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10万粉丝（即关注他们的人），对一个开微博的普通人而言绝非易事。但是，争取22万粉丝，却是一个人大代表应该勉力而为的职责。1∶220000，这是每个人大代表所代表的城市人口比例——如果以全国人口的平均数计算，则一位人大代表背后，站着40多万人。

    让一个人为几十万人代言，确实困难；而人人参与其中的乡村会议式议政方式，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毫无可能。政治参与的广度（人人参与其中）和深度（有效地参与）之间，有着天然的矛盾性，以至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降低广度以求深度。

    这就使得在代议制中，一个公民的呼声会因为他的代表也代表其他人，并且不同群体有不同的代表，而被削减甚或忽略。

    意识到这种局限性，我们就不会怒气冲冲地质疑：“你为什么不代表我？”没有一位代表，能够代表全体选民的意志，他只可能成为大多数人利益的代言者。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选民都会成为代表的粉丝，但拥有一定数量的支持者，却是一个称职的代表必须做到的。换一句政治话语的表达——他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似乎已经纠缠了多年。撇开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比如城乡人口选举比例的不均等、官员代表人数过多、对代表缺少必要的监督质询等等，代表的个人作为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中之一就是：你是否了解你的选民，你知不知道他们的利益诉求。每位代表的参政议政能力会有所差别，在一个渐进式的民主过程中，我们必须有所包容和忍耐，而贴近选民，基本不属于能力范畴，它只是代表认真履职的第一步。

    以前所见的代表缺席会议，无话可说，制造噱头，或者离题千里，往往都缘于他们远离选民，不想也不可能当好代言人。

    很难想像，一个要通过“晒考勤”来约束代表的会议，能够真正解决民众生活的大事。当然，有人会说，缺席也是一种态度——1787年美国费城制宪会议中，一些反对成立联邦政府的州代表，不就是有意缺席以示反对么？可我们要厘清，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缺席的代表是以“不参与”来表态，还是引以为烦，不愿参与？

    恐怕是后者。而当几万、几十万人中惟一的代表缺席，选民们却无能为力时，他们与代表的关系必然生疏而僵硬。

    是的，我们有代表罢免制，也有代表视察制，甚至，更迅速便捷的网上参政、微博参政等连结代表与选民的方式也在兴起。需要考量的是，这些贴近选民的方式，效果究竟如何？

    眼下，100多名代表在新浪网开通了微博。除了少数明星代表之外，大多数人的粉丝数没超过3万，有的只有三五百（有多少人是其选区的选民，更不得而知）。相比他们代言的人数而言，实在微不足道。寥寥数语的空泛表达和回应，也还不足以充分体现民意。

    真正的民意，不会因为某位代表说一句：“我上微博了，请来提建议”，就汹涌而至。不说有多少选民能够或者愿意在网络上表达意见，这种“快餐”式的沟通本身，就有其局限性。况且，包括微博在内的不少意见征询，仅仅在两会召开的特定时期闪亮登场，会议结束后，“问政”也就随之落幕。

    技术手段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会促进选民与代表之间的沟通。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沟通是应景之作的表面文章，还是尽职履职的责任所系。

    如果是前者，我们收获的只可能是“参政议政”的虚假喧嚣

    很少有人愿意多缴税，纳税者总是希望税负有所减免。例外的情况是，一种税以“劫富济贫”的面孔出现，并且指向他人时，赞同和支持的比率会大幅上升。

    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呼声一直高涨。尽管反对者一次次强调提高个税起征点对富人更有益，但在多数人具体可触的利益与模糊不清的所谓“劫富”之间，前者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减税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一直是反对者不太愿意直接说出的理由。虽然，我们的财政收入和个税收入，同时增长了20%多。

    税负的变动，无非增或减这两种结局，它们对纳税者的影响截然相反。考虑到自身利益，政府官员总倾向于增税。民众要为政府的服务付费，纳税不可避免。可让政府有钱可花，绝非税收的唯一目的，它还有两项重要作用：配置资源，调节收入分配。

    后两个作用不像增加财政收入那样直接、明显，因而，一些以“公平”为理由的税种或者征税建议，往往让人难辨优劣。

    有两项建议正如此。政协委员郭松海第二次建议，在京、沪等大城市开征房产空置税；政协委员陈光标建议，征收高消费税以减小贫富差距。

    从资源的有效配置（让空置的房屋得到更好的利用）和调节收入分配两方面看，它们似乎完美无瑕；拥有多套住房、消费奢侈品的人是少数，新税很容易得到舆论支持。

    不过，美国奢侈品税的悲惨下场你可能听说过。1990年，美国国会拟针对游艇、私人飞机、豪华轿车、珠宝等奢侈品，通过一项新的奢侈品税。国会预算办公室一厢情愿地估计，这项税收在未来5年内，将为国库带来大约15亿美元进账。没成想，富人们逃税有方，躲到国外消费，一年下来，他们仅为奢侈品上缴了3000万美元税金，连征税成本都不够！

