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就互联网上官员与民众交流的问题，接受环球网专访（见3月6日环球网）。专访中，李君如谈到仇官问题，并发表三点自己“独特”的看法：其一、官员要尊重民众，民众也要尊重官员；其二、某些官员存在问题属于局部问题，批评民众分不清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其三、仇官现象蔓延，遭殃的是老百姓，不是官员。
李君如作为中央党校原副校长，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算是相当高级别的高官了。能够注意到社会上存在的“仇官现象”，也算是比较体察民情了。不过，发现问题后得出的三点结论，在笔者看来一点都不高明，甚至是完全的本末倒置。
先说第一点，表面上很公允，相互尊重么。不过李君如忘记了实际存在的官员和普通公民之间的地位悬殊。作为公共权力的掌握者、行使者，其一举一动都影响着普通人的切身利益。而作为普通人即便不尊重“官员”，也不过私下里发发牢骚而已。正因为存在这种力量的不均衡，民主社会才在舆论的范围内赋予普通人更多的权利，以便对于官员权力的行使，发挥监督制约的作用。如果一个官员掌握着足以决定别人利益的权力，却连一点批评、牢骚都接受不了，所谓的执政为民，又从何落实呢？
其次，欲责人先责己，这是中国古代贤人都明白的道理。某些官员出了问题，首先要反省的是我们官员的整体。因为既然官员是一个整体，同属于国家的管理者，那么就应该对于自己这个整体中的局部问题承担责任。自己脸上有污渍，哪怕是“局部”，也要自己照照镜子，找出来洗掉。如果自己满足于是“局部”问题，反要指责别人，这样的人肯定是不讨人喜欢的。生活里是如此，在国家大是大非问题上更是如此。日本的前原诚司也就拿了别人“一万多元钱吧”（据报道是2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万五千元）不是引咎辞职了吗？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也没有拿“局部”问题来进行辩护吧！何况我们呢？
说到最后一点，我觉得李君如的言论就显得很不适当了。话说的有些像威胁老百姓了。就个案而言，我相信仇官肯定后果不妙，自古就有所谓“民不与官斗”的格言了。不过，就整体而言，古人就知道官不过是“一叶小舟”而已，而百姓可是浩渺之水。因此，唐代的魏征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作为党校的副校长，难道没有读过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
作为曾经的中央党校校长，理论书籍肯定比我读得多。共产党来自人民，因此，当官就一定要摆正与老百姓的关系。应该看到仇官现象是源于我们的某些官出现了问题，而不是老百姓出了问题。即便是局部问题，也是官员队伍自身要解决的问题。因此，要取信于民，就要很好的自我批评，积极的解决问题，而不是板起面孔教育老百姓要端正思想，更不是拿严重后果来吓唬老百姓，这样很不好！
原文如下：
昨日，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表示，“钱要不受监督不腐败才怪，非腐败不可”。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刘锡荣说，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对钱监管不够，“一定要有监管制度跟上去。”
土地财政易造成“小金库”
刘锡荣介绍说，很多土地财政上的钱都是在预算外，“本身不受监督，不用汇报，可以拿出来用”，这就形成了很多小金库。
“一查小金库，这些钱就悄悄塞进大金库”，刘锡荣认为，预算外的钱不受监管，大小金库就完全脱离了监管。
建议土地收入纳入预算
刘锡荣分析，有预算外收入的关键是土地问题，“很多地方发现，表面上是公益征收，征收时很便宜，卖出去的时候就(高得)不得了了”。
他建议，土地收入要全部纳入预算，纳入预算后主要用于农民，“因为农民贡献的土地，可以主要用于社保、养老、医疗、教育和技术培训”。纳入预算之后至少人大可以过问，人大可以监督这些钱到底用到哪儿了。
“对钱的监管制度要跟上”
“现在有些干部一见到钱就眼红手软。”刘锡荣援引江西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例子，“一个股长，还不是科长能拿走9400万”，单凭教育就会显得“苍白无力”。
刘锡荣认为，监管跟不上，把国家和老百姓的钱拿走像从左口袋拿到右口袋一样，仅靠教育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有监管制度跟上去，拿钱不能这么方便”。
对话
要勤劳守法“富” 不要权钱交易“富”
新京报：现在社会上，有些人有“仇官”和“仇富”的心理。
刘锡荣：这是腐败原因造成的。现在分配不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绝对不是靠权钱交易。现在权钱交易，有个关系搞到一块土地，或拿到一个项目，转手一个工程，就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这样老百姓会服啊？不服啊。社会主义国家要效益，要公平。讲效益是社会主义法治下的效益，而不是权钱交易下的效益。
并不是都仇富，比如靠自己养猪致富，人家干吗仇你？靠守法致富，靠智慧致富，靠科技致富，这样的“富”是不会仇的。仇的是官商勾结，非法暴富，仇的是这样的“官”，是这样的“富”。
新京报：现在很多大学生考公务员，是不是公务员比较稳定有保障，诱惑太大了？
刘锡荣：这有很深层次的原因，因为人都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人，都要追求美好生活，不管学农的，学工的，学医的，都想着公务员好，我就去考公务员。国家花了那么多心血，结果出来后不去务农、务工、搞科研，就白白培养了。
不能说大学生没有觉悟，不能怪大学生，因为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不愿意过上好日子，是分配不公造成的。如果分配得不公，一些地方公务员光是土地资金就够肥了，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改善生活，搞搞福利，搞搞房子，那就不得了了。
我认为关键是要把民生搞好，各行各业都有出路，并不是公务员日子过得好，各行各业都能过得好，这还是分配不公造成的。大家各行各业价值都能体现，搞农，搞工价值都能得到体现。来源：新京报 记者郭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