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在奔四的人生道路上
如果说我们把80后和90后定义为非主流一代，那么给70一代下定义则是件困难的事情，他们成长时代的独特性，令他们身不由己地成为“过渡”的一代人。置身于这个变化纷繁的时代，我们很难找出70一代太多的共性。
文/青牧 图/资料
“炫”一代的主力军生于70年代。在传统与疯狂，在新与旧之间，在正统和戏谑之间被搅拌旋转的“炫”一代，在经历了晕眩之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品格。他们的底子里可能仍然有着理想主义的深深烙印，特立独行，我行我素，不惧世人的眼光，正是这些理想让他们开启一段不一样的中年生活。
文/青牧 图/受访者提供
活着，宁愿三分钟燃烧不愿一辈子冒烟。——云想霓裳
云想霓裳：宁要三分钟燃烧
“活着，宁愿三分钟燃烧不愿一辈子冒烟；下一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是云想霓裳博客上的话。云想霓裳，1977年出生，至今仍是单身，和一般的剩女不一样，她并不奢求轰轰烈烈的爱情，也不看重那一张薄薄的结婚证书，“我就希望活得真实开心，每天都有着新的喜悦。”
眼前的她，开朗率真，十足小女人。“我觉得女人就是要对自己好些,先会爱自己,才懂得爱别人。”对于过往的恋情，她轻描淡写，“没什么值得后悔的,能做朋友就做朋友,不能做朋友就老死不相往来。做人往前看会比较积极。”
“昨天深夜两点，被闺密的电话吵醒，哭得稀里哗啦，失恋啦，顿觉人生无望。我极尽安慰之能事，事不关己，我便能眼明心亮得像个妖精。男人嘛，不要去爱他们，理解他们就行；女人嘛，不要去理解她们，爱她们就行。”这是她2009年5月写的一篇日志。
“庆幸的是我有非常开明的父母，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工作上都非常信任我，让我没有丝毫的压力感。他们尊重我的一切决定，包括选择结婚或者单身，甚至哪怕有一天我选择非婚生子，他们也会支持我的。”云想告诉记者。
聊起现在的恋爱状况，云想直言不讳，“有一个正在交往的男朋友，我很喜欢我们之间的状态——互不束缚。大家的工作都很忙，但只要一有空，我们就会在一起，我们也从不讨论婚姻，也不需要这些。我不是不婚主义者，只是我信奉婚姻应该是人生的加法，要有了幸福的把握才去选择。”
对于70年代出生的人，很难用一个词去进行定义，有人说，三岁一代沟，可是云想和她的外甥女就相处得很好，“我和外甥女差9岁，有三个理论上的代沟，可我们却可以穿着同款同码的裙子，在爱情的道路上犯着同一种罪。我们甚至可以互相开解互相提醒。读心理学的外甥女曾经给我做过一条临床心理测试题，得出题解是：在我的心里，爱情大于家庭大于性大于钱大于道德。其实我觉得还是爱钱好，钱是不可或缺的东西，爱和性都是稍纵即逝的。我一直主张女人要有自己的事业房子车子和银行存款，这些才能让女人真正拥有安全感……
在音乐中，我得到了别人的关怀，根本不需要伴侣或者孩子的牵绊。——周朝
周朝：为了梦想流浪歌唱
经过数次拉锯的谈判,他终于接到了对方的电话:你明天上午10点前可以来签合同吗?这是2003年10月13日的一个午后。
然而，在去签合同的路上，周朝遭遇了交通事故，这改变了周朝的人生历程，在病房里，周朝突然起念，从亿万身价的房产商，成了一名摇滚歌手。“以前在上海,我基本每天都去酒吧，兴致一来还会上去和乐队玩一会儿。当时躺在医院看电视，电视里放“人与自然”关于狒狒的，第一次知道狒狒每天的生存目的只有“食物和交配权!”
