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二)
刘少奇挨批 林彪外逃
王先金 编著
第二章 红色风暴 (22)
刘少奇骨灰撒黄海
王光美接过刘少奇的骨灰盒
1980年5月17日下午4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追悼会的规模仅次于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泽东主席追悼会。大会在万人大礼堂举行。
追悼会由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致悼词。除叶剑英、李先念、刘伯承、粟裕、陈慕华等或在外地或出访外，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追悼大会。举行追悼大会的当天，在天安门广场等地降半旗，全国停止娱乐活动一天。大会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国人民广播电台进行实况转播，并重播两天，组织广大群众收听收看。
根据刘少奇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大海里。中央书记处和治丧委员会就此进行过讨论。原计划撒在渤海，最终决定撒在黄海，并由胡耀邦总书记作出批示，确定由中央有关部门和治丧办公室负责人李步新、高登榜、李伟、高富有等陪同王光美及子女，于5月19日前往青岛，完成散撒骨灰的工作，由北海舰队派军舰执行此次任务。
5月19日，天气晴好。早晨8时，刘少奇同志治丧办公室成员和全体工作人员齐集人民大会堂四川厅，然后陪同王光美和子女及亲属将刘少奇的骨灰从停灵的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启运。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在走道和台阶分两边列队，肃立致哀。臂缠黑纱的解放军礼兵卫护着双手捧持骨灰盒的刘源和王光美缓步出行。然后，王光美怀抱骨灰盒坐在第一辆红旗牌轿车中，红旗牌车车头披着黑纱，扎着黑黄两色的花球。长长的车队沿着西长安街驶向北京西郊机场。沿途的路人和车辆都驻足停行，目送默哀，形成了夹道相送的场面。
在西郊机场举行了简朴无华的送行仪式。登上舷梯后，刘源站在机舱门口，回过身来，流着眼泪将骨灰盒高高地举过头顶，向送行的人们作最后的诀别。机场上许多从热泪盈眶，几位老同志泣不成声，他们招手呼唤，向刘少奇的骨灰作最后的道别。王光美脸上表情凝重而宽慰，她向所有送行的人深深地鞠躬致谢。9时30分，三叉戟专机腾空而起，飞离北京。
10时25分，飞机降落在青岛流亭机场。机场降半旗，播放着哀乐，数百名北海舰队的干部战士臂缠黑纱，在停机坪上列队，肃立默哀。专程由济南赶到青岛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和山东省、青岛市、海军司令部、北海舰队的负责人在舷梯前迎接。护送骨灰的车队离开机场，直接驶往青岛港第三码头军用码头。
青岛是阴天，车队到达码头时，天空还星星点点地洒落下几点雨花。码头上，数百名海、陆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臂缠黑纱。扬声器里播放着哀乐，半降的国旗在微风中缓缓飘动，执行散撒骨灰任务的驱逐舰是50年代即服役的军舰，重达2000多吨，舰上官兵有270多名，在它的舷梯上挂着醒目的横幅，黑底白字，写着“刘少奇同志永垂不朽！”王光美及子女与陪同散撒骨灰的人员依次登舰，驱逐舰上的官兵全部臂戴黑纱，在各层甲板上脱帽肃立迎候。
11时45分，军舰汽笛长鸣，缓缓离港。在军用码头的所有舰艇上，着蓝裤白衣军装的海军官兵列队在军舰甲板上肃立致哀……由于是阴天，浓云低垂，笼罩大海，军舰在水天苍茫中默默地快速行驶，更增加了忧郁凝重的氛围。
午后1时许，治丧办公室工作人员陪同王光美和子女捧护着刘少奇的骨灰盒来到后甲板。舰上广播室播放哀乐，后护卫炮舰开始鸣炮致哀。
驱逐舰后甲板上挤满了人。一个临时搭起的台子上，刘源打开骨灰盒，王光美拿出骨灰袋，最后一次亲吻依偎骨灰袋，然后缓缓打开骨灰袋。看到面前洁白如雪的骨灰，她忍不住泪如泉涌。在祖国黄海海域大公岛附近的海面上，王光美撒下了第一把刘少奇主席的骨灰。接着，她捧了一把骨灰给小女儿刘潇潇，这位因学习而未能前往郑州迎取骨灰的大学生，撒骨灰时悲伤得痛哭失声。然后，刘少奇的子女及亲属，以及原来在刘少奇身边工作的人员依次散撒。随着刘少奇的骨灰和鲜花不断地抛进大海，人们俯身在船舷边，呼唤着，哭泣着，凝望着，追寻着。哭声和呼唤声交集，风声和海浪声回响，震撼着水天茫茫的黄海，震撼着所有人的心弦。在撒骨灰的过程中，后炮舰共鸣炮21响，给刘少奇主席以国家元首的最高礼遇。
附录：看守叙述：刘少奇囚禁开封的最后日子
