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大约九时三刻，我与妻子一道，刚出院子大门，就碰见了长长的迎亲车队。我和妻子不约而同，潜意识开启“开门见喜，大吉大利”心态！

　　不知道是谁在结婚，他们是谁家的孩子？有如此气派，真不简单！此情此景，不由得使人想起以前我们结婚时的情形。

　　那天一大早，媳妇一人骑自行车，从在龙首村的娘家，直接到了新房所在的建国路。前一天晚上，我住在已经布置好的新房里，等媳妇赶到时，我好像刚刚起床。之后，在西安工作的几位同学陆续赶来，然后媳妇和我工作单位的领导、同事，以及岳母、岳父、妻姐、妻妹相继到来。新房与媳妇工作单位一墙之隔。媳妇的同事帮忙简单装点了单位的会议室，在此举行结婚仪式。婚礼非常简单，整个结婚仪式不到半个小时。我和媳妇提前准备了瓜子、花生、水果糖，用以招待参加婚礼人。婚礼总共花费68元。后来，一位参加了婚礼的领导，与我当面开玩笑，说我结婚时用没有炒熟的花生招待客人，压根就没想着让大家吃！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小伙。我以为，结婚是自己的事情，自己用心去处理就行了，不必劳师动众，麻烦别人。我与媳妇早就领了结婚证，但举行婚礼的事情却一再摇摆。一开始，我们嫌麻烦，商量的意见是，不正式举行结婚仪式。回到老家蒲石村过春节，给老家的亲戚说，在西安举办过婚礼了。然后再回到西安，再给西安的亲朋说，在老家蒲石举办过婚礼了。这样，两头都交代了，我们也轻松，不费周折。我们把这个想法告诉岳母后，她没有答应。她说：“不铺张是对的，但结婚是一件大事，不光是两个人的事情，得给大家有个说法，无论如何要有一个正式的结婚仪式。这样也有一个值得终生纪念的日子。在60年代初期，那么困难，我和你爸还在学校的教室举行了正式的结婚仪式。”我曾经与岳母在同一办公室工作，在结婚前我把岳母叫“王老师”。“王老师”在我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她的话我全听。我的婚礼就是按照“王老师”的意思办的。

　　结婚那个时候，我大学毕业还不满三年，满打满算，手头积攒2000元，不可能置齐结婚所需“几大件”。我的家在农村，当时父亲已过古稀之年，母亲也已六十多岁了。就这样，父母还是拿出开办小卖部时积攒的200元。大姐送上一床被子，二姐送上100元钱，哥哥嫂嫂日子紧吧，送上网套一类物件。媳妇的娘家经济条件要好一些，用电视、冰箱做嫁妆。那个时候，没有自己的房子。结婚的新房是媳妇单位刚建成一排平房中的一间，大约有18-20平米。我与媳妇精心选购了家具，再加上精心布置，新房还算不错，引来不少羡慕的眼光。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婚礼，似乎是过于简单了。这与什么觉悟无关，实在是因为有许多实际情况。要说是“形势所迫，大势所趋”一点也不为过。就像“王老师”说的，结婚“不光是两个人的事情”。在我结婚之前，我的姨姨、姐姐、嫂嫂等曾先后向我父母表示，等到我结婚的时候，要到西安去“开洋荤”，体验城市人婚礼，逛逛大城市风景。父母双亲虽没有明说，但我知道他们一定也想到西安参加我的婚礼。在那个物质和服务短缺的年代，我没有能力满足他们的愿望，他们也没有能力支撑自己的愿望，这不能不说已成为永久的遗憾。此后，一些亲戚中的长辈，对我没能满足他们的愿望颇有看法、颇有意见，在我父亲那里发牢骚，说我“嫌贫爱富”，看不起“乡下穷人”。他们不知道“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不仅是他们，还有我。现在情况好了，偶尔妻子也唠叨：我们的婚礼太简单了！我心里想，实在可惜，这个事情不能重复。如果能够重复，要是现在举行结婚仪式，肯定比过去隆重许多。而这，只能是虚构、是假设了。

