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京晚报报道，今年5月以后，北京大学将在全校推广实施对“重点学生”进行学业会商的制度。据称从去年11月起，北大在医学部、元培学院开始试点学生学业会商制度。会商的“重点学生”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等十类学生。主持这项工作的北大学生工作部介绍，试点院系先对这十类学生进行排查，发现后及时上报，并根据学生具体情况联系学校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就业指导中心、学生资助中心等部门进行帮扶。

（以上见3月24日北京晚报）

那么何谓会商制度呢？报道中没有给出定义，不过根据报道的内容还是可以猜出一点蛛丝马迹的。大概就是对于“问题学生”给与“帮扶”，以化解学校矛盾，维护安定团结的和谐局面之类的东西。所谓问题学生，其实包括的种类很多，一部分是指面临客观困难，需要帮助解决。这类的帮扶是真正的帮扶，是有些扶危济困的意思在里面。比如对于学业困难、经济贫困、罹患重大疾病、就业困难学生的帮扶。另一部分所谓问题学生，则带有贬义的味道，比如网络成瘾、受到违纪处分之类。对于这类人的帮扶，其实说轻了就是批评教育，说重了就是“阶级斗争”，还要辅之于“惩戒措施”。

对于网络成瘾、违法乱纪的学生重点关注，给与一些“特殊对待”，笔者并无异议。但是将所谓“思想偏激”的学生也列入需要给与“帮扶”的范围，给与重点关注，则是笔者不敢苟同的。“思想偏激”顾名思义属于思想问题，这本来属于个人自由的范围的，怎么也成了学校管理机关监控的对象了呢？更何况北大历史上就有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呢？

更令人不安的是，对于所谓的“思想偏激”，北大管理机关的定义非常狭义。据北大学工部副部长査晶的意见，有一些学生经常夸大学校工作的一些细微漏洞，“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这些学生就属于“思想偏激”。如此看来，在北京大学管理机关看来，原来北大的问题就是“老虎的屁股”，一旦有学生干伸手摸一下，那就是思想有问题了，需要重点关注，并且要给与帮扶了。

北大的做法让我有点悚然，不禁想到了一些聪明的地方政府的做法，在那里对于一些屡屡上访的不安定分子，是被认为属于“精神问题的”，要被送到精神病院享受免费医疗的。不过也难怪，那位著名的北大教授、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名讳孙东东者不是断言“上访者99%”是精神病吗？既然生产此类教授，那么北大将批评本校的部分学生定性为“思想偏激”，也就很寻常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