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二)
刘少奇挨批 林彪外逃
王先金 编著
第五章 贺龙元帅含冤去世 (4)
附录一： 王文正：我所知道的贺龙之死
1980年7月15日，被最高人民法院党组调到北京秦城监狱，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对“四人帮”的预审工作。同年9月29日，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任命我为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十名主犯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之一。因而我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贺龙元帅致死的有关情况有所了解，略述如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青一伙把贺龙元帅视为篡党夺权的障碍，他们勾结一起，罗织罪名诬陷贺龙元帅。林彪诽谤贺龙是“土匪”、“军阀”；江青到处向红卫兵煽动“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李作鹏（时任海军第一政委）诬陷贺龙“篡军反党”。
周总理保护贺龙
“文革”开始后，“造反派”冲进贺龙的家大肆查抄。周恩来总理为了保护贺龙的安全，把贺龙和夫人薛明接到中南海西花厅的自己家中，给予关心照顾。到了1967年中南海也不安全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伙同副组长江青和顾问康生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对他们进行人身迫害。周总理就派人把贺龙夫妇转移到一个保密的地方。可是不久，贺龙夫妇就落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手里，从此完全失去了自由。
叶群指使人写材料诬陷贺龙
1966年8月，林彪指使吴法宪（时任空军司令员）写“贺龙插手空军党委”的材料，此时贺龙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可是吴法宪依照林彪的旨意，写了“贺龙参加空军党委十一次会议，有夺权活动”，说“贺龙是一条黑线在指挥空军党委会”，说“林彪是一条红线在指挥空军党委会”的材料。经吴法宪同某政委签名后，于同年9月3日报送林彪，林彪批转后报送党中央。1980年12月6日，特别法庭在庭审吴法宪时，他在法庭上供述：“报告上说‘贺龙是一条黑线’、‘林彪是一条红线’，是我形容的，我编造的。说‘贺龙插手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搞幕后活动’，‘要夺权’等，不是我编造的，那是林彪叫我写的话。”
也是在1966年8月，叶群（林彪之妻，时任林办主任）把捏造贺龙的材料，当面口授给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听，指使他写诬陷贺龙的材料，并对他说：“以你主动向我反映情况的口气写，不要以我指示你的口气写。”同年9、10月，他先后把写的纯系捏造的四份诬陷贺龙的材料送给林彪，然后林彪签发转报党中央。这些诬陷材料的内容真是荒唐可笑，不过是一种无稽之谈罢了。例如“贺龙同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反党分子经常集会进行密谈”；“贺龙亲自保存一支精制的手枪，晚上睡觉时放在枕头下面，他外出时带在身上”等等。
康生制造贺龙搞“二月兵变”谣言
1966年夏，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诬陷贺龙和彭真“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实际情况是，1966年2月，北京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调了一个团的部队给北京卫戍区加强民兵训练等任务。他们因缺乏营房，曾派部队同志到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校联系临时借房之事。后经研究，考虑到军队驻扎在学校不合适，而且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的学生也快要返校，因而部队也不再提出向学校借房了。因此，部队从未进驻过学校。仅仅过去三、四个月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有人就写了一张“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这件很普通的事，却被康生所利用，到处煽风点火，制造“二月兵变”的谣言，并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林彪对此也加以利用，对贺龙诬陷迫害。所谓“二月兵变”之事，1981年2月，我从北京特别法庭审判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案之后回到上海，我的老伴唐孝英和在中国人民大学任外语教研室主任的姐姐唐孝纯领我到瑞金医院看望在该院治病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郭影秋（建国后历任云南省省长、南京大学校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等职）。当我们谈到审判“四人帮”时说起“二月兵变”之事，我说在北京秦城监狱预审“四人帮”时，看到郭老你写的说明“二月兵变”是无有其事的证明。郭老说：“为了此事，‘文革’开始后，我被红卫兵从北京市委机关揪回人民大学批斗，要我交待彭真阴谋搞政变，在人民大学驻扎军队是为了搞‘二月兵变’。”对有关部队派人到学校联系借房的前后经过，郭老完全了解，说：“他们所说的‘二月兵变’纯系造谣，漫天谎言，栽赃陷害彭真、贺龙同志。彭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贺龙被迫害致死，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贺龙“通敌叛变”