　　仔细想想，还是“王老师”说得对：结婚“不光是两个人的事情”。现在，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婚礼有的隆重，有的简朴。原因虽然多种多样，但大体上都与一对新人双方父母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有关。富裕家庭孩子的婚礼排场豪华，豪门婚礼更加奢华，其花销完全由父母埋单。贫穷家庭孩子的婚礼简单朴素，其花销还多由一对新人自己埋单。婚礼的场面，折射出一对新人及其父母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主导婚礼场面的力量，往往不是一对新人，而是双方父母。婚礼的前台是一对新人，后台则是双方父母。双方父母发出的婚宴请柬数量比一对新人更多。总体上来说，农村人是穷人，一没钱二没社会地位。所以，大部分简朴的婚礼都与农村人有关。要么一对新人的家都在农村，要么至少一方家在农村。

　　在父母那里，与一对新人一起成长的，还有精心培育的社会关系。现在的社会，子女少、亲戚少，但因社会流动性增强，职业转换加速，朋友圈迅速膨胀，社会关系网路越来越庞杂，除同乡、同学、同事等传统的结亲交友模式外，跨单位、跨社区、跨行业、跨区域的结亲交友越来越多，网络交友也已经成为时尚。城乡差别，不仅体现在收入差别、财富差别上，更深刻体现在社会关系的差别上。在传统农业社会，农村家庭子女多、亲戚多，且因缺乏社会流动性，结亲交友圈子小，朋友数量少，社会关系简单。这些差异，无一例外地反映在婚礼上。

　　从来就没有“免费的婚礼”。在婚礼“后台”主人的心里，一定会有个“婚礼账簿”，包括婚礼支出项目和婚礼收入项目两大部分。毫无疑问，在计划之中的婚礼规模与亲朋数量相关联，婚礼规格与社会地位相关联，婚礼支出预算与婚礼收入预算相关联。“婚礼账簿”即就是没有正式书面的，也一定有一个心照不宣、内心盘算的“心灵帐户”。这种账簿的底线是收支大体平衡，略有结余。据此，在邀请参加婚礼人员名单上就得费心思，有讲究。尤其是可邀请可不邀请、可来可不来，“两可”之间的那些外围亲朋，令婚礼“后台”主人颇费思量，有心不邀请，怕人当面抱怨，有心邀请，又怕当天不来，如何才能既不伤面子又不伤里子？

　　父母多年精心培育的社会关系，在子女婚礼时候被“量化”为“礼金”、“礼包”。举办婚礼，必设“礼部”，登记收受礼金、礼包。子女结婚时，必然有朋友联系朋友，“凑份子”，送“礼金”是人之常情。“凑份子”就是“合得来”的几个人按照统一标准出钱，凑在一起委托一个热心人代大家统一办理。“份子”大小，“与时俱进”，“与人俱进”。我结婚的那个年代，凑份子礼金每人2元，领导5-10元，个别关系密切的则单独送30-50元的物件，礼金礼物折合现金500-1000元。现在，凑份子礼金大都在100-200元，关系密切的500元，更好一点也可送1000元、2000元，礼金礼物折合现金5-10万元，这是大家认可的“普通行情”。当然，也有的送得更多，那就不一定是“礼金”了，不排除其他意思被隐含其中，如此婚礼收入则不可估算。

　　春节过后的一个时期，至少不下5次接到电话，被告知某某人的孩子结婚，或者是老人不在了，问我行不行“份子”？遇到这种状况，无论关系远近亲疏，我的回答一概是：一定得行！当然得行！这是“必须的”。并顺势委托打电话的人先行“垫资”。“份子”大小与打电话的人一样。所以如此，因为能够打电话过来说这件事，就说明打电话的人肯定认为，你有必要凑这个份子！凑这个份子，就是凑个脸面，凑个人气。脸面可以膨胀。能够打电话给你的人，其内心也愿意为你代劳，凑上这个份子。在这里面，无形之中，脸面被传递、被拓展、被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