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一直是一个重要话题，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今天甚至已经成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一个核心话题。当阿拉伯世界发生剧烈动荡和巨变之际，我采访法国国际问题专家弗朗索瓦·杰雷，就阿拉伯世界巨变的性质(民主还是伊斯兰化)、民主在西方出现的危机和全球古老文明在复兴过程中对民主的创新等问题，对民主从观念到实践进行了深入讨论。
杰雷是法国地缘政治历史学家，曾在法国和美国学习和研究国际关系，并曾担任法国国防部技术顾问，并担任法国国防与外交研究所所长。目前他自己创办并领导“法国战略分析研究所”，同时兼任“法国国防高级研究所”专员和法国巴黎第三大学战略问题研究所所长，曾出版专著十多种。
去年他撰写出版了《伊朗：处于危机之中》一书。杰雷多次访问中国，认为世界未来十几年，中国将占据一个核心地位，并对中国未来发展和走向持乐观态度。他不但不认可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相反提出“历史复兴论”，认为阿拉伯世界巨变，和中国的崛起一样，正在使民主出现新的活力。
郑若麟(以下简称郑)：中东和北非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正在发生巨变。在全球报道中，出现得最多的一个字眼，就是“民主”。有的分析认为这是继苏联东欧之后，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浪潮”，民主正在“战胜”伊斯兰；而另有意见则认为恰恰相反，这场“民主革命”的实质是“伊斯兰革命”。你的看法如何？
杰雷(以下简称杰)：我感觉很难—甚至很危险—将一种旨在构成公民社会运转的政治形态：“民主”，与一种宗教意识形态—不管它是过激的还是温和的—对立起来。
在中东，既存在神权政治国家(伊朗、沙特阿拉伯等)，也存在世俗的非民主国家(阿尔及利亚等)，还存在着混合体的、非常特殊且别出心裁的国体，即君主、世俗和宗教共存的国家(如摩洛哥、约旦和土耳其)。
民主概念曾有过两种形式的质变：第一种与某种共产主义理念关联，导向类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今天已经消失的东德，而朝鲜民主共和国则还存在。还有如刚果民主共和国)之类的国家。同类的还有用“人民民主”字眼的国家，其内涵包括了斯大林概念中的阶级斗争含义。
第二种则与一种现象有关：西方民主建立在17至18世纪发表的一系列文件的基础上，包括英国的“人身保护法”、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和美国奠基者的“宪法”。尽管出现种种甚至相当严重的问题，但其基本原则从未改变：即多党制、舆论与信仰自由、尤其是新闻和媒体自由，以及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法律保障机会均等。提及这些是为了论述民主是一种理想，而在实践之中，民主理想是非常脆弱的。尊重民主是一项永恒的斗争。
与美、英等国稳定的国家政体相比，法国提供的是一个反证。自1789年人权宣言到1793年的“恐怖时期”，接着又发生拿破仑政变、1830至1871年的内战，直到1958年戴高乐将军在几乎因阿尔及利亚殖民地问题而爆发内战和政变的氛围中重返政坛，法国政体几乎一直在变。
中东民众起义首先提出的是自由的概念。这一要求与经济和社会诸求密切相关：即求职的自由、避免贪腐的自由等等。因此，这一自由概念主要与尊重基本人权相关联：就业、职业生涯、能够建立平等的升职社会等。这就是近年来提出的“个人安全”的概念。
郑：也就是说，阿拉伯世界民众起义实际上与民主没有实质、内在、直接的联系，而更多的是追求个人的自由与权利？确实，无论是突尼斯还是埃及，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都是这场巨变的直接诱因，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令社会无法接受的地步。
问题是，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是否能够为这种经济问题提供一个直接的解决方案？你是法国并不多见的比较清醒的专家。你认为，现在到了对西方代议制民主进行重新审视、思考和调整的时候了，因为民主同样面临危机。你这么说的理由是什么？是什么因素促使你这么思考？所谓“民主赤字”究竟是什么？
杰：“民主赤字”指的是在当选政府和全体公民之间日益扩大、发展的鸿沟而导致的一场深刻危机。二战后，美国成为一个样版。这既与自由有关，但更多的却与吸引了寻找更好的生活的数百万移民的“美国生活方式”有关。
但美国对民主价值的垄断并未被多数欧洲国家所接受，批评声不绝于耳。如果不是出于更强大和更富有的话，美国凭什么权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将民主和自由的概念据为己有并强加于人？美国新保守主义派及其欧洲的仿效者使得这种抗议声更为强烈，因为他们给人以“把民主强加给他人，包括使用武力和其他多种压力”的印象。因此，民主价值本身并没有被质疑，但因使用不当，特别是在中东地区因入侵伊拉克、虐囚、随意拘押以及阿布—格拉伊布监狱丑闻和关塔那摩等事件，导致民主遭到批评。
