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博客刚建的那年，就有一位网名叫做“春言村语”的朋友时常造访。我们并不熟，但时间长了，就有一种亲切感。近日，这位朋友把他新出的评论集《并非私见》寄给我。我读之后，有一些感想。

　　　陈春是南通杂文学会的会员，这本评论集是江苏杂文从书的一种，而江苏是杂文大省。但是，由于陈春的评论多涉时事，发表的作品也多是报纸的言论版，把它们看作时评也是没问题的。当这些时事评论作品在媒体发表时已经实现了他们的传播价值之后，面对一本集纳起来的书，我所感兴趣的，已经不再是这些作品所涉问题的是与非——应该怎么，不应该怎样，以及作者所言的“常识”，而是在写作层面上那些区别于其他作品的因素，其中主要的，是修辞因素。我这两天在床头翻阅此书，注意到的，也主要是这类因素。

　　　比如，书中第二篇作品《以什么名义反对奥运“考察”》，涉及众多中国官员以考察奥运的名义去雅典旅游。对此类现象的批评本来很简单，是非清楚。但是作者却在文中设计了“考察者”与“反对者”的对话， “反对者”先是“以国家的名义反对”，然后以“人民的名义反对”，最后不得不以“以个人名义反对”，在“考察者”理直气壮的辩白之下，“反对者”的声音越来越小。这个虚构的情境是这篇文章的修辞性所在，也是杂文的往往采用的一种手法。这一篇文章发表在2004年9月1日的《南方都市报》上，这个媒体的层次可不低，尤其是在言论方面。

　　另有一文，议及2005年2月3日发生在深圳的这样一个新闻：为了给一架飞机上一位急病旅客争取抢救时间，深圳上空十多架飞机在各自的高度上盘旋，终于使那架载有急病旅客的飞机提前十多分钟降落。陈春在评论对报道中这一陈述做了情感化的重述：

　　“可以想象，十多架飞机在空中盘旋是可等的景象，那是为一个鲜活的生命在盘旋，在这样一个猴年风末，生命意识的张扬为整个甲申年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显然，情感性的、形象化的因素特别能够触动这位作者的评论冲动。他也能够以情感化、形象化的语言来实现他的观点表达。

陈春评论中的修辞性因素还更明显地体现在标题上。

　　比如，《方鸿渐在“克莱顿大学”还有多少“同窗”》——方鸿渐的“典故”出自钱钟书的《围城》，指代那些从国外买文凭的人。而“同窗”则是嘲讽的妙语，因为既然根本不存在这个卖文凭的“克莱顿大学”，也就不存在方鸿渐在这所大学的什么“同窗”。这是在嘲讽那些凭着在国外花钱买得的各种奖项蒙骗国人的学者。

　　再如《泰山之虎还是“疑虎从有”的好！》。“疑虎从有”之语从“疑罪从无”的结构化出。“疑罪从无”是现代法理，体现了司法尊重人权的价值倾向。而泰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的“疑虎从无”（有人报告有考老虎出没，因为没有确证，所以，管理区就当作没有处理，没有关闭景区。），却可能意味着把旅游区的经济收入放在人民生命安全的价值之上了。作者由此议及在各种公共安全问题上的“隐患从无”思维。虽然“疑罪从无”这个结构的语源本身并没有在文中出现，也与此文没有多大关系。但是，从这个结构化出的语句改造——修辞——的基础却恰恰在于：它们都是在“疑”（即事实本身不清）的基础上进行的价值选择。它们衡量出的是：有没有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他书中还有一篇《狂女日记——零分谏高考女生的虚构日记》，是对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仿拟之作。这已是纯粹的杂文笔法了。

　　我不写杂文，也基本不讲杂文。但是，我觉得评论中的修辞还是值得注意的。同样的观点、同样的论证，修辞往往是使一篇评论更抓住读者眼球的因素。其实，它们在编辑那里就已经获得了更多的传播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