    你在国内征税，我去国外消费——美国人如此，中国人也一样。根据国际著名市场调查机构尼尔森公司的统计，2009年，去境外旅游的京、沪、深、广4城市居民，人均购买奢侈品的金额达900美元。而据国家旅游局的统计，去年，出境旅游人次支出，是国内旅游人次支出的11倍。

    是的，他们也纳税了，只是缴给了外国人。这有助于减小贫富差距么？

    在设想新税种的辉煌前景时，还应该为它们仔细算算成本——究竟谁最后承担了这些税，以及征税的成本有多大。光统计住房空置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你愿意为此付费吗？

    最重要的一点是，任何一种税，都不是想收就能收。它必须有法律依据，必须征得纳税人的同意。

    如果以税收法定的原则来衡量，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在林林总总的各项税收中，以法律形式出现的并不是很多，许多仅以行政条例的方式规定。比如，作为国家最大税种的增值税，其依据就是国务院颁布的暂行条例（1993年颁布的国务院令第13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第34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也就是说，这项约占全国税收收入半壁江山的税种，并无“法律”授权，征收依据仅是较低层级的“法规”。更有意思的是，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缴了这项税。其实，这才是一个人人都无法逃避的税种，只要你喝矿泉水、买面包，就必须缴这种税，但你永远不会收到纳税证明，它们也往往不出现在你的账单里。

    别迷信税收，它绝非万能。警惕那些看起来与你无关、貌似指向“富人”的税收。要是一项税想收就能收，你迟早会被“劫富”。何况，谁也不知道那些用以“济贫”的税收，有没有落到穷人手里。最主要的，你可能还要为这种“与你无关”的税埋单，因为任何税收都有成本，这需要所有纳税者承担。没人告诉你，为了收到“富人”的奢侈品消费税或者房屋空置税，你需要掏多少钱。

    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设想各有不同。孩子能上便宜的公费幼儿园，家乡的父母能有一份养老保险，看病不再难不再贵，工资有所上涨，上下班的路不拥堵，买不起房的话，有廉租房可以住……

    权利得到保障，是幸福的一个基本定义。尽管权利与生俱来，可实际上，关乎幸福的种种权利，都需要成本支出。“天赋人权”是一回事，权利真正得以实现是另一回事。为保护权利，不让它成为束之高阁的空洞概念，人们构建司法体系，组织政府，然后为之支付费用，以期有所获得。

    公民以纳税的方式供养政府，就是在为权利埋单。有政府便有征税，但并非所有政府都能将税收用于保护权利，也不是任何时候，都是权利至上。对私利的追逐，让政府很可能将“公款”中饱私囊，也让它更倾向于扩充权力，甚至侵犯公众权利在所不惜。公民与政府的博弈过程，写出来就是一个国家惊心动魄的财政史。

    “无代表不纳税”，可以算作是对宪政的简单概括。我们已经逐步认同代议制民主和现代法治的一些基本准则：未经纳税人同意不得随意征税，纳税的标准必须由纳税人代表决定，国家的财政预算要受到代表的审查和批准。

    人代会上，代表们的主要职责，就是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预算报告，看看过去一年里，政府做了些什么，即将做些什么；纳税人交给政府的钱花到了哪里，用得是否合理，有没有贪污浪费乱用，是为少数人谋利，还是体现社会的正义公平。

    通过财政预算可知，今年，政府将花掉大约10万亿，比去年的财政预算支出增长8%左右。

    国家的财政收入正在大幅增长，换个说法，就是政府征收来的税费越来越多。纳税者缴纳了更多的税款，他们完全有理由要求政府提供更多、更优的服务，要求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

    如果承认权利实施有成本那么有些权利的实施就是昂贵的其潜藏着富人实际上会比穷人享受更多的权利很难要求最终结果的平等但政府的作为在于维护公平正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所有的民生投入基本都是为了这一目标

    人们发现，虽然去年的财政支出向民生领域倾斜，但相比以前，增速明显放缓。当年的财政预算中，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增幅，均维持在8%～9%之间，没有一项超过10%。经济学家分析，国家财政已经无力维持支出的持续高增长。

