抵华沙的消息，建议全会暂时休会，立即组成波兰工人党代表团去机场迎接苏共代表团并进行谈判。苏共代表团是由赫鲁晓夫率领的。这是一个阵容庞大的代表团，它包括了苏联党、政、军各界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华沙条约司令科涅夫元帅、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还有10位陆军上将。赫鲁晓夫当时是非常愤怒的，这有两层原因：一是因为波兰工人党竟然没有得到苏联的批准就要对党的最高领导作如此重大的改变；二是他曾给波兰工人党发过一封电报，说他愿意作为一个客人参加波兰工人党八中全会，但被波兰工人党拒绝了。这个庞大的代表团不是波兰工人党邀请的，他们只是在启程之后，才致电波兰，说苏共代表团正在飞赴华沙途中。这些不速之客飞抵华沙时，机场指挥塔还没有接到让这架飞机降落的命令。飞机在华沙上空盘旋了将近一个小时，一直到飞行员声称“油已耗尽”才被波兰方面允许着陆。走下舷梯的赫鲁晓夫就对前来迎接的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咆哮起来：“我们为这个国家流过我们的血，而现在，他们却试图把它出卖给美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这办不到，绝对办不到！”迎接他的波兰人中有一位对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我提醒你，你是在波兰领土上说话；而且我们比你们流了更多的血！”赫鲁晓夫直瞪瞪地盯着这个敢于冒犯他的男人，问道：“他是谁？”“我是哥穆尔卡，我曾经被你们在监狱里关了三年。”赫鲁晓夫仍然不愿意和哥穆尔卡说话。又问别人：“他在这里干什么？”赫鲁晓夫得到的回答是：“他来这里，是因为我们决定选他为波兰工人党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要求将他的代表团直接送到正在召开的波兰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会场。哥穆尔卡坚决拒绝赫鲁晓夫参加他们的全会。为了使这个波兰工人党新领导人就范，赫鲁晓夫一面与波兰工人党领导人会谈，企图影响波兰工人党全会的组织和政治路线，同时调动了三个纵队的坦克部队向华沙挺进。哥穆尔卡没有在武力讹诈下退让。他镇定而严厉地告诉赫鲁晓夫：“除非军队马上撤离，否则我们要马上离开这里。我要通过电台向人民讲话，通知他们波兰所面临的局势！”
波兰群众还是知道了苏联对波兰内政的干预，他们自动地聚集在双方领导人会谈的贝尔凡尔宫外，声援哥穆尔卡及波兰代表团；华沙地区16个大型企业的工人还自动组成民兵队伍，严密监视苏军进入华沙的动向，准备在发生武装干涉时进行抵抗。不可一世的赫鲁晓夫妥协了。他看出哥穆尔卡、以及他身后的波兰民族是有勇气对抗到底的。苏、波两党的会谈几乎持续了一整夜，第二天，当赫鲁晓夫带着他的代表团灰溜溜地离开波兰时，他已经学会非常友好的与哥穆尔卡交谈了。弱小的波兰依靠哥穆尔卡的巨大政治魄力战胜了强大的苏联。哥穆尔卡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和毫不动摇的政治信念赢得了赫鲁晓夫的承认和尊重。
哥穆尔卡做的第二件事情是为刚刚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彻底平反，这表明哥穆尔卡确实是一位具有社会良心和政治魄力的政治伟人。他在平反大会上讲道：“当波兹南工人走向街头的时候，他们不是反对人民波兰，不是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反对的是那些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中广泛滋生并深深触动了他们的邪恶和腐败。他们反对的是对他们的理想——社会主义原则的歪曲。”在这次全会上，哥穆尔卡还把是否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官僚主义作为一个政权好坏的标志。他说：“失去了工人阶级的信任就是丧失执政权力的理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治理国家，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坏政府，因为它必然要依靠官僚主义，必然要依靠破坏法制和暴力。要是行使权力的特权和这种受崇拜的权力落到一个心胸狭窄的人手里、落到只会机械地执行命令的人手里，或者落到腐败的野心家的手里，那就更糟了。这些人将会轻率地、然而是有效地为埋葬社会主义挖掘坟墓。”哥穆尔卡对官僚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工人阶级政治权力的热烈呼唤，在当时是何等的真切！
