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惠州的最早憧憬应该上溯到1970年代，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有机会看到一个不知名的画家画的一批惠州的水墨画，牵动了我对惠州的好奇心，之后又有机会去惠州走走，感触颇深。惠州在我心目中，总是一个文脉深沉、缠绵徘徊的精致去处，虽然我去惠州的次数不多，但对惠州总有一种水墨的感觉，2010年去惠州看”御湾“这个项目，记得那是一个晚春的日子，我在那片河边绿草青青的地上走着，想起好多年前看过的一批惠州山水画。我最早和惠州接触，还是从那批水墨画来的。
那是很多年以前，我认识一个寓居在广州西关上下九的画家，笔名叫“九如”，一个完全退隐的画家，在上下九那个狭窄的小巷中培育自己的水墨山水，对于那时的我，这个人、他的画都近乎超现实主义。记得自己第一次去惠州，居然是先从他画上看到这个小城，带着画境而去的。
我自己是个广州人，父母工作调动到了武昌，但在广州还有好多朋友，但凡出差广州，工作之余，基本都是和朋友们一起混的，结交面广，和我后半生的圈子完全不同。因为三教九流中，时有意外的人和事，这个九如就是其中很特别的一个人。
我在一个住在广中路的朋友家里偶然听说他的画。我那个朋友姓区，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毕业，“文化大革命”前期被冲击，后期多数闲在家里，和我是多年的好友，诗书琴画，无所不及，大家均业余爱好，反倒少了专业的那种讲究。当时大家虽然都有“文革”没完没了的惆怅，却也在那个动荡中学会浮生偷闲的技巧，自得其乐。他的老父亲长居香港，间中回来广州看看他们兄弟和家人，这个老父是个类似蔡澜这样的文人，美食书画无所不爱，功力很深。据说解放前曾经在广州的惠爱路自开一家茶居--“半区记”，茶点水准超常的好，可惜老人家喜欢交接朋友，往往不收分文，结果生意做垮了。解放后寓居香港，也是中环、西环茶居的常客。他耳背，但是眼界特别宽，也准得很，见识过几次他指点的书画之后，我对这位老人推荐的画总是很认同的。
1966-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是天翻地覆的十年，整个国家几乎颠倒过来。学校关门、工厂停产、交通混乱，连政府机关也都被极端派“夺权”，纷纷改换门庭，叫做“革命委员会”了。台上的头面人物十之八九成了坏人，剩下几个人在折腾。我前期在乡下务农，后期调到一个工艺美术厂做设计，苟且偷生，居然还学得了绘画、历史、文物、外语，也算是动荡时代中很幸运的一个人了。
小时候梦想长大了能做个画家，高中毕业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去下乡做了农民，在农田里辛苦了四年，同学们给城里的工厂来招工招走了，自己却一直走不了。冬天大雪纷飞，破旧的小屋里下着小雪，那是1972年的春节，我和一只小黄狗一起过年，看着门外那纷纷扬扬的雪花，觉得自己想通了，要安心务农，没想到却给招到县城的一个工艺美术工厂去学工艺品设计，反而要天天画画。我在那个工艺厂做了6年的设计，“文化大革命”才姗姗结束，再回去读大学、读研究生。好像自己想做的事情最后都做成了，不过时序上却是颠三倒四的。
那个工艺美术厂主要是做贝壳拼贴画，我的工作就是画出设计图，考虑用哪一种贝壳、如何打磨成型、如何拼贴形成画的样子。因为这类工艺品画当时全部是出口的，因此在题材上倒不受“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封资修”标准的影响，山水花鸟、琴棋书画、才子佳人皆可入画。这个公司当时受湖北省轻工业局管辖，直接领导我们的是轻工局下面的工艺美术公司，而出口销售则受省轻工品进出口公司经管，当时叫做“贝雕画”，设计室两个人，张连培和我，分工是我出画稿为主（也就是现在的创意设计了），张连培从画面上分解为各类贝壳的件数、种类，再用透明的拷贝纸勾勒出来，分解出一块块的部件图，发到车间里用贝壳打磨，做成型之后，再在喷有国画背景的背板上粘贴成画，还要在贝壳上补上色彩、上光油，装框、加挂画勾、包装，很复杂的一套工序。我们算是技术人员，在设计室里画画，所以厂里上上下下都叫张师傅、王师傅。这类工艺美术工厂，都是阴盛阳衰的地方，除了我们设计室两个，木工房、机械车间几个男工之外，上下百多号人，从厂长、党支部书记，到会计、出纳，连厨房里的工人，清一色女的。因为受“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的影响，厂里的女工文化水平都比较低，高中毕业没有几个，闲下来的时候，聊聊人事八卦，其他的没有多少可以聊的，这样倒给我们腾出一个非常独特的画画环境，很安静，每天上班做完设计数量之外，还有好多时间可以看历史、文物、考古之类的书，有好多时间可以画画，那6年倒成了我走向职业艺术、设计的开始了。轻工业局有时候组织我们去外省写生，进出口公司要我一年两次去广州参加出口商品交易会，配合他们经销自己设计的产品，也要参加设计、布置展台，
1974年的秋天，我如期从湖北的洪湖县城到广州，参加这一年的秋季出口商品交易会。作为工艺厂的代表，我要在开幕之前就到广州，帮助进出口公司布置展台，争取自己厂出品的工艺品有个好一点的展览位置，在一个月的交易会期间，要每日如时去交易会，了解销售进度，和县城工厂联系，到交易会结束之后，还要帮手打包装箱，把销售出去的作品运去海关，把余下的展品发运回工厂。这个工作，是我的一个固定工作，从1973年春季交易会开始，每年两次，直到1978年我上大学为止，每年都要在广州住上三个月以上。交易会之后，还要帮工厂在沿海地区收购作贝雕画的贝壳，从海南到大连，我这些年差不多把中国的沿海完完整整的走了一遍。
2011年3月29日，于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