    今年，状况得以改观。有钱可用，是原因之一；物价上涨、贫富差距拉大之下民众对公平的诉求愈显强烈，是更重要的背景。2011年的财政预算中，中央财政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文化方面的支出安排合计10509亿多元，增长18．1％。农业水利、交通运输和环境保护等支出也与民生密切相关，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大部分也将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民生支出合计将占中央财政支出的2／3左右。

    关注民生，就是关注权利。花多少钱在民生权利的保障上，能看到一个政府的执政理念的优劣，执政能力的强弱，管理方式的好坏。公平公正不只是报告中的关键词，它关乎民众的幸福，关乎社会的和谐，也关乎国家的稳定。

    两个关键词在两会上格外引人注目：民生和反腐。它们并不新鲜，在以往的两会中也曾频繁出现，不同之处在于，不管是政府工作报告，财政预算报告，还是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建议、发言，它们都无可替代地成为今年的会议焦点。

    物价、房价、教育、就业、养老、医疗，都和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当民众意识到两会将决定自己以后缴多少税、房价能不能降、看病还难不难之时，自己与人民大会堂内的高层政治之间的距离，不再遥不可及。因为十几天的会议所能深刻影响的，就是那些看似远离政治的普通百姓。

    “国富”是他们的生活背景之一。GDP接近40万亿元，超越日本，仅居美国之后；财政收入由5年前的3.16万亿增至8.31万亿元，较上年增加20%以上；财政预算也将首次接近10万亿元。

    “民累”是他们生活的另一背景。通胀压力、物价上涨、房价高企、贫富差距拉大，让很多人感觉幸福来之不易。快速增长的财政收入说明，民众承受了更多税负；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远低于GDP的增速，暗示国富的同时，并没有同步实现民富。

    中央政府正着手解决问题。稳定物价，成为政府的首要工作；个税起征点的提高已毫无悬念；1000万套保障房的供给，会有效地平抑房价；半数以上的财政预算将投入到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公共服务领域，以着力改善民生。

    这些，只是民生诉求的基本层面。除了物质生活之提升外，民生的诉求还包含更深层面的内容。它不只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其间包含着对政府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最多的掌声就给了这些关键词：反腐败、官员财产公开、权力的约束等。

    税人越来越关注政府如何花钱，这是制约权力的起点。财政预算公开，“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多少事”已然是大势所趋。

    不仅仅是“晒账本”。公开背后，是对权力规范行使的监督。随着账本的公开，纳税人将会知道昂贵的iTouch会不会被当作U盘采购，巨额投资会不会给了机关幼儿园……他们将通过控制政府的“钱袋子”，来制约其行为。

    遗憾的是，政府的花销还没有做到完全公开。比如，备受责难的“公车消费、公费出国、公款接待”等行政开支数据，依然无处可查。尽管政府工作报告强调：2011年（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等支出原则上零增长，切实降低行政成本；此前，财政部也曾印发《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预算决算管理办法》，将公务用车纳入预算决算管理，但至今为止，没有一份报告向公众披露：有多少公车、每年花费多少钱。

    此外，财政资金如何下发、对其使用情况如何进行论证和评估，也都不得而知。几百上千万的资金，可能就在某位官员的大笔一挥中决定了去向，然后在层层转移支付中被浪费、被贪污、被截流。

    还有，官员财产公示制。赵启正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提案以前就有，这件事情要一步一步做。回答之审慎，足见这项涉及官员自身利益的改革，推行起来有多艰难。

    民众诉求之窘境。以狭义的民生概念来衡量，民众对权力的监督似乎不在其范畴之内，但它们却深刻影响并制约着基础层面的民生问题的解决

    两名政府高官在两会上诚挚道歉。

    回应一些地方为了完成节能减排任务，采取拉闸限电等措施，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说：“这不是我们的初衷，这样的一些做法也是不妥当的，我也如实地向社会作出检讨。”

    谈及食品安全问题，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坦言：“现在很惭愧啊，刚吃饱，就出现了食品安全的问题。很不好意思，这件事情我们很不好意思。”

    公开道歉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还不多见。

    一来政治传统中，缺少民众监督的理念。不管是社会责任、道德良知、还是身份地位，“官”总是高于“民”，要引导、教化、管理民众。尽管民主政治理念正逐渐被接受，要完全做到“民”管“官”，尚需时间。二来，道歉意味着担责，也是对自身权威的挑战，加之复杂的官场生态，坦诚认错愈显艰难。

    高官的道歉，自然引起舆论关注，而所有官员代表在两会上的作为，也很容易成为“新闻”。王歧山说了句很幽默的话：“我的身份作为人大代表来说是审议，但作为国务院的领导成员，又是被审议。定位不妥呢就讲不好。”话里透出对自身定位的认知。这是官员代表们都面临的双重身份的冲突：作为代表，要审议、质询政府工作；作为官员，又要被质询、被审议。尽管我们一再强调“只有代表，没有官员”，官员却注定要比普通代表受关注。面对更多的“被审议”，是其角色定位的必然。

