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又多了一颗星星

早上起床打开手机，有七个未接电话，都是小弟打来了。知道老家出事了。

果然。三姑奶奶去世了。其实，也不算是特别痛苦和悲伤的事情——过了年，三姑奶奶就一百零一岁了。老人长寿而平安地去世，也是一件幸事。

小弟周末还去看过三姑奶奶的。他在县城工作，三姑奶奶家在离县城有四五十公里的山村。前天夜里得到三姑奶奶去世的消息，他连夜开车赶过去。很多事情，需要他拿主意。父亲去世后，小弟成为我们家族的代表，老家的大事情，都是他代表我们去处理。

三姑奶奶的一生充满磨难。解放前，唯一的儿子不幸夭折；解放初，因为成分问题，丈夫被批斗致死；后来领养了一个女儿，二十多岁时又生病去世了。从我记事时候起，三姑奶奶一直是那个样子，眼睛眯缝着，流着泪水；嘴唇不停地蠕动着，似乎在喃喃自语。大人们说，因为哭泣，三姑奶奶的眼睛快瞎了。那时候，我很不愿意去三姑奶奶家。她的家里总是很黑很暗很潮湿，让人感觉很压抑。当然，三姑奶奶很喜欢我们去她家，每次我们去的时候，她总会兴高采烈一阵子，忙不迭地搬出她珍藏的核桃、瓜子来招待我们。

父亲在世的时候，至少一个月要去看望三姑奶奶一次。那时父亲在公社上班，离三姑奶奶的家有十四五公里的路程。那时候，除了奶奶，还有几位老人是父亲经常要照顾的。一位是住在同村的三爷爷，他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还有一位是不沾亲不带故的同村的鲁爷爷，他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父亲有机会出差，总要给几位老人带点东西。给奶奶带的经常是糕点，给其他几位老人带的经常是药品。三爷爷耳朵不好，鲁爷爷和三姑奶奶眼睛不好。其实父亲也不懂医不懂药的，他也拿不准他带回来的那些药品或者偏方是否真有效果。他只是在尽他的孝道——他把这叫做“承担”。

我父亲突然去世的时候，几位老人都还健在。我奶奶还能下地干活，她此后又生活了十一年，一直到九十四岁高龄；三爷爷还很健康，我父亲先前帮他找了一位能干而可靠的女婿，他比村里的大多数儿子还孝顺；鲁爷爷的眼病没有恶化，父亲先前还帮他翻新了房子；三姑奶奶和她同村的一位近亲生活在一起，她身体很好，不仅能干活，还能绣被面和枕头——我们那边的风俗，结婚要用手绣的被面和枕头，三姑奶奶年轻时就是周围三村八寨绣花的好手。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想尽办法瞒着三姑奶奶。事后不多久，实在经不住三姑奶奶的一再催问，小弟只得将实情告诉了她。三姑奶奶当即差点昏厥，在我小弟的搀扶下到我父亲的坟上大哭了一场。那一场昏天黑地的痛哭，让小弟后悔当初隐瞒了实情。也许，让老人家及早知道，就不会像那样痛苦。

父亲去世的时候，在我的眼里，小弟还像孩子一样。事实上，在那之前不久，父亲还用棍棒揍过他一顿。那时候小弟开大卡车，很能挣钱，手头宽松的时候，会跟伙伴们耍钱玩。父亲的去世好像让小弟一下子长大了，不管明白不明白，事实上，他主动承担起了家庭的责任。由于他交际比较广，且为人豪爽，做事踏实，他在一定意义上取代了父亲在家庭及亲友中的地位。利用自己开车的方便，他一个星期就会回家一趟。每次回家，给奶奶带点吃的，把水缸挑满，把柴火预备好，给姑姑和姑父交代清楚注意事项。然后，抽空去看看三爷爷和鲁爷爷。三姑奶奶住得比较远，但只要出车到三姑奶奶村里，他总要去看看她。每年端午和过年，有事没事他也一定要去。

我总想起父亲说的“承担”。那是传统社会下对家庭、家族或者社会的一种责任和义务。这种东西不是谁强加给你的，也不是通过说教或者强制可以实施的。在一定的文化情境下，人们会不自觉地认同并接受它，将其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环节。它没有任何的功利，没有任何世俗的价值。勇于承担也许只是为了心灵的安静，只是为了对冥冥中的什么有个交代。近些年，老家的老人们一个个走了。每一次，都是小弟通知我。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我都会问问老人去世前的情况，问问丧事的日程安排；然后说，因为工作的缘故，我无法回来；然后说，需要我尽的义务，希望小弟代劳。

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总感觉到一种无奈的疏离。经常感觉人生如同浮云，不由自主地，不知道会飘向何方。这种感觉让人无奈而惶惑。以往，稍微可以安慰的是，我的家乡还在我的心头牵绊着。那里有高耸的山，葱茏的林，蓝色的天，白色的云，当然，那里还有我熟悉而亲切的乡亲。正是这一切，让我感觉家乡是沉重而实在的，是可以触摸和感觉的。可是，当老人们一个个去世后，“家乡”似乎变薄了，变轻了；它似乎也变成了一片浮云，慢慢漂浮起来。如果说家乡曾经给我坐标的感觉，那么，在亲人们一个个离开人世之后，我感觉这个坐标变得模糊了。这样想着，越发惆怅起来。

抬头看看窗外，蓦然发现，天上似乎又多了一颗星星。想到我的亲人们可能团聚在天堂，心里有些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