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二手奥拓背后的玄机

　　4月1日，一辆非常普通的二手奥拓的标价从最初的2万元出头，一路上涨到5万、8万，最高时被叫卖到10万元，可谓天价！这不是愚人节的玩笑，而是发生在北京某二手车交易市场真实的一幕。标价同时上涨的，还有其他1万多辆二手车。这批二手车惟一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在去年12月24日前进行过备案。
　　导致这种乱象出现的“元凶”，是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在此前一天发布的一个通知。3月31日，两部门发布了《关于登记审核合格库存二手小客车办理交易手续的通知》，允许上述近1.2万辆二手车上市交易。最重要的一点是，《通知》中并没有给这批二手车的购买者设定任何限定条件。换言之，购买这批二手车的用户不需要参与摇号就可以拥有自己的汽车，这是这一点使它们的“身价”飙升，并在4月1日引发了一场闹剧。
　　在反思这场闹剧的时候，将责任归结为二手车经销商囤积居奇、商业道德缺失是错误的。笔者以为，这场闹剧很好地证明了“看不见的手”的存在，即在市场经济环节中，供求关系可以因被政府干预而扭曲，但依旧可以通过价格机制自行调节。
　　随着保有量的高速增加，北京在国内率先进入汽车社会，不过它是以堵车这样一种粗暴的方式让人牢记。堵车，是汽车社会的负外部效应之一。正是由于这种负外部效应的存在，使社会的资源配置达不到最优水平，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下降；而城市规划、公交体制等配套体系未能同步发展，放大了这种负外部效应。
　　公共经济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在负外部效应出现后，政府可以3种传统方法应对：管制、庇古税、补贴。这3种方式都可以有效地限制或减少汽车出行，达到治理拥堵的效果，只是成本不同，见效速度也不尽相同。
　　就汽车社会这个具体问题而言，“管制”就是像北京市政府那样，禁止人们自行购车，只允许符合条件的人购买，并强制性要求每周少开一天车；“庇古税”是对那些有负外部效应的活动征税，使其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等，伦敦等市对进入城区的汽车征收拥堵费的做法就属于征收庇古税；“补贴”是由政府提供补贴，鼓励人们不开车或少开车。
　　面对日益恶化的交通状况，北京市政府选择了经济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方法：用行政手段进行管制，控制机动车总量的增长。这种作法是否使整个社会的福利增加了，目前尚不得而知。但很明显，它扭曲了北京市的车辆供求关系。
　　此外，在去年年底出台限购措施后，北京市相关部门一直没有对上述1.2万辆二手车的“前途”给出明确说法，也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3月25日，北京市第三轮摇号后，人们发现中签率已降至不足5%，而且还有进一步降低的趋势。对被摇中不确定性的恐惧，使更多的人转向二手车市场，加剧了备案二手车供需失衡。
　　在这种情况下，不受管制的二手车出现标价暴涨实属正常。这与二手车经销商的商业道德无关，而与价格机制有关，与公共政策的选择有关。
　　“天价”二手车的案例给各级政府敲响了警钟：在市场经济体系基本建立，市场经济意识深入人心的今天，政府出台各种公共政策之前需慎重。政策制定者的思想不能再停留在简单地应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运行的老套路上，而是要充分考虑不同参与者的利益诉求，力求某一项政策都能实现帕累托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