李用胡，湖北第二电机厂退休干部，曾参加过著名的上甘岭战役。抗美援朝结束回国后，他历任驻河南某预备师某部排长、河南公安总队第三支队七中队副队长、队长、指导员等职，1978年转业回到湖北咸宁老家。
在担任河南公安总队三支队七中队指导员期间，李用胡曾经奉命看守被囚禁在开封的刘少奇主席。谈及这段往事，如今已步履蹒跚的李用胡老人一脸无奈，他怀着复杂的心情娓娓道出了那个特殊年代里鲜为人知的心酸故事。
执行“紧急任务”，我的心在流泪
1969年10月17日下午，我们接到一项任务:有一位受中央“重点审查的对象”将在当晚转移到开封，要求地方公安予以协助下机后的押送、看守工作。命令来得很急，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重点审查对象”究竟是谁，只是隐隐地觉得，这个人可能不一般。当时我带领几位公安干警做好准备，并且很快来到开封机场等候。大约晚上九点半左右，一架伊尔—14型飞机悄然降落在开封机场的停机坪上。早已等候多时的我们和几位医护人员匆匆登上飞机的舷梯，进入飞机，来到机舱后部。只见后舱里放着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白发苍苍、瘦骨嶙峋的老人。不知什么原因，眼前的这位老人没有穿衣服，甚至连裤子、鞋袜都没穿，只是被人用一条粉红色的棉被裹着，外边还罩上了一条白床单。老人的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塞着吸痰器，胳膊上扎着输液管，瘦弱的脸十分苍白，没有一丝血色。他安静地躺在担架上，好像没多少精神，但从他那微弱的呼吸看，他还活着。
我们和医护人员一起将担架抬下飞机，这时我借着月光，仔细看了担架上的老人。看着看着突然觉得这张面孔好像在哪见过，我猛地发现:这不是我们的主席——刘少奇吗？我怔住了，所有接受“任务”的人也都怔住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发出声响，大家只是用质疑的目光看着眼前的老人。当时，我们知道刘少奇主席已经被打倒，但是我们没想到他会变成这个样子，一阵心酸涌上每个人的心头。很快，担架被抬上了早已准备好的救护车。北京来的三位医生护士和刘少奇的原卫士长李太和同我们一起上了救护车，在漆黑的夜路上，救护车向市区急驶而去。
戒备森严，我们也失去了“自由”
救护车受当时林彪在河南的一个亲信安排，越过南士街，驶进了开封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小天井院。国民党时期，开封市的同和裕银行就设在这个小院内。小院僻静而阴森，与外面完全隔绝。刘少奇主席被安置在西楼底层靠南头一个套房的里间。当时，这间屋里除了一张小床和一张桌子，什么也没有。
从这天夜里开始，小院内外“如临大敌”，戒备森严。院子的围墙高大而坚固，上面布满了成排的电网，只有一条安装了铁门的通道可以出入。大门口有岗楼，门外有哨兵，屋内有警卫。我们执行的看守任务，被称为“十七号任务”（因刘少奇是10月17日到开封的）。那时，我们在执行任务的同时也同样失去了“自由”——不准外出，不准写信，不准同家人亲友有任何形式的交往，并且一个个都以党性、生命作了保证。事实上，我们也被软禁起来，不能与外界联系。在那里，所有人员的心情都很低沉，压抑的气氛让大家的脸上都没有了笑容，我们之间不再有交谈，有的只是默默的看护与防守。我们不和外面联系，而一墙之隔的门外把守，也对墙内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不会想到，自己日日看守的竟是我们新中国的国家主席。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排的人员在这座特设的“监狱”里从事看守工作。在装有铁门的通道门口和刘少奇卧室门口，布置了两道警戒线，还有昼夜24小时双哨床前监视，警卫方面确实是严密到了万无一失。第一天晚上，我便参与了看护。记得一切都安顿好之后，刘少奇主席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扫视了一下四周，似乎在想这是什么地方。他可能不知道，这就是他11年前兴致勃勃视察过的古城开封。然而，这次重来开封，已是物是人非。刘少奇主席看了一下周围，什么也没说，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病痛和虚弱已经让这位老人没有太多的力气思考，而可笑的是当时那如临大敌般的看管措施，竟然是为了这样一个身染重病的奄奄一息的老人！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北京方面的人全部撤回，我们完全接替监护