苏共代表团离开波兰后，八中全会继续召开。哥穆尔卡发表了一个长达六个半小时的讲话，对原政治体制中的弊端进行了尖锐地批评。他说：我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官僚主义之上的，建筑在违反法制的做法之上，建筑在暴力之上的”；哥穆尔卡指出“民主化道路是建设最好形式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在这次向全国广播直播的讲话中，哥穆尔卡全面地阐述了他的改革思想；并在全会以后的政治实践中推行了自己的政治改革：
首先批判个人崇拜，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核实政治恐怖时代的政治罪恶并给受害者平反昭雪。哥穆尔卡要求“这个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应当最后结束波兰版贝利亚主义在党内、国内的活动”；
其次，加强同农民党和民主党的合作，成立了三党中央委员会。哥穆尔卡强调“波兰的政治领导权不是由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在1956年12月15日合并）单独来执行的”；
其三，哥穆尔卡将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视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保证，他对党严重的脱离劳动人民行了尖锐地批评。他说：“没有工人阶级的支持，我们每个人事实上除了自己外谁也代表不了。”因此，哥穆尔卡在此次全会上提出建立“工人委员会”，实行工人自治，以制止企业的官僚主义。哥穆尔卡说：“工人委员会是这样一种机构：工人阶级通过它直接地参加国民经济的管理。”他要求为“工人委员会”的权限立法：“工人委员会以集体的名义管理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这些权限包括：制订企业计划，确定企业发展方向；监督企业行政领导，对企业活动作出评价；参与企业分配计划的制定；规定劳动定额，确定工资等级和企业的奖罚制度；工人委员会由企业职工直接选举产生，等等。即使在今天，扩大工人阶级在政治、经济事物中的权限，也不失为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问题；
其四，削弱中央集权，扩大国企的自主权；
最重要的改革是，哥穆尔卡将权力中心从庞大的官僚行政机构，转移到被称为“橡皮图章”的议会，使议会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在政治上真正得到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地位。为此，哥穆尔卡对国会议员的选举进行了重大改革：实行全国普选，候选人可以超过当选议员的50%，实行差额选举。哥穆尔卡说：“选举应该使人民作出选择而不仅仅是投票。”1957年初，举行了以各党派为竞选单位的国家第二届议会选举。在这次有一千六百多万选民参加的大选中，投票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农民党、民主党和无党派人士在458名国会议员中，获得220个席位，几乎接近半数；统一农民党（1949年11月由原来的农民党和波兰农民党合并而成。该党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地位，是波兰统一工人党联合执政体制的主要成员党）领袖还被选为议会议长。将权力重心向议会转移，而议员又通过全民普选产生，这是国家政治权力社会化的重要步骤，因此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说，这种扩大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的改革，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前提。
哥穆尔卡不仅有进行政治改革的魄力，还具有深受人民爱戴的人格魅力。哥穆尔卡思维清晰，具有演讲天赋，善于把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打动人们的心弦，唤起人们的理智。在他的一次演讲后，聚精会神地倾听的人们一时静默，瞬间，人们自发的爆发，高呼着他的名字：“维-斯-瓦-夫！”“维-斯-瓦-夫！”还有一次，在数万人的集会上，哥穆尔卡演讲结束后，几万人的会场一片沉静。突然间，群众中有一个人放声唱起了在家庭的节日里用来祝福亲人的歌曲《祝他长命百岁》，瞬间，许多声音加入进来，歌声越来越大，几万个声音汇成一片，这表明人民对他的衷心爱戴，人们将他看作自己的兄弟、朋友，看作是他们的亲人；
