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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猫湖》：被逼而成的“同性恋”
李云雷
陈应松的《野猫湖》讲述的是一个有点怪诞的故事：乡村女子香儿在孤苦无依的状况下，得到了同村庄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于是在这两位中年女子之间，发展出了一种超越友谊的“同性恋”。我最早听到陈应松讲这个故事，是在2009年夏天“清华会议”的间隙，蔡翔先生在评论《泉涸，相濡以沫》中也提到了这件事。但是，读到这篇小说，仍与当时听到的“故事”有所不同。
这种不同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小说虽然保留了故事的怪诞性，但是并没有突出这个故事的传奇色彩，而是将之放置在具体的社会与生活环境中，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故事的现实合理性与内在逻辑，于是这便不只是一个可以满足猎奇心理的一个“故事”，而成为了对现实生活及其秩序的一种反思与批判。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两个女人的“同性恋”并不是天生的，或自然而然的，而是被具体的生活环境逼迫而成的。对于香儿来说，她的丈夫三友长期在外打工，不着家，她的娘家哥嫂也指望不上，甚至还需要她帮忙，村里还有村长马瞟子、贩子牛垃子等人觊觎着，想要占她的便宜，她的生活与内心处于一种极度不安定的状态，而一旦遇到洪水淹没了庄稼或牛被偷了这样的突发事件，她只能陷入孤苦无依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形下，庄姐对她的关心、照顾和呵护，不能不引起她情感上的触动，进而产生依赖，虽然对于同性之间的情感与生理上的需要，她是矛盾、纠结甚至是不情愿的，但在现有的具体生活之中，她所能找到的依靠与安慰只能来自庄姐，于是在经历过种种的内心矛盾、心理障碍甚至不断拒绝之后，她最终接纳了庄姐。而对于庄姐来说，丈夫早逝，一旦她再嫁，在婆家的压力下，便会失去儿子和丈夫的抚恤金，她也只能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她在情感与身体上也处于饥渴的状态，此时遇到香儿，她们两个人互相照顾、相濡以沫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在这里，陈应松的独特之处在于，他通过对这两个人具体生活环境的描写，充分写出了两个人走到一起的“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是以社会对人性的扭曲为前提的，而小说也通过对这种扭曲的“合理性”的描述，对当前农村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主要包括，外出打工所造成的两地分居对夫妻情感所造成的损害，以马瞟子为代表的乡村政治权力与资本对乡村正常秩序的破坏，牛垃子等偷牛贩子对乡村道德伦理的破坏，以“吹毒管”的方式杀狗卖到餐馆中的恶劣行为，等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农村，是一幅凋敝而凄厉的场景，置身于其中，人人自危，像香儿这样的弱小者无依无靠，只能以扭曲的方式寻找安全与安慰，于是庄姐便成了她情感上的依靠。
在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同性恋”在国际与都市题材是较为常见的，如《断背山》、《春风沉醉的晚上》等影片，李银河等性学研究者所关注的也多是都市空间，他们大多以性别认同的差异来突显人类生活的丰富性，以作为反抗现实秩序的思想与理论资源，但这种反抗大多囿于私人领域，难以构成一种社会力量，甚至成为了精英阶层的游戏或另一种“政治正确”。但在陈应松的《野猫湖》中，我们可以看到，置身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女性，为生活所迫，竟然改变了性认同的取向，不能不说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也让人反思我们置身其中的现实，这可以说是一种有力的批判。
另一方面，小说在艺术上也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野猫的叫声，洪水的袭击，偷牛贼，逮野猫揉麝，“吹毒管”，同性恋，为所欲为的马瞟子，突然出现的牛垃子等，营造出了一种令人恐惧而鬼魅的艺术氛围，这既来源于现实，又具有一定的象征色彩，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诡异的艺术世界，——这种整体上的象征色彩与艺术特色，使小说超越了一个故事的单纯讲述，而在思想与艺术上具有更为丰富的意蕴。另外值得称道的是小说中方言的运用，这些方言执拗，简洁，不规则，时常跳跃，丰富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在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风格的延续，但具体现实因素的增多，无疑也显示了他在创作上的新变化。
我想陈应松之所以能够不断创作出优秀的作品，首先得益于陈应松在家乡荆州一年的挂职生活，这让他可以更深入地认识与理解当前社会的变化，并对各阶层尤其是农民的生活与心理有细致的把握，其次得益于他在艺术上孜孜不倦的追求与探索，这让他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加以艺术化，从而可以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能否在生活中发现新的经验与新的问题，能否将这些加以艺术化，是颇为重要的。发现新的问题，需要作者的积累，需要作者的眼光与思想，乡村中的女同性恋或许并不少见，但是如何讲述这个故事？是将之作为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还是将之置于乡村变化的整体中并做出反思？我们看到，陈应松选择了后者，而正是这样处理题材的方式，让他的小说更富深意，更有价值。
(原载《小说选刊》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