    这不代表在日常工作中，就不需要接受监督。在其位，谋其政，担其责，确知责任所在，对过错心怀歉意，当是为官者的基本品格。要让质询和道歉成为一种常态，官员得经得起批评，敢于说“我错了”。这需要一系列的制度跟进，在制度尚有瑕疵之时，为政者的作为，会对结果起决定作用，甚至影响制度的优劣。

    谈及食品安全时，王岐山承认，现在好东西多得很，吃起来却有点不大放心。“越白的面还越不踏实，亮晶晶的大米也不踏实”。民众对此感同身受，并不说明政府毫无作为。“说句实话，我们的工作业绩很大，但离人民群众的要求也很大。以致于这个问题，我有时想起来都觉得没和人民群众、没和消费者讲清楚。”——王歧山的这句话，当是坦诚之语。民众批评与质询的目的，也是促进问题的更好解决，而非否定一切。

    政府不是万能的，它肯定会犯错。社会管理中的很多问题，并没有经验可供参考；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中，博弈的每一方都需要作出牺牲。所谓成功的变革，通常以不改变现有的某些方面为条件，推倒一切重来，只可能是颠覆和混乱。

    我们对美好社会的期许，建立于并非毫无缺陷的人和制度之上，妥协和包容必不可少。现实社会，不会有一了百了的完善方案，更没有包治百病的药方。理性者会在利弊之间寻找平衡点，他们会在解决问题的方法、具体行动上达成妥协，而不是求全责备，绝不让步。因方案不完美而拒绝接受，只会让问题悬而不决。在实践中不断改良，才可能接近理想状态。

    “我们还缺乏经验，工作上确实还有很多失误的地方，在工作的指导上也有一些不妥当的地方。对于拉闸限电，我们发现以后，也及时地作出了安排，制止这样的情况。”张平的说法，道出了纠正偏差的可行路径。

    出现失误和差错，官员有责任向民众公开道歉；接受官员的道歉，认可政府工作的失误，不因不完美而拒绝尝试和改良，对于民主政治而言，两者缺一不可。

    官员们正遭遇“逼访”，不是所有人都习惯记者的无孔不入、凌厉执著。

    两会是官员与媒体面对面的绝佳平台，几乎所有政府部门的要员、重大举措的决策者，以及备受关注的公共事件发生地的“当家人”，都现身会场。这是媒体“追捕”新闻的天赐良机。竞争的激烈，又让记者们穷追猛打，绝不退让。

    媒体“逼问”下，官员们直面焦点争议……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长吕祖善首次对“钱云会案件”公开表态：没有哪起交通肇事案有这样的透明度；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坦言，江西省从去年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中得到的教训是深刻的，要学会从互联网上了解社情民意；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吉林表示，向社会公开公车数量不是难事。

    公众看到，一些酝酿多时的政策公之于众，悬而不决的论争一锤定音，纠结许久的问题得以破解。两会让“新闻当事人”无处可逃，“采访大战”着实考验官员们的能力、口才、应变。

    大事如此，小事也是一样。“中国高校传媒联盟”的大学生记者们，寒假回家乡搞社会调查，搜集了一些家乡群众所忧、所思、所盼的事项，希望本报记者带到两会上，反映给来自他们家乡的代表。面对这些“会外飞来”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平顶山市市委书记赵顷霖，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莱芜市市长马平昌也都没有推诿，以积极的姿态来应对。实话实说，大学生们发现的这些问题可以说哪儿都有，正视这些问题只会给相关官员的形象加分，并非添乱。

    面对记者的咄咄逼人，肯定会有人感觉不适应，甚至愤怒、不满。以前就曾有人这样应对记者的提问：“这个问题这么敏感，你问我干什么?”

    其实，保障民众的知情权，让权力公开透明地运行，一直都是政府的执政理念，官员有义务对民众质询有问必答。之所以出现“防火防盗防记者”的说法，出现“你替谁说话”之类的反问，除了对权力的理解有偏差，不懂得如何应对媒体亦是关键。

    谣言止于公开，敏感脱敏于透明。有些问题之所以变得敏感，使政府陷入被动，官员们如临大敌，不是问题本身多复杂、多麻烦，而是害怕民众监督，信息不公开，或者对真相刻意遮掩。越推诿塞责、讳莫如深、避而不答，越容易引发混乱和不安，本来容易解决的问题也就变得“敏感”了。这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已经有过不少。

