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低落和学术失范
        谢泳：我国一些著名的学府，近几年将陆续迎来自己的百年校庆。去年，是上海交通大学的百年校庆；今年，是浙江大学的百年校庆；明年，是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这意味着，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已经出现一个世纪了。从上个世纪末举办新式学堂，到1905年废除科举，再到民国年间形成完备的大学，可以说，大学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同步的，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与成长是同步的。

        丁东：因此，校庆活动也应该是具有深沉的文化内涵的活动。但是，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的人并不多。我们今天不妨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高增德：近十几年来，我的关注点一直在中国现代学术史方面。谈论百年校庆，我马上想到中国学界的道德水准和人格水准。想到这里，我也就不由得悲从中来。北大教授王瑶先生是80年代末去世的。去世前，他反复表达过两个想法，一是强调重新研究清华学派，二是认为我们的人文学科一代不如一代。这是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对造成这种状况的客观因素，比如科学精神如何失落，现在是反思的时候了。

        谢：说到科学精神，我觉得，中国的知识界在抗日战争以前，就已经形成。钱穆认为，由于战争，这种精神中断了。其实，这种精神的中断，不在当时，而在以后。前两年。一些留学归来的青年学者疾呼，重建学术规范。为什么一个常识层面的问题，能够引起整个学术界的共鸣和关注，显然，是这方面出了问题。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语言学界揭露了某教授抄袭外国同行的事；在南极问题研究上，也出现了某学者的专著几乎完全照抄国外同行的事；最近，《光明日报》又披露了某大学教授因妙袭被取消资格的事；更严重的是《自然辩证法通讯》揭露的某著名大学一个生物研究室的6名科研人员联手抄袭国外同行的科研成果。如果说，个人的抄袭行为，属于学者的私德出了问题，那么一个课题组联手作弊，就不光是几个人的私德问题了，而是要思考学界的精神导向是不是出了毛病。

      高：学术规范化的讨论后来未能深入下去，恐怕是因为过去只关注学术规范的技术层面，而没有通过技术层面进入人格层面。我国的学术界，是从“舆论一律”的排他性环境中走过来的，是在为政治服务的阴影中走过来的。当时的百家争鸣，是以排斥异端为前提的，很难说有多大的学术天地。现在的问题是，旧的阴影还没有走出，铺天盖地的商潮又卷过来，学术还没有摆脱充当政治附庸的尴尬，又要沦为功名利禄的奴隶。学术界出现抄袭、剽窃的现象，只不过是学术失范中最突出的例子。这些现象是比较容易识别、比较容易激起公愤的。但还有大量的失范现象，人们已经习以为常。我只举两例：那些以各级官员领衔主编，大小文人尾随其后，动用财政或其它公款制造的包装华丽的文字垃圾还少么?还有那些没有学术心得，为了评职称而拼凑的所谓论文还少么?原因要从整个知识界的文化精神上去找。没有人格规范，何来学术规范?如果大环境中，知识界失去了人格追求和道德自律，没有了做人的底线，那么出什么洋相也不足为怪了。

      谢：最近，我写了一篇论文，题为，《魁阁·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研究费孝通先生抗战期间在云南呈贡县和同伴们做社会学实地调查的情况。“魁阁”是当时人们对他们这个研究群体的亲切称呼。当时费孝通不过30岁出头，领导一群青年，做出许多成绩。有一件事情颇让人感动。1943年，费先生到美国去，亲自把他的学生张子毅、史国衡的学术成果译成英文，介绍给国际学术界，这样的事情，今天的教授做得到吗?

      高：1988年，费孝通在“已故燕京、西南联大社会学教授学术成就研讨会”上有一个讲话，他说：“我从燕京、清华这几位老师所学的不仅是做学问这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做人这一方面。”费老晚年在教育问题上，还是把如何做人放在第一位。百年校庆，与其耗费很多钱财制造热闹，倒不如消化一下前辈学者的思想财富。前辈知识分子当年所抱有的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曾经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和嘲笑，现在20世纪快结束了，国家重提“科教兴国”的口号，我们还不应该认真总结一下前辈知识分子的文化遗产么?

      两种精神的断裂

        丁：我接触了一些校庆活动，发觉这些活动共同的特色是过于功利化，实用主义色彩太强，有的学校的校庆干脆搞成了与官员、企业家和海外朋友拉关系的公关活动。校友里面有一些人当了领导干部，或者当了企业家，本来是好事，他们如果能够在校庆之际，给母校送来一些实惠，也是应该的。但是，现在虽然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学校总该有一些不同于企业的地方。学校的庆典应该不同于企业的庆典，应该有一些精神性的追求。

