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011年4月13日新华网报道，截止2010年底全国有留守儿童5800万，而《拿什么来爱你，我的孩子》作者之一阮梅对1190人留守儿童做的问卷调查显示，近60％的留守孩子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这些孩子就像被遗忘的花朵苦苦等待着父母的关爱。

留守儿童杰杰，男孩，十一岁，读初一。

梳得顺溜溜的头发，拉得齐整整的衣服边，白白净净的手脸，不时露出羞涩的笑模样。看得出来，他特别在意自己在他人面前的形象。只是他的笑，却总让人看到一股揪痛人心的忧郁。他与作者的对话如下：

“父母出门五六年了，现在习惯了吧？”

“不习惯，以后也不得习惯，我天天盼他们回来……”

“我想回我自己的家，在伯父家里，我老是想哭，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个儿小，有时候同学就欺负我… …我心里有自卑感，虽然我知道个儿小不是自卑的理由，但父母不在家里，眼泪总是容易流出来……”

“我住在伯父家，堂兄经常欺负我，很多事情就我一人做，有时候连写作业的时间都没有。有话不想跟伯父说，想跟爸妈说。心里总有要哭的感觉……”

“还有、还有，回家以后，看不到爸爸妈妈，听不到爸爸妈妈的声音，心里总觉得空。我想父母能够在家，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妈妈能够进来看看我，爸爸摸摸我的头……这样才像一家人的样子……”

上课铃声响了，杰杰还是没有说完他想要说的话。离开作者的时候，他走几步一回头，在他最后一次回过头去时，他抹去了脸上的泪水。“我想要一个家，一个自己的家。左手牵爸爸，右手牵妈妈。”男孩杰杰留在调查表上“最大的愿望”一栏里的留下了这句话。

留守儿童小君，女孩，十三岁，初一。

小君的家，在山坳间，周围全是秃秃的山。走近她的家，远远听见老人的咳嗽声。厨房里，黑咕隆咚，小君正在用柴火煮饭。灶台上，有她给奶奶煎好的中药。相比普通的孩子，小君要显得木讷、消瘦得多。小小年纪，脸色灰暗，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

小君的父母外出打工已五年，一年回家一趟。父亲有三弟兄，家庭经济状况都不是太好。奶奶常年卧病在床，有老年痴呆症，听力与视力都不行。奶奶病中的艰难岁月，就靠父亲三兄弟轮流供养。轮到小君家时，因父母没在家，就由小君照料。小君说，每年有四个月，她都这样过：早晨五点起床做早餐、煨药，中午买菜回家做饭，晚上回家做饭、洗衣、熬药。做完这些事情，就到十点了，然后开始写作业，作业经常写不完。

有奶奶在时，因为照顾奶奶，小君身心憔悴，而奶奶不在时，小君晚上就守着空荡荡的家，孤单无助。2007年，小君因患抑郁症，休学了。

留守儿童小刚，男孩十三岁，初二。

小刚母亲早丧，在父亲外出打工后，寄居在奶奶家。因两次向奶奶讨要交给学校的生活费无果，几次打电话给父亲又都无人接听，便来到母亲坟前痛哭。最后回到自己破败的家，用砖块把门锁砸开，喝农药而亡。事发三天后，已多日不见孙子的奶奶才想起去寻找。第四天，奶奶推开她已一年没开过的儿媳的门，才在孙子原先睡过的床下找到孙子的尸体。当时尸体横卧在一床破棉絮上，面部表情狰狞，双目圆睁，整个头脸、手、脚正被无数苍蝇叮咬，其景惨不忍睹。远在他乡的孩子父亲接到噩耗，当场昏死过去。

以上几个惨痛的案例在中国的留守儿童中数不胜数，时至今日，依然有亿万的农民工每年舍家离子，进城打工。

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课题组2004年8月对安徽、河南、湖北、四川等中西部十个省区115个自然村的留守儿童状况调查，“大多数父母与留守子女的电话联系频率不足1次/月”。在接受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访问的父母中，60%半个月或一个月与孩子联系一次，10%平时根本不联系，只在过年过节时回家看看。而电话里谈话的内容仅局限于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和身体健康，孩子内心的孤独、焦虑与渴望一般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拿什么来爱你，我的孩子》作者之一孙云晓研究员认为，心理疾病的形成往往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对于留守儿童其监护人或学校的老师要具备一定的心理健康知识，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状况，及时发现孩子的异常表现，找出孩子异常行为背后的原因，对症下药，及时解决，避免留守儿童成为抑郁症的多发群体。

留守儿童的父母应该保持与孩子的情感沟通，这种情感沟通最好保持在每周一次以上，除了关心学习成绩和身体健康外，更要询问孩子的情绪状况，让孩子感受到父母对他的爱和关注。

政府对于单独进城的农民工除了要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之外，也应该加强对他们进行家庭教育和孩子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和培训，增加他们对自己留守孩子的了解和重视，提高他们与孩子沟通交流的能力。

全国妇联的一项研究发现，孩子跟随父母一起流动比远离父母好，与父母稳定在某地生活比流动好。孙云晓呼吁，进城的农民工尽可能要把孩子带在身边，亲情呵护会影响孩子一生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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