    去年，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政府对民众的郑重承诺。“记者没有不该提的问题，就看你怎么答。官员应该善待媒体，学会和媒体打交道。”四川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侯雄飞的这句话，当是官员对媒体采访权的准确认知。

    官员与媒体的冲突，源于媒体对一些敏感问题的纠缠不放，对权力越位的批评质疑，对暗箱操作的揭露追打；也因为媒体的特殊功用，会将一些“小事”扩大化，会放大个别案例，甚至会因虚假报道和炒作而制造事端。

    不管是媒体挑刺，还是网民拍砖，都是正常的舆论生态，也是民主政治的必然。服务于民众的共同目标，决定了官员与记者的关系是合作而非对立。不管是知情权，还是舆论监督，媒体和民众都需要权威、全面、准确的信息，没有官员的配合，很难做到；媒体既传递信息，更表达民意，离开了民意反馈和舆论支持，官员将不可能为民众提供良好服务。不回避质疑，是官员面对监督应有的态度；不搞虚假炒作，是媒体的良知和底线。

    理念的认知之外，还有面对媒体的应答技巧。其实，不少官员并不擅长同媒体打交道，不能平等坦诚、明晰晓畅、活泼生动地同记者交流，以个人魅力去说服公众、赢得支持。如何接受记者采访，当是官员们的必修课。

    一个曾经像谜一样的数字，终于得以公开——去年，政协会议的花销为5900万元人民币。

    几天前的全国政协新闻发布会上：有外国记者问政协发言人赵启正，每年两会花多少钱？赵启正答：花多少钱我还真没多少资料。不过，请容我会后一两天给你发一个电子邮件或者短信，告诉你。不少人听了莞尔一笑，他们并没把发言人的回答当真，也知道“两会花多少钱”这种问题，本不该在大庭广众之下提问，即便问了，也不会有结果。

    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多多少少有一些不能公开的“禁忌”。比如，重大项目、重要会议、重点工程的花销，公车的数量，“三公”（公车消费、公务接待、公费出国）耗费的钱帑数，官员的财产……几乎都是两会的老议题，多年的重复让人心生疲倦。

    “禁忌”突然就被打破了，“老大难”问题随之有了解决之道。政协会议费用公布的同时，党政机关公务用车有了更严格的规定，公务员财产公示法规亦在起草中。香港的媒体评价：两会“越来越透明”。

    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国政治越来越透明。

    “禁忌”的破除，让人民更多地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也让权力的运作向规范、公开迈进了一步，回归民主政治的宪政本义。政府花钱要跟老百姓打声招呼，本是不需要特别强调的基本常识，可理念上的认知付之行动，时常步履维艰。

    仅公车改革之窘境，就足以见证约束权力、回归常识之不易。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的一份调研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2000亿元(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用车以及超编配车)，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

    该数据遭遇“严重缩水”的质疑。超编配车的普遍，足以让合乎规章的“计划”内统计显得底气不足。各地车改中出现的利益赎买和中饱私囊，亦让民众对即便有成效的改革也心存怀疑和不满。

    与那些严格控制预算的国家相比，我们的政府花钱太随意，致使行政支出居高不下。有报道说：2005年以来，我国财政事业公用经费支出每年增加1000多亿元；2007年以来，该项经费支出已接近9000亿元（《瞭望》新闻周刊1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4年前曾做过估算：28年里，中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增长了140多倍，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也从1978年的4%上升到2005年的24%。而在国外，行政管理费一般只占财政收入比重的3%至6%（《新京报》2007年3月11日）。

    “政府、公共机构，浪费尤其严重，有些事花钱也要跟老百姓打个招呼啊，都是纳税人的钱啊。中国政府花钱是最容易的，国外要通过预算讨论不是那么容易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审计署原审计长李金华谈到地方政府的浪费现象时，大声疾呼。

    不能不说，在政务公开上，官员是有私心的。权力总是倾向于扩张和不受制约，暗箱操作是谋求利益的最简便方式。一旦权力受到监督，既得利益就会损失，对自身利益的捍卫，让所有规制权力的改革阻力重重。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就是最好的例证。这项民主政治的基本举措，屡屡被提及却又迟迟没有下文，恐怕就与担心多数官员反对密切相关。当制度的制定者们身陷利益的泥淖难以自拔，又如何能推动制度的形成？

    好在，公开透明已是大势所趋。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吉林表示，向社会公开公车数量不是难事；财政部新闻发言人戴柏华说，今年将公开中央财政“三公”支出；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马馼回应：官员财产公示可能从高危岗位入手。

    民众有理由期待，公车数及“三公”消费的公开，能带动政务公开向前迈进，进而给纳税人一份政府开支的明细账；民众更期待，随着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推进，改革能向权力的既得利益者们挺进。