哥穆尔卡谦虚、朴素、真实，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即使已经当上了最高领导人，他还是不愿意要一大堆侍从和仆人。在旅途中，他会在火车上、飞机上打开公文包，拿出他的夫人索菲亚给他准备的夹肉面包，就着开水把它吃掉。
在哥穆尔卡执政的头两年里，他的政绩是令人振奋的、突出的：限制了安全警察的权力；放宽了书、报检查；停止了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对天主教采取了温和态度；对国家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讨论；要求在党内建立民主机构；要求把中央控制的经济体制改变为企业自治；要求发展一种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等。
这些改革被波兰人民和媒体称为“十月里的春天”。 这是靠领袖的明智和个人力量而取得了巨大社会进步的典范。然而，当社会的变革完全依赖于领袖的明智、当制度的运转依赖于领袖的个人权力时，领袖和社会的悲剧就同时开始了。
哥穆尔卡的改革只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当被他本人释放出来的民主力量最终危及到波兰工人党的领导地位时，哥穆尔卡动摇了，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待工人委员会的态度上：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工人委员会开始与工厂的行政领导、继而与波兰工人党和中央行政机关的矛盾便尖锐起来。于是要求限制工人委员会权限的呼声也随之而起。在内外压力下哥穆尔卡妥协了，对保护工人委员会权益的法律作出重大修改：将工人委员会改为“工人自治代表会议”，工人自治代表会议由工人委员会、工会委员会和党组织的三方代表组成；同时将其的权力局限在“协调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的关系“上；仅仅两年时间，哥穆尔卡曾经积极抵制的官僚主义便在各级政权机构中复活了，国家的政治民主生活又重新趋于凋零。改革停顿下来了，因为哥穆尔卡 “害怕党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1958年，官僚主义又重新得到了巩固，一切民主化措施停止了，精神生活重新受到禁锢”；依靠反对苏联强权赢得声誉的哥穆尔卡后来却转而支持和响应来自莫斯科的任何指示；反对匈牙利的改革，并支持前苏联对匈牙利政治领导人纳吉处以绞刑；对当时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进行攻击，并要求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军事干预，等等。
哥穆尔卡的蜕变，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国内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和反抗；国际上，则是匈牙利事件后苏联加强对东欧的控制，使整个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全面倒退所至。但是历史表明：悲剧的是历史性的。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民的政治要求，更多的还只是争取领导者的政治许诺，以及寄希望于领导者的善意和明智；社会在得到了国家的一些政治让步之后，便放弃了对权力的警惕和监督；波兰人民在等了二十多年之后才认识到，将政治家的承诺和改革中取得的民主权力迅速的法律化，并拼死捍卫这些法律的权威性和一贯性是多么重要！
在哥穆尔卡个人方面，这个错误却是这类制度的最高领导人必然要走的路：当整个政权的各级官员都对领袖的权力表示出绝对的屈从和绝对的赞美时，他不再可能对自己运用权力的正确性和合法性保持谨慎态度和检讨精神了！哥穆尔卡很快就相信了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会，是波兰甚至是世界希有的人才，因此他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坚持用手中的权力为波兰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作出决定。哥穆尔卡的权力开始绝对化，他要求人们绝对服从，并习惯于倾听颂扬之声，任何不同的声音听起来都是那么刺耳和不和谐，习惯于人们的唯唯诺诺和惟命是从。
在50年代，哥穆尔卡和波兰人民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一切的进步都是依靠领袖的个人权力取得的。他们没有认识到，政治权力社会化虽然走出第一步，但距得到宪法的保证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他们没有注意到，在削弱警察力量和官僚主义机构的同时，领袖的个人权力却加强了。