        谢：百年校庆，庆什么，让人们感受什么，怀念什么?的确是值得追问的话题。我认为，校庆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纪念那些倡导和培育过学校精神的校长。说到大学校长，我首先想到的是蔡元培和梅贻琦两位先生。蔡先生的思想这几年得到了人们较高的评价，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他倡导的“兼容并包”是我国现代大学教育最宝贵的遗产之。比如蔡仲德教授就提出，“整个五四，从思想意义上，身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才是主帅，而陈独秀、胡适是先锋。早在陈独秀办《青年》前3年，蔡元培就已开始宣传民主、科学原则，且始终贯彻，从不动摇；担任教育总长时提出超越正常政治而独立、使教育对象发展能力完成人格、使中国现代教育奠定基础；改造北京大学，使之由官僚养成所变为中国现代文化发源地和中国民主摇篮；创建并领导中央研究院，改变封建时代忽视科研的状况，网罗全国各学科一流人才，为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奠定了基础；他主张以人权、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为价值标淮，以公开而受监督、为全民谋福利、保障个人自由、促进个性发展为原则，以教育为途径，以社会改良、和平渐进为方法，他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意义，他才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奠基人。但近半个世纪以来，对蔡元培，表面上是尊祟的，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他的地位和作用。以他为代表的思想，在历次兴无灭资运动中，实际上是批判对象。今天有必要重新认识和估价蔡元培，让他的思想在今后的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对蔡先生的思想，虽然认识的深度有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一直没有中断。而梅先生的教育思想，似乎从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高：关于蔡先生和梅先生，我是这样看的。蔡先生在北大开创的风气，已经被称为北大风格。但蔡先生是清朝翰林，北大是从传统学堂转向现代大学的。在北大，旧与新有一个转化的过程。而清华是由留美预备学校直接变为大学的，两校历史不同，风格也有异。我一直在想，王瑶先生离开清华不是去了别处，而是去了北大，可为什么终生都在怀念自己的清华时代呢?看来，梅贻琦担任校长时的清华，确有许多值得回味的地方。去年，研究梅贻琦的专家黄延复和研究潘光旦的专家吕文浩曾提出一个观点，说蔡先生的思想到了梅先生那里有了发展，我是很赞成的。仅举一例：五四之前，蔡先生为《公言报》写的《答林琴南书》中，阐发了他的“兼容并包”思想，其中有这样的话；“嫖、赌、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押狭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但到了梅先生那里，却十分强调教师的道德修养。用潘光旦的话说，就是人格分不出公私。能分出公私的，无非是纯粹的办事一项。“做师表者的责任，决不仅仅在灌输一些智识，而在自己整个人格，和盘托出，做人家的榜样。”他还说：“我一向认为教育的效能，教人做人总是第一，教人有一种专业还是余事。”甚至说，“教育是养成人格的事业。”

      丁：蔡先生和梅先生所处的时代毕竟不一样。蔡先生也不是没有是非，他所处的时代，掌握现代学术的师资太少，所以没有条件计较教员的私德，辜鸿铭主张纳妄，也得让他登上北大讲台。因为别无选择。梅先生毕竞晚了一代，中国的人才多了，就应该提出更高的人格要求。但这种要求，与蔡先生倡导的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一点也不矛盾。可惜，清华到50年代院系调整以后，也不得不放弃了美式通才教育，纳入苏式专业教育轨道，变成了单纯的工科院校。人格培养就更提不上日程了。

        谢：前两年，人们对清华有两个说法，一是清华园里不读书；二是清华出大官而不出大学者。这个结果是怎么造成的，我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但人们既然有这样的说法，总是有感而发。至少这不能算是清华精神。我想，清华精神应当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就可以迫寻到一种将传统资源和现代精神融为一体的创造性。他们不是将西方文化割裂开来，先分出好坏，再决定弃取，而是在融合过程中，自觉扬弃，是一种对现代文明无保留吸纳的自由风度。40多年前，当清华被调整成工科院校时，许多老清华人最担心的不是行政上的具体变化，而是一种精神的失落。当年的清华，也不是没出过大官，但在清华同人中，做大学问比做大官更受尊重，这就是清华精神。

        在偏重经济的时代，人们可能更看重专业技能。但从长远看，人的精神气质和人格水准，与整个民族文明的提升更为重要。因此，我强调应当珍视老清华的传统。

        丁：一种风格或一种精神，要概括反而会失去它的丰富性，不如用心去体会和感悟。前些时候，我妻子邢小群去于光远家采访。于老有一段话意味深长。他说，“我觉得，20世纪人类文明方面有两大成就，一是自然科学和技术，二是现代市场经济文化。人文科学、人文精神方面是个薄弱环节，包括文学、历史、道德、哲学等等。从这一点看，将20世纪同19世纪相比，未见得比19世纪高明。我们现在的文明，应该能够适应它的基础，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不是说，20世纪精神文明没有成就，其实也是有很多创造的，但是没有达到像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高度。所以，我奇希望于21世纪，在人文科学、人文精神方面有很大的进步。”于老正好也是清华出身。现在能够这样宏观地提出问题的人太少了。我们从北大、清华的教育传统，说到中国现代教育的百年历程，看来值得反思的问题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