    以下数字会让很多人大吃一惊：一袋价格为2元的盐，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去餐馆吃饭，埋单的5.5%是营业税和城建税；买一瓶进口香水，要缴30%的消费税、10%的关税和17%的增值税，加起来占到售价的一半以上。

    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一切，都与税相关。如果一个月生活支出5000元，所缴税负将不是小数目。由于它们是“隐蔽”的，不显示在个税税单和账单上，很多人并不知道。

    小消费给人感觉可能不甚明显，车房等大宗支出一算账，就能吓人一跳。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万志曾经计算过，目前涉及房地产的税种有12项之多，收费多达50项。在大城市，其中大约有40%为土地出让金，各项税费占到15%。陈万志抽样调查了部分项目的税费，发现竟然占到房产价格的30%～40%。据此，一套价格100万元的住房，至少得交15万元税费，40万元出地出让金。即，房价的一半交给了政府。

    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再创新高，达到8.3万亿元，同比增长21.3%。半数以上的税收，来自民众“逃不掉”的间接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

    除此之外，还有费。中国公路收费之高之广，世界罕见。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监察厅副厅长孙继业在提案中指出，全世界已建成的14万公里收费公路中，10万公里在我国。不管有车没车，都得为其付费——道路收费，直接增加了物流成本，它们最后变成了隐性负担，藏在消费者所支付的物价里。

    大胆假设：将民众的税负减一半，会是什么样？

    当然，没有钱，政府没法运转；没有财政收入，医疗、教育、养老、公共服务等民生无法得以提升和改善。所以，纳税人必须供养政府，国富才可能民强。目前来看，国家正走向富裕是不争的事实，不管是GDP，还是中央财政收入，都在大幅提升，没有人对国家实力提出质疑。民众是否同步富裕，却很值得掂量——1997年至2007年，GDP比重中，政府财政收入从10.95%升至20.57%，而劳动者报酬却从53.4%降至39.74%（中新社3月8日报道）。

    行政支出和民生支出，是中央财政支出中重要的两部分。民生支出当是越多越好，行政支出却需要尽可能节俭，这是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题中之义。

    我们尚不知道所缴税费中多少用于行政开支，如果要减税（这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减少）而又不至于影响民生，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减少这部分花费。民众有权利要求自己供养的政府廉洁、高效。可眼下，政府的行政开支明显过高——撇开不合理支出和浪费，为完成财政预算支出，一些部门年底突击花钱数以亿计，就是最好的证明。

    全国人大代表叶青教授，在调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之后，自己开私车上下班，领取车补，每年可节省8万～10万元。“一个人的公车改革”让我们看到，在备受诟病的公车改革上，有多少费用可以精简。

    没有权威统计能告诉我们，“三公”（公车消费、公务接待、公费出国）每年花掉多少钱。如果以公车年消费2000亿元（官方统计资料显示，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2000亿元)计算，这将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此项开支减少20%，或者，将9000亿元的财政事业公用经费减少15%左右，就将冲抵1/4的个税收入——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2005年以来，我国财政事业公用经费支出每年增加1000多亿元，2007年以来，该项经费支出已接近9000亿元。2010年，个税收入 4837亿元。

    民富才能国强。权力从既得利益中抽身，让富与民，民生才能得到更好保障，权利也才能得以更好实现。

    人大会上，从未投过反对票或弃权票的肯定不是个别代表。只不过，有些人因为被曝光而备受争议，有些人则因为公众不知情而不被关注。

    赞成或者反对，无关对错是非，完全只是意见的表达。民众之所以纠结于此，是因为投票是民主程序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亦是权利的体现。

    从鼓掌通过、举手表决，到无记名投票和电子表决，人大会议上的投票方式几经改进，以便让代表更好地行使投票权。无记名电子表决系统启用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最初的系统只能统计赞成票和反对票，弃权票需要人工统计，一旦出现弃权票，计票时间就会延长。该系统很快得以完善，如今大会堂里的电子表决器上，赞成、反对、弃权的票数一目了然。

    投票方式的改进，从技术层面见证了民主政治的进步。为保证选票真实体现选举人的意愿，不少国家都曾对投票程序和细节进行过修正和改善，比如，选票的印发方式、投票机的简便使用，投票场所的私密性、计票的准确等，以尽可能地实现表决结果的公正。

    “隐秘”便是其中之一。即使美国这样以民主自居的国家，早些年的投票也是“乱七八糟”。卡特在第一次参加总统竞选时，就曾因投票舞弊而败北。这位对选票可信性特别在意的候选人，促进了投票方式的改良——在老式的投票机上挂上一个拉帘，拉上帘子，投票人就能在里面不受干扰地秘密投票。