刘少奇主席居住的屋子里没有玻璃，深秋的风夹着寒气吹在刘少奇虚弱的身体上。在到达开封的当天夜里，刘少奇的肺炎就复发了，高烧摄氏39度，呕吐得很厉害。而林彪在河南的同伙却汇报称:“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病中的刘少奇需要药品治疗，可是得到的指令却是:北京带来的药，不许全用；河南准备的，要退回一部分；禁止到外边购买。这样一来，为刘少奇配备的医疗班子完全失去了作用，更谈不上治疗。
直到11月5日，刘少奇再次发高烧，整整抢救了两天，体温才降到摄氏37.2度。当时在刘少奇身边的人都说，虽然他不说话，但神志还有点清醒，特别配合治疗，看来他要坚持活下去，想活下去……
就在刘少奇退烧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6日，从北京跟来的人全部奉命撤回，一个也不准留。临走前，“刘少奇专案组”的人特意到火化场转了一圈，说:“千万别死在我们手里。”然后向我们“训话”说，“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从这以后，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完全交由开封驻军及公安等部门负责。尽管都接受了“仇恨”的阶级教育及保密教育，可大家还是十分惊讶，眼前的所见所闻，同报纸上所谓“最阴险、最凶恶、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的说法反差太大，怎么都对不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瘦成皮包骨头，病得奄奄一息，靠鼻饲维持生命，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牙齿只剩下七个，连说一句话的力气也没有的垂危的老人。
偷偷抹去泪水，我们为他盖上一块白床单
刘少奇主席每天闭着双眼，一句话也说不了。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只是发出微弱得不仔细听都听不到的呼吸声。因为无法进食，我们这些看守常常协助医护人员从鼻饲管里打进流食来维持他的生命。除了定时做流食，还定时帮他翻身。除了这些之外，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他一言不发，甚至没有呻吟过一声。或许他在思索什么，或许他在无声的对抗。在那个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荒唐岁月，沉默中的刘少奇每天都在无声地抗议。
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渐渐走到生命边缘的刘少奇，在得不到有效的医治、护理下，病情进一步恶化。当时，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更不知自己的妻子儿女眼下身在何方、遭遇怎样，只知道有严密的监视像影子一样从早到晚在跟随着自己。我们中间曾有人提出设法让亲属来见一面，可能是最后一面，但是我们当时谁也没有能力做主。
11月10日晚，刘少奇第三次发高烧，体温一再攀升，试体温表，五个小时后才取出，体温摄氏39.7度。医护人员限于医疗水平和条件，又不熟悉病史，只得按肺炎治疗。因为不许送医院抢救，到深夜时，刘少奇的嘴唇发紫，点头张口呼吸，吸氧也不见改变，两瞳光反应消失，体温达到了摄氏40.1度。可是值班护士仍按原处方用药，到第二天早晨6点40分，发觉情况不妙，连忙叫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然而为时已晚。6点42分，医护人员到齐；3分钟后，也就是1969年11月12日6点45分，一颗承受了过多压力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刘少奇临终前，我发现在他手中有个硬塑料瓶，已经被他攥成小葫芦形状。我偷偷抹去眼角的泪水，给我们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遗体盖上一块白床单。
火化“烈性传染病人”
刘少奇临终前，身边没有亲人。他的妻子、儿女在几年时间里对他的下落毫不知情。直到林彪出逃后的1972年，王光美才得知刘少奇早在3年前就离开了人世。刘少奇主席去世后，遗体被转移到地下室。
15日深夜12点，刘少奇的遗体被装上一辆吉普车。由于车身容纳不了他那高大的身躯，小腿和脚都露在车厢外。此时，火化场早已得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今晚火化，只准留下两个火化工。