“顿时我明白，我们四周的人,基本不都是在为自己的生活品质,忙忙碌碌,让自己过得好一点,舒服一点吗?想到这个，我觉得应该换一种活法，而最好的方式就是做音乐。”周朝告诉记者。
周朝经历着闭塞的年代到改革开放的裂变，其中从事的行业也都是隔山一样的行当，电视人，企业主，开过酒吧，饭店。“那个时候也没想太多，只是那个年代任何行当的门槛都特别低，大家都是这样的，所以也没什么好稀奇的。”
周朝并没有成家，他依旧单身，但他并不因此而困惑，他一直沉浸在他的吉他身上，他的音乐之中。“我觉得慢慢变老也是种成长，我很感谢给我的一切。”
比如我前几天去一家酒吧玩，看气氛不错，上去弹了一会儿吉他，“那位80后酒吧老板看我弹得很high，立即脱下手上的链子送我。在音乐中，我得到了别人的关怀，根本不需要伴侣或者孩子的牵绊，我觉得我能在音乐中彻底的释放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真善美的追求。”
经过5年的磨砺，他的钱袋空了，为了成就自己的音乐梦想，开了288酒吧，“我当时想招人排演，可是别人见我招工第一句话就问，你这边待遇怎样，那也对，他们是把它当作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来做。”于是，我就开了酒吧，周朝悄悄地告诉记者，“这样的话找人排演，也就名正言顺了。”
听过周朝歌的人都知道，他的歌中都有着丰富的人生、独特的视角、敏锐的灵魂，用随意的生活语言，风趣幽默地和你讲着一个又一个我们身边的故事……
生活就是一种修行，其中的苦难、快乐、荒谬、成功失败，都是修行的一部分。——路内
路内：在苦难中修行
“上个世纪90年代的戴城，路小路在一家化工厂上班，他是个愣头青，不知道未来和生活目标在哪里。跟着一个叫“老牛逼”的师傅混，没学会半点技术。在机修班，除了拧螺丝之外什么都不会，在电工班，就只会换灯泡。”这是路内小说《少年巴比伦》里面的片段。
和路小路一样的是，1973年出生的路内曾经也为自己的未来彷徨和迷茫过，找不到目标，当大多数文学青年在大学校园里满怀忧伤地抒情时，19岁的路内已开始在苏州、上海、重庆的工厂里辗转，做过钳工，电工，仓库管理员、营业员，会计，小贩，播音员、摄像师，广告公司文案，公关公司老板，等等。
“做过很多工作这其实不算什么，无非是从一个单位到另一个单位，我曾经很怀疑这种事情的意义，但最终发现它在我身上呈现的不是一个空间的历程，而是时间的历程。也就是说，我就算去出家做了和尚，可能也会成为现在这样。生活就是一种修行，其中的苦难、快乐、荒谬、成功失败，都是修行的一部分。”路内告诉生活周刊记者。
而这个从19岁就进工厂的苏州少年，当年的文学启蒙是工厂里的图书馆，“因为一天八小时就盯着几十个电表，也不用干活，只能看看文学期刊了。”
1998年，路内的《湮灭》在《萌芽》中刊登，“当时的稿费只有200元，这怎么能养活我，我只能又去挣钱找工作。”2006年，母亲突然的去世让他有了一段较长的时间去休整，“我的很多工作都是处于半自由状态，我不喜欢太刻板的生活，于是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诞生。”
如今的路内是一家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再次回归主流人群的视野，有个幸福的家庭，有个可爱的孩子，“我自己的生活谈得上安居乐业了。70后的这辈人，这四个字都是后天得来的，因为这个群体里面几乎没有先天的富二代。多折腾啊，前半辈子，看着爹娘涨工资，分房子，买房子，发财或者下岗，自己又没赶上教改，考大学如同选秀，从国营企业过渡到外资的私营的，从私营的又回到国有的。这个过程比60后的不差，精神层面的东西，70后是受冲击比较大的，还没起步就破产了，然后寻求财富，得到了安居乐业的年份了，再回头去寻找精神，可是那个东西不存在了，徒然地成为一种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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