    人民大会堂里表决方式的改变，同样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代表们的“投票隐私”，使其不受外界压力的胁迫，自由表达个人意见。

    不过，这种隐私其实面临着冲突。作为投票人，投票的私密性应该受到尊重；作为选民们选举出的代表，其“反对”或“赞成”代表大多数选民，他们有权利知道投票者的态度。个人投票无关他人，代表投票却要对多数意见负责。“隐秘”的不记名投票，其实也是利弊互现的一种制度安排。

    由此而言，公开跟媒体讲自己“从没投过反对票”的代表，也是在向选民汇报投票意向，这本身并不是坏事儿。选区的选民可以对其提意见，外人实际无权置喙。

    理论上讲，选民投票应当采用秘密方式，人大代表更宜公开表决。但在实践中，记名投票也并非毫无缺陷。比如，美国众议院就采取“记录投票”的方式，投票人的姓名和投票立场完全公开。这种记名投票方式有助于选民了解议员的态度，加强其责任感。弊端是，议员会因他人的投票情况而见风使舵、改变初衷。同时，由于受到公众监督，议员们更可能迫于舆论和利益集团压力，而“昧着良心投票”。所以，记名投票也并非十全十美，关键只在于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它的缺陷。

    一个公民通过怎样的方式和途径表达权利诉求，将对政治文明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两会是民主政治的演练场，作为民意的代言者，代表们的履职方式和效果，其监督、质询、辩论、争议的方式，也在实践检验中不断调适、修正、进步。

    被当做热点新闻快速传播之后，“省部级以下干部不配专车”的“最新规定”，被发现只是一条旧闻。

    早就有的文件被找了出来——1994年的《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1999年的《关于调整党政机关汽车配备使用标准的通知》，2004年的《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编制和配备标准的规定》，都要求“省部级干部一人一辆专车，现职副省部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

    一定要找“亮点”的话，是规定中的配车价格有所降低。若要深究，这也稀松平常，如今车价大幅缩水，25万元的车，不管是性能、配置，绝对好过早些年35万元的车，如此“改革”，不过实事求是而已，着实不值得炫耀。

    与“公车新规”配套的，是一组可以公开的“权威”数字——目前，公车消费每年达1500亿至2000亿元，车辆购置费增长20%以上。出处是政协委员杜黎明题为《推进公务用车改革势在必行》的发言。其来源不得而知，但早在今年1月，有媒体就曾报道过这一数据，却不像现在这般吸引眼球。再有“全世界已建成14万公里收费公路，10万公里在我国”之类，也早就不是新闻。

    媒体在获得“省部级以下干部不配专车”的“新闻”时，不乏欢喜之情，似乎民意终于推动了车改。额首称庆中足见过去不少政策规定，根本没有落实。如若照章行事，别说局长、处长，许多科长们连“奥拓”都坐不上，可满大街跑的不都是“奥迪”？老百姓习以为常，将“变态”当了“常态”。

    另有一些新闻议题，也是“老生常谈”。比如，官员财产公开，提高个税起征点，降低收入分配差距，官员的不正之风等等。年年在两会上被提及，至少说明，“老大难”问题尚无实质性的解决之道，说了就说了，不见起色，没有下文。代表委员们要么在大会发言中炮轰一下过过瘾，要么不胜其烦地一遍遍絮叨。

    旧闻所以能成新闻，亦与两会的“分量”不与关系。

    两会在中国政治生活的特殊地位，让一些问题一上会就变得重要，哪怕它是枝节小事，在平常见多不怪。像中国宽带不宽、网费贵、电信企业垄断严重，每一个网友都有切身感受，早已不新鲜。但是，崔永元在政协分组会上炮轰电话费贵，依然成了热点。关键就在于，此批评出自一位政协委员之口，而且现身两会上。

    实际上，一些“小事”是不该拿到两会上研讨的。它们屡次在两会上被提及，因为日常的解决之道行不通，谁也没把这些司空见惯的“小麻烦”当回事儿，民众无可奈何，官员视而不见，最后不了了之。它一旦被触及，积蓄的不满就会爆发出来，或许民众无所作为，他们只能依靠“旁观的力量”让小事件成为大问题，以期引起关注和解决。

    两会前，一只小小的馒头引发了一场大争议。山东省政协委员潘耀民在降低面条和馒头相关税费的提案中，形象地提出了“馒头税”的概念，被指责为“唯恐天下不乱”。当地税务机关郑重声明：从来没有“馒头税”这一税种，所谓的税不过是增值税，征收合理合法。一个从事面粉销售的经营者不可能错误地理解“馒头税”，而民众之“哗然”，与一些税种“鲜为人知”不无关系。很多人不知道，他们的每一项日常消费都在缴税，更不知道，很多税的征收依据，仅仅是部门规定、暂定条例，而非国家法律。