“灵车”慢慢行进在古城的街道上，没有任何仪式，也没任何亲人在场，一位国家主席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从这个纷乱的世界上消失了。与此同时，他在开封留下的所有遗物，也被付之一炬。剩下的，只有一张骨灰寄存证，上面填写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并有人冒充刘少奇的儿子“刘源”签名办理了寄存手续。刘少奇的骨灰被装在一个临时从商店买来的普通木质骨灰盒里，交费后寄存在开封火化场骨灰存放室。随后，“专案组”宣布纪律，要我们谁也不准透露消息。
1980年2月，“文革”结束后的第4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主席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沉睡14年后，终于昭雪。
(以上参见中华网)
刘少奇骨灰的保存和寻找
1969年11月12日凌晨6时45分，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市含冤去世，终年71岁。这天是他来到开封的第27天。刘少奇遗体火化后骨灰领取等后续事宜都是陆军第一军政治部保卫处处长张金贵等人办理的。
过了一段时间，一军政委徐文礼找河南省军区政委、省革委副主任王新报告说刘少奇已经逝世。王新拉着刘建勋一块听汇报。听完汇报后，刘建勋马上向中央打电话作了口头报告。请示如何料理后事。当时纪登奎(当年河南省主要领导人)请示了周恩来总理后，答复说，中央派人去处理。可等了几天，一直没有见中央来人。
后来他们才知道，中央专案组根本没有通过河南省革委会，而是直接派人到开封市组织陆军第一军的人处理了。
刘少奇被遣送到开封后，由一军负责刘少奇等人的生活保障和安全保卫工作。只向河南省的领导提出“找一处独立的院子”之外，中央专案组只要求一部“保密电话机”由省革委会解决。
刘少奇逝世后，骨灰就存放在火葬场。开封火葬场关于存放刘少奇骨灰的登记表上记载着：刘卫黄(即刘少奇)的骨灰1969年11月14日由8172部队送存，申请人写的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编号123，寄存年限三年，1972年11月14日第一次续存三年，1975年11月14日第二次续存十年。登记表上方醒目地写着一行字：“1979年3月5日夜11时半取”。这就是霍云桥于1979年3月5日根据省委书记处书记赵文甫的指示，取走了刘少奇骨灰时留下的记录。
1979年2月，出狱不久的王光美住在中组部翠明庄招待所。一天，在京开会的赵文甫前来看望，谈话中谈到了查找刘少奇骨灰的事。不久，家人了解到刘少奇的卫士李太和是身边工作人员中唯一护送刘少奇到开封并参与事后处理的人，于是辗转取得了联系，李太和从安徽合肥某部队来到北京，向王光美等报告了刘少奇后事的有关情况。李太和回忆了刘少奇骨灰盒的编号是“123”，以及骨灰盒的形状，还说红色的骨灰袋上印有四个字——“移风易俗”。他记不起存放期是多少年，担心过了时间火葬场会将骨灰自行处理，再三叮嘱要抓紧查找。
于是，刘源紧急联系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段君毅和刘杰，但不巧两人都下乡了。于是他又电话联系上了赵文甫的秘书，请他尽快向赵报告李太和提供的重要情况。过了几天，赵文甫就电话回复说，骨灰已经从开封火葬场取回，保存在他的办公室。赵文甫所述骨灰盒的样式、颜色与李太和提供的完全一样。刘源问：“骨灰袋上是不是还有几个字？”赵文甫说：“是‘移风易俗’”。刘源听了和母亲才舒了一口气，确认找回的是刘少奇的骨灰。
刘少奇留给王光美的特殊遗物：尼龙袜
在刘少奇纪念馆的藏品中，有一双深蓝色的尼龙袜，袜底和跟部磨破以后，又加上了许多补丁。据王光美介绍，这双尼龙袜是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朋友赠给刘少奇的。当时，这种袜子在国内还比较稀罕，显得很珍贵。
1967年7月18日晚，中南海的造反派同时分别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也就是从这天起，刘少奇和王光美开始被分开关押。
1967年9月，北京的天气已比较凉了，而王光美还光着脚。一天，她向女看守提出要从家里拿双袜子来穿，看守通知了刘少奇原来的卫士贾兰勋。贾卫士在刘少奇身边工作的几年与刘少奇一家建立了浓厚的感情。这次女看守来要袜子，他想：要拿件有意义的东西给她作纪念。随即他拿了一双刘少奇穿过的尼龙袜给看守，并一同送至后院。
王光美接到袜子说：“这双袜子不是我的。”贾兰勋提高嗓子严肃地说：“怎么不是你的？这是出国的时候给你买的，你忘了？”等贾兰勋他们走后，王光美细看袜子时，她惊喜地发现，这是刘少奇穿过的袜子。
从此，这双袜子便伴随着王光美在狱中度过了整整12个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