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维权难在举证责任倒置
北京顺义法院调研显示，超市消费者受欺诈后，很难向经营者行使双倍索赔的权利。例如，蒋先生购买9元洁面乳受骗后，打官司历时三个多月，为18元赔偿而付出的3000多元交通费和误工费等损失，未得到法院的支持。（14日北京晨报）
消费者维权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维权成本畸高，而造成这一局面的症结在于目前相关法规规定，得由消费者履行举证责任。让消费者提供证据，不仅路径狭窄，而且鉴定费用高，往往不得不知难而退。
这样的情形在劳资纠纷中同样体现出来，为什么劳动者维权难？难就难在举证上。比如违法加班、不放加班工资，工人从正常渠道如何能够证明？单位违规辞退员工，且不予补偿，只是口头通知，又去哪儿找证据？
显然，当前一些涉及到弱势群体保护的法规，存在举证责任倒置的缺陷。既然消费者诉称产品质量存在问题，就应该由厂商拿证据证明质量没有问题；既然员工起诉你违规辞退，你就得提供证据证明你的聘用与解聘合法。
蒋先生胜诉后，因打官司付出的交通费、误工费等赔偿诉求却没有得到法院支持，由此不难看出，司法实践中也没有秉承扶持弱势群体的精神，造成一边是强势群体侵权风险成本小，有恃无恐，另一边则是弱势个体维权成本大，无可奈何的尴尬。
因而，举证责任倒置的矛盾不解决，消费者维权就很难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