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药家鑫案一审判决看“法律是民意的强力延伸”

文/孙玉良

    法律与道德，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人提出“依法治国”，有人提出“以德治国”，好象两者之间是对立的关系，依法治国的是“法治国家”，“以德治国”的是人治国家，其中“人治”尊奉孔子的儒教为师，“法治”则延承商鞅的衣钵。现在的国家领导人，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评判“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为谁都有理，统统采用。

    轰动全国的药家鑫案，一审判药家鑫死刑，万民欢呼。我不知道法院受没受到民意的影响，这到底是法治的胜利呢，还是人治的胜利？

   信奉法治的人士，认为“司法审判不能被民意所左右”，司法应该是独立的。他们尤其担忧舆论的介入过深，极有可能损害司法的独立性。药家鑫案件，法院发放了500份问卷选择性了解民意，更加深了这种担心。中国是事实上还没有司法独立的国家，所谓“民意”，常常是“官意”，因为群众象“墙头上的草”，有时眼睛是雪亮的，有时就“不明真相”容易被鼓动、被利用，从而影响司法的独立性。

    我倒认为，情况并不是这样子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不矛盾。法律是怎么定出来的？换句话说谁有权力定法？无疑是全国人大，因为全国人大是全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而全国人大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的，代表民意。所以，人大定出来的法律，应是民意的延伸，因为法律的严肃性，它应该是民意的强力延伸，具有铁腕的执行性。

    道德是什么？道德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起判断行为正当与否作用。他与法律的作用是一样的，起着惩恶扬善的作用。从这方面说，道德代表着最广泛的民意，也是大家应该共同遵守的东西。所以也可以说，法律是道德的延伸，法律条文应根据道德准则而规定，只不过是不严重者适用于道德谴责，严重者适用法律惩治罢了。

    所以，每一条法律条文的制定，都应该反映最广泛的民意，而且是反映本国最广泛的民意。每一个国家有每一个国家的国情民风，外国的习惯不见得被本国国民接受，这是由国情决定的。比如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废除了死刑，但中国就不适用，就不被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接受。药家鑫撞人后又持刀杀人，这样的人渣不让他死，明显违反了中国的民意，人民不会答应，因为他们信奉“对恶的容忍就是对善的犯罪”，东郭先生不应该救那只狼，农夫也不应该救那只毒蛇。每一宗案件的判决，应该既维护法律的尊严，又深得民心，反映民意，维护这个国家的道德传统。

    将最广泛的民意形成的道德用条文规定出来，违反者施以不同的惩治措施，就是法律。有的国家法律健全，无非是这样的条文定得细，执行严罢了。久而久之，法律成了人人自觉遵守的规范，就自发地从人治国家过度到法治国家。我们的国家，之所以还没有真正过度到法治国家，还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因为有的条文欠缺，还没有定出来；有的条文反映的不是民意而是一小撮利益集团的意愿，最广大的人民被代表了；是因为执法过程中执法不严，不是受最广大的民意影响，而是受一小撮利益集团的影响。三权分立，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在我们国家还没有实现。哪级法院也得接受同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不听不行，不听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的饭碗也有可能被端，所以司法总有上级相关部门的影子并不见怪，“授意执行”取代了“依法执行”。

    所以，药家鑫案判决以后，有评论家对“人民群众拍手称快”大放厥词，说这是悲剧而不是喜剧，不应该的。我不敢苟同这种观点，中国因为腐败严重，强势集团干涉司法的事屡屡发生，“我爸是李刚”的比爹现象成为常态，难得哪个判决因为执行的好而大快人心。药案反映了民意，群众拍拍手鼓鼓掌，反映的是他们渴望正义得到伸张的心情，同时也反映了这个社会虽然肮脏但正在进步，有什么不好的？将法律与道德故意对立起来，一定是一种不怀好意的恶意行为，孙玉良认为：道德与法律，处于同一条线上，如果法律不能伸张正义，失了民心，违反了最基本的道德准则，仅代表个别人用钱或权“烧”出来的利益，那这个条文就应该废除，就应该修正。宪法还修正了几回回呢，不就是为了一步步顺应时代发展需要，顺应民心民意吗？得民心者得天下，古人都知道的理儿，当代人怎么会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