权力对哥穆尔卡的彻底毁灭是在14年后的1970年所发生的“十二月悲剧”。1970年12月13日，波兰工人党机关报刊登了部长会议关于改变一系列商品价格的决议。这个决议宣布，将肉和肉制品提高17％，面粉10％，食油33％。决议还对价格调整作了详细的、理由充分的说明，并宣布对电视机、电冰箱、人造纺织品、食品罐头等商品降价8-40％。为了配合政府行动，这一天的波兰工人党机关报《人民论坛报》报道了拉多姆地区举行“铸造工人节”的庆祝活动，刊登了大会写给哥穆尔卡的效忠信：“书记同志，我们向您作出保证，久经考验的铸造工人将全力以赴地贯彻党和政府提出的纲领。”非常遗憾的是，政府相关部门没能准确的感受到在这种表面的、由大会组织者和新闻部门编撰的豪言壮语背后，所隐藏着的不满和危机。波兰工人对政府鼓励他们把更多的钱化在降了价的冰箱、电视机上表示不满。他们有自己的一笔帐：他们无需经常买电视机，却要每天买食品。一般工人用在食品上的开支本来就占45%以上；眼前又恰恰是圣诞节前夕。就凭选这么一个时刻调价，就能证明政府对劳动人民的关心是多么虚伪；当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替工人算了另一笔帐：这次涨价，政府将从人民的钱包里拿走二亿多美元。尽管工人被说服过，说这些钱是用来减轻政府不堪负担的食品津贴的，说这些食品按西方的标准是非常低廉的。但波兰工人却认为，这类津贴早就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了，所以他们的劳动收入才比西方工人低得多。再说，既然国家遇到了危机，为什么从来没有向工人阶级报告过？（恰恰相反，他们以往听到的全是辉煌成就）这次要工人作出牺牲，也没有事先跟他们商量一下，工人阶级还是国家的主人吗？
1970年12月14日，星期一，这是宣布决议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在格坦斯克列宁造船厂的一群工人，上午离开了工作单位，来到厂部办公楼前，对商品涨价表示了抗议。厂方当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满不在乎，因为他们对食品涨价是不负任何责任的。工人决定向格坦斯克省委进军，他们越出了厂门。罢工者变成了示威者。示威工人唱起了国际歌和波兰国歌。唱这样的歌不犯法，他们有权唱。当示威工人的队伍走到省委大楼时，已经扩大到一万多人。他们高呼口号：“我们要面包，不要电视机！”“我们要求增加工资和发表意见的权力！”“我们是工人，不是流氓！”
然而，工人没有得到他们所要求的；甚至没有得到一次那怕是不成功的对话。他们被警告说：立即离开现场！紧接着，他们面对的是一道由武装警察组成的警戒线。工人们唱着国际歌，迎着高压水龙的冲击前进着。格坦斯克的12月是滴水成冰的季节。第二道防线是鸣叫着的警车和数百名头戴钢盔、手提警棍的警察，以及整齐地排列在大街上的坦克车队。军队和警察还真敢下手，他们见人就打。工人们赤手空拳，从地上捡来石头砖块进行绝望地反击。不久，枪声响起来了，坦克朝着手无寸铁的工人碾压了过来：有数十名工人被坦克和子弹夺去了生命，一千多工人负伤，鲜血流了一地。这是哥穆尔卡上任之初的“波兹南事件”的重演。而开枪的命令是曾经深受人民爱戴的哥穆尔卡下达的！人民曾经为得到了这样的领袖而激动得流过眼泪；14年后，他却让人民流出了鲜血！工人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以为哥穆尔卡会象14年前那样听听他们的意见；哥穆尔卡同样也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以为他有权用坦克来教训自己的人民！但是，哥穆尔卡并没有在鲜血面前惊醒，相反，他竟然理直气壮地训斥工人：“波兰工人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生活得更好，因此他们没有理由不满意。”正如所有的权力拥有者认为的那样，“牺牲者的痛苦是忘恩负义”。
“十二月悲剧”之后，哥穆尔卡采取了进一步的镇压措施，逮捕了罢工委员会全体成员；开除造船厂全体工人，并对职工进行甄别，等等。
同1956年“波兹南事件”一样，不到一周的时间，哥穆尔卡就因对“十二月悲剧”承担责任而下台。继任者盖莱克在就任第一书记的当天晚上，就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说最近一周发生的悲剧深深地震惊了整个波兰，说这次事件“沉痛地提醒我们一个真理，党必须始终保持同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密切联系，而不能失掉同劳动人民的共同语言”。
2011年5月16日星期一，三门峡上阳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