欧盟也代表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民主实验室。但欧盟本身也未能逃脱出现违反民主原则的现象发生：如决策过程的不透明、官僚机构的迟钝、缺乏民众代表性……如果说昨天这类与民主原则相悖的矛盾现象还被公众所接受的话，今天在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危机孕育出一种不安情绪，因而民众要求在重返遵循民主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来进行调整、修正民主。但如何调整、修正，人们并不知道。所以民主正处于危机之中。在欧盟各国，人们普遍听到这种抱怨：“布鲁塞尔不听我们的意见。”
郑：也就是说，民主的说服力实际上在于是否能够为民众带来更美好的生活？欧洲的民主确实是在战后经济飞速发展的“光荣三十年”期间得到进一步完善的。而当今天欧洲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民主赤字”就出现了。事实上一些政治学专家认为，当投票率大幅下降至50%以下时，民主就出现信任危机。欧洲议会2004年的选举，在法、德等国就不到45%，在英、荷等国甚至徘徊在30%上下，而波兰只有20%。
法国地方选举也存在着同样问题。惟一尚能保持高投票率的是各国总统大选。但近三十年来投票率也在持续下降中。有专家认为，当弃权率超过70%甚至80%时，当选总统就将失去合法性。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杰：早就存在将所谓“真实国家”与“选举国家”区分开来的说法。将两者对立起来、有时还提及“沉默的大多数”，并将任何人们想说的话都扣到他们头上，则是一种偏差[1]。我倒是认为，除了投票率外，西方各国政府面临一个新的“民主病”：永无间歇的民意调查，它使任何政权都只能从短期利益着眼，而失去了对战略目标的引导。在某些国家还要加上全民公决的使用。当全民公决使用过滥的时候，将会使当选政府失去信誉。这一切都解释了为什么今天西方政治如此脆弱的原因。这也使公民迷失方向，公民的日常生活应该得到尊重，但它们不应该支配国家的政策。
政治生活的完全透明，如维基泄密网小组所主张的那样，肯定不是一个好的答案。在传统外交实践中，包括国家机密，有时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有益的，比如双方正在进行的和平谈判，然而今天则必须适应公众知情权的需求。这已经成为一种义务。
不透明和对信息的保留已经成为一种专制的同义辞。但这种扭曲的公众知情权所起到的效果却更为糟糕，往往成为国家故意传递假消息的源泉。这种现象又进一步加深了民主的危机。
不过西方国家目前还有自我改革的能力，以便在信息时代找到自己得以重新思考民主的源泉。在这些源泉中，要重提“契约”概念(参见约翰·洛克和让—雅克·卢梭的著作即知)，即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契约关系，以及双方对对方所承担的“义务”的概念。国家为公民社团进行统治，保证他们安全与富裕；反之，公民从个人责任出发，接受某种通过法律所限定的对他们的限制。
民主深刻地扎根于个人自由和普遍自由的概念之中。但自由不是所谓可以做任何符合其个人利益甚至其爱好的事。因此我们应该回到1789年对自由做出限定的基本原则：“自由就是可以做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
郑：丘吉尔有一句名言，将民主称为“最坏的政治体制……如果排除所有其他体制的话”。如果我们不得不在“最坏”和“更坏”之间做出选择，人类还有何希望？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不论是“民主的”还是“伊斯兰的”，或是“伊斯兰民主”的，它到底是在证明“历史确实正在走向终结”，还是展示了一个新的更好的民主时代的开始？人类有没有可能创造出比代议制民主更好的政治体制？中国人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寻求复兴之路。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中国是否能够创出一个自己的民主模式？还是最终中国只能遵循西方的模式走向“历史的终结”？
杰：欧美大西洋两岸并没有对“民主”的专利权。每个国家都有权根据其传统和文化，同时亦承认普遍共存的、即某种人类的共同遗产，并在此基础上，自己制定“自己的民主”。在这里我们需要通过辩证法来重新思考个别与普遍性的必要。这样才能使我们克服“文明冲突”的陷阱。穆斯林世界所痛苦的，就是尚未制定与其传统文化相符的特有的民主。我远不认为“历史正在终结”，相反，我认为我们正在目睹“历史的复兴”，在信息时代，一批非常古老的文明，如中国，正在重新找到它们在工业时代失去的力量，以及使古老文明重放光芒的能力。
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受到西方模式的诱惑，就如同一些商人受到自由资本主义吸引一样。今天人们看到了西方民主模式的局限和缺陷。我坚信中国将一步一步——事实上也只能是缓慢、渐进地——在根据自己的文化、地区的差异和某些中国人率先认可和推广的普世价值，在设计着中国自己的民主模式。我认为在未来几年内，女性将在中国社会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已经出现这种迹象。这将大大改变中国。这一切都是从孙中山奠定“三民主义”的基础而开始的。有朝一日，我希望能够写一本“论中国的民主”，就像托克维尔在1838年撰写的《论美国的民主》那样……
注：[1]即在一个国家中，登记选民人数所代表的国家，与实际投票所代表的国家之间的区别。前者人数当然要远远超过后者。当投票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如50%时，那么参与投票的人数可能将不到全国人口(即选民、没有选举权的公民和自动放弃登记的人的总和)的四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