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纪事之六
一九九三年
这年出版了小册子《礼语咒词官腔黑话》，小结了一直以来我对语言问题的兴趣。流行的是“社会语言学”。我的视角确有不同，应该叫“语言社会学”。从《代价论》的后记可以看出《代价论》是这年二月完稿的。交给三联书店拖延了很久。
一九九四年
这一年我掀起了两场论战。《代价论》中的一章“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投稿给《社会学研究》（第2期）。刊登后引起轩然大波。在该刊第6期和翌年第1期上九位同仁争鸣。我在第3期上一一作答。这在《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另一场争论在学界之外。8月9日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轿车文明批判”。11月8日樊纲在该报发表批驳文章“轿车文明辨析”。8日当天我就完成了9千字的回应文章《轿车文明再批判》。但该报说党报不争论。《轿车文明再批判》删节后在11月24日的《中国市场经济报》发表（当时保外就医的陈子明读到《轿车文明批判》，嘱该报社的李萍关注此事，李遂与我联系）。《批判》和《辨析》读到的人较多，《再批判》读到的人较少，本书（《沙葬》）刊登后者。以后我和樊纲还在北京电视台背对背争论过一次。这场争论以我的完胜告终。从此他在这一问题上高挂免战牌，再未发言。以后我主编出版了《轿车大论战》（1996）。我在交通问题上的言论一发不止，已担任北京交通问题顾问多年。也是这一年我调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
一九九五年
这年出版了《代价论》和《走出囚徒困境》。我在出版上从来艰难，至今坎坷。《代价论》交稿26个月才出版。《走出囚徒困境》的起因是我为该社组织了几本书稿，领导留下了潘绥铭的《中国性现状》，甩出了不看好的我的书稿《走出囚徒困境》。张罗此事的编辑亚奇是诗人，看不过去和头争吵，头说给郑某一个书号，让他自己干。没想到我有销售经验，乐不得接受。《走出囚徒困境》我单枪匹马印刷了两次，销售1万册。后出版社又接过去印刷了8千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