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缘际会，从事图书出版这个最古老的行业已经多年了，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似乎谁都可以做，但是想做好却无比艰难。

首先，你得服从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这个目前控制这个国度的政权的意识形态，它的合理性建立在暴力革命的合理性上，这个合理性就来自于德国大胡子的历史唯物主义，可是一根筋的唯物主义根本不是对世界的完整真实的反映，在它上台前已经因为近代的全面衰落，欧风美雨的冲刷，从上至下带着极度的自卑感，慌不择路地否定，拒绝自我的文化传统，饥不择食地全盘接受了舶来文化，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自宫行为，将民族文化荡涤殆尽，挖坟掘墓，刨根断种；及其登极之后，又以掺杂了政治寡头极权主义性格的激情进行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运动，对一些残存的祖先遗迹再加荼毒，以巩固它赖以立足的合理性，乃至于我们大部分的父母辈基本上是断奶的，无法接续上祖先延续两千年的血脉，虽然中间也有断裂，但是当时并没有无知者无谓的洋洋自得，所以在新政权建立之后，都能迅速回复元气，震荡千年；革命以暴力砸碎了旧秩序，并没有因为革命而建立起一个民族灵魂得以依附的新秩序，直至今日，人人都在夸耀中华文明的绵延千年，可是实际上，我们的民众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孤独感弥漫身心，祖先日远，舶来文化又缺乏彼岸本有的信仰系统而造成我们只重视其先进的物质文明，却轻而易举地抛弃了灵魂的安放地，所谓的国学复兴只是在这个大环境下的缓慢复苏，可是在灵魂不被承认和唤醒的迷狂状态之下，无论如何沐猴而冠地穿戴起古人的衣服，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文化接受心理，于是只好对孩子进行自己都不相信的可怜的弟子规三字经的普及，可是孩子的父母本身就是怀疑的，如何让孩子真正心悦诚服地接受呢？

他们最终还是要从现实而不是书本上接受影响和心智的改造。所以，所谓复兴国学或者普及国学，只能在口是心非的大人们的指导下对着貌似无知的孩子进行徒具躯壳的灌输式教育。说到底，你不信的，为什么要我信？在文化环境缺失的情况下，文化的接受传承在道理上根本不可能成立，所以也不可能奏效。而海峡彼岸的岛屿，却以地理面积的弹丸之地较为完整地承接了中华民族不断的文化之根。在这种意义上，中华文化的复兴，要靠台湾。而台湾成长的净空法师以儒家精神身体力行地在故乡安徽建立的汤池小镇则是以文化环境与文化理念同时建设，在短短三年时间里证明了祖先在教化人心、安顿灵魂、移易风俗、营造安宁家园方面的有效性。

其次，基于以上的大环境如此，道德缺失成为这个时代的一大特色。过去的官场虽然也勾心斗角，可是尚有面子上的礼义廉耻，或许还有骨子里文人的安邦治国的火热情怀；而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和官僚体系，确实无法真正如墙上口号那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为既然生命终结，灵魂可以不负责任，那么我为别人服务的意义何在？当后革命时代的同志们明白大同世界不是一蹴而就的时候，当改革春风苏醒了个人意识的时候，个人对生存资源的占有开始变得至为重要而迫切。于是官员贪污，医疗腐败，学术腐败，教育圈钱，商人欺诈，百姓浮躁，唯利是图，则就是天经地义，不这样去做反而不仅是天诛地灭而且不可理解。

再次，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出版作为一种文化传承，步履维艰。涉及意识形态的书，真正涉及灵性发现的传统文化书籍和宗教书籍是被严密审查的，涉及局部稳定的如西藏、新疆、台湾等的书也要送审报批，而一贯实用的国人劣根性对于生活类、健康类、官场职场升迁类的书则大行其道，而政策反而是对于这一类不涉及意识形态的领域大开绿灯的。剩下的就是小青年思春的情爱小说，灌满了小小脑壳。

作为一个以传承文化为己任的出版人，几乎已经无可作为。可是，对于一个达观的人，对于一切逆境不生烦脑，尽力而为，随遇而安；这是他的宿命，这是他必须承受的因果。只能带着沉重的镣铐寻找立锥之地，然后翩然舞蹈。顾城在这个一无所有的真空背景下反而找到自己跟这个世界沟通的灵犀一线，从而发现内在的灵性，尽管最终还是被巨大的荒芜和他自己的自负也许还有因之而生的执着吞没，但是这样的宿命还是启示我们，一切并非我们所感到的那么绝望，当80年代的先驱如海子，顾城，骆一禾，……一个个魂飞天外，我们还是有不死的决心，将自己置之死地，不问生死，埋头工作，不求希望，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他寻找光明，就算那光明也是黑色的，我的努力无怨无悔。

最后，我不敢对出版产业化环境之下战战兢兢卖书号的出版社、上天入地搜索商机的图书公司、生存艰难的工作室、孤独创作的作者有任何期待，我只能说，我自己保证不做烂书，尽量选择和创作、策划有价值的书稿，把每一本书做好，向市场要效益，向文化要价值，给读者食粮，给自己安心。我知道，我已经把自己逼到死角了，但是唯其如此，生命才有意义。其他的生存，只是生存，不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