    不得不说，关乎百姓基本利益的一些“常识”，依然需要启蒙和普及。我们的传统认知中，过多强调政府权力，忽视公民权利。结果，对权利的种种限制，往往大张旗鼓，明确宽泛，越界必究，惩处严明；而对权力的制约，却优柔寡断，三缄其口，法不责众。个别地方，一些限制政府权力的中央规定，竟然被当做“秘密”，对老百姓“严防死守”；而一些“民告官”的依据，不过是很多人并不知晓的国家明文规定。

    那些针对政府部门（官员）的“红头文件”，比如“副省长副部长不能配专车”之类，可不可以明白无误地告知民众，好让大家不再“孤陋寡闻”，同时，对违规者认真惩处，严明法纪，以儆效尤？

    当兰州的牛肉面从每碗3元涨到每碗3.5元时，很多人不以为然。经历了这么些年的市场经济，即便是大爷大妈们，也对超市里不同的面粉价格习以为常。好心的政府出台了“限价令”，结果却很尴尬，不能涨价的牛肉面分量少了，质量降了。批评者毫不客气：缩回那只无所不在的手吧，别妄想管制一切。

    牛肉面涨价了。随后，柴米油盐、水电煤气，日常生活所需的一切，价格都开始上涨。当CPI屡创新高，通货膨胀不可抑制地到来，当房价飙升让人心惊胆颤，惊恐失措的人们想到了政府，要求严格管控物价的呼声高涨。

    一个问题似乎被忽视：行政手段若连一碗牛肉面都管不好，能否管好整个市场？

    抑制通胀、稳定物价，政府责无旁贷，但这并不意味着将其与简单的价格管制画等号。有些事，政府管得了，也该管好；有些事，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中国人的衣食住行比30年前好了很多，恰恰是政府放手不“管”的结果。

    人们或许很少注意到，从1953年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至今，12个“五年纲要”清晰地勾画出经济发展的轨迹，“纲要”中的一字之改，精确体现着中国社会的关键转变——“计划”悄然变身为“规划”。计划经济的结束，始于1980年的“六五计划”，而国家发展的“计划”让位于“规划”，是在2005年的“十一五规划”中。一字之变，意味着政府管理经济手段的变革，也意味着政府职能的转变——配置资源的权力交还市场，从直接的经济干预中抽身，不再约束微观经济活动，回归公共服务。

    很少有人反对这样的角色定位和管理职能，但在高物价、高房价和通胀压力袭来时，相信市场的人们，却恨不得政府连一瓶水多少钱都管。他们忘记了，所有对价格的直接干预，几乎总会加剧价格的上涨或波动。

    行政手段的严格管控与市场经济的自由放任之间，存在天然矛盾。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国情，也使得政府很难在纯粹的市场或者绝对的管制中择其一，有时难免陷入两难之境。比如，各地纷纷出台的针对有房者和外地人的“限购令”，其对调控房价会起一定作用，但冲突也在所难免——批评者斥其悖逆市场规律，对外地人歧视，不平等显而易见。

    人们也许该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愿意让渡更多的个人权利（比如买房的权利），缴纳更多的税（政府提供的每一项服务都需要纳税人付费），供养更多的公务员（事无巨细的管理需要更多人），接受更多的限制（如外地人限购），以换得严格管制下诸如物价暂时下降之类的好生活？

    更关键的是，对行政管控的过多诉求，很容易造成政府权力的扩张和越界。行政权力的过度拓展，将伤害正常的市场运转。一旦权力突破界限，先前的博弈中被关进笼子里的猛兽，就会卷土重来，侵犯其已经丧失的“领地”。

    要求政府“无所不管、无所不能、无所不包”，只会让行政之手管得过多伸得过长，最终导致权力的膨胀。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公民的个人权利通常微不足道；权力的无孔不入，必然伤及社会的法律秩序和公平公正。当权力无所不能时，果真就是一个政府包办一切的“平等”社会么？

    稳定物价，是今后一段时间各地政府的首要工作，民众对此寄予厚望是正常的，但应放弃“政府无所不能”的幻想。有限政府不具有无限权力，也不承担无限责任。政府调控经济、管理社会的一切方式和手段，必须有一定的权限，在法制的框架内运行。

    “治国者必先受治于法”。民众的幸福源自安居乐业，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更源自政府的依法行政，节制权力，权利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