1968年5月，康生说：“由贺龙的历史上的投敌叛变，联想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可以由历史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因而林彪、江青一伙就策划胡编了贺龙在1933年“通敌叛变”的事。有关此事的实际情况是：1933年，蒋介石派遣重兵围剿湘鄂西红色根据地和红三军（1931年由红二军团缩编的，1934年又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红二军团时期，贺龙任军团指挥，红三军时期，贺龙任红三军军长卅，另一方面又派反动政客熊贡卿对贺龙游说和策反，进行收买。贺龙识破了熊贡卿的阴谋，便报告了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请示分局批准杀掉熊贡卿这个反动政客。中央分局同意贺龙的意见。当熊贡卿来到湘鄂西红色根据地后，贺龙从熊的口中了解一些我们需要了解的情况之后，将熊贡卿处决了。为此，湘鄂西中央分局于1934年3月向党中央作了报告。有关这件事，在中央档案馆有案可查。可是林彪、江青一伙竟然颠倒黑白，把此事作为诬陷贺龙“通敌叛变的依据”。
贺龙被残酷迫害致死
贺龙、薛明夫妇在被监禁期间，受到百般折磨和摧残。贺龙患有糖尿病，吃的是盐水煮白菜、掺沙子的米饭。饮水不够吃，薛明只好接点雨水补充，自己带来的药物也被搜走。由于缺乏营养，又不给药物治疗，直到贺龙病情失去控制的1969年6月8日，在薛明的再三要求下才给他做检查，9日上午才送医院。由于生活上受虐待，精神上遭摧残，他于当天下午呈昏迷状，几个小时后即去世，终年73岁。这位“两把菜刀闹革命”、1927年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并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的领导下，担任南昌起义部队的总指挥，几十年来南征北战屡建功勋的贺龙元帅，竟然冤死在混进革命内部的奸贼手里，可悲！可叹！
林彪反革命集团在诬陷贺龙元帅的同时，由于许光达大将1930年在贺龙为指挥的红二军团当过师长，1931年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时又任该军的团长等关系，1967年1月，林彪一伙又诬陷许光达是所谓贺龙“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等莫须有的罪名，对他残酷迫害，使其受尽折磨。就在贺龙元帅1969年6月9日含冤而死的前几天，许光达大将在6月3日已含冤死去，时年61岁。1977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为许光达同志恢复名誉，并为他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粟裕大将出席仪式并讲了话。
党中央为贺龙同志平反昭雪
1973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说错整了贺龙，我要负责呢。
1974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为贺龙冤案平反昭雪。但在平反前还有一个重要疑点没有查清，即1968年3月李仲公上交的1927年贺龙写给蒋介石的“求降信”的真伪。
李仲公1898年生，贵阳人。1913年留学日本，后在蒋介石手下任职，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解放后任民革中央常委、民革中央宣传部长。1950年7月21日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1978年5月26日被撤消参事职务。1978年6月去世。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考虑重新调查李仲公检举贺龙“求降信”的真伪。周恩来决定把这一任务交给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贵、施义之和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曼恬。
1974年9月23日，周恩来让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华国锋找杨贵、施义之和王曼恬谈话。华国锋取出两封信对他们说：“这是国务院参事李仲公上交的1927年贺龙写给蒋介石的”求降信“，请你们很好地研究一下，找有关单位做出技术鉴定，鉴别信的真伪，作出结论，并报周总理。”
关于“求降信”的来龙去脉：大革命时期，贺龙任国民革命军独立15师师长。蒋介石认为贺龙仗打得很勇猛，是个难得的人才，在1927年以后的几年间，曾先后派人游说贺龙，许以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西省政府主席等职务，还要在上海、南京为他建造别墅，另外加上一笔巨款，企图拉拢贺龙，为其所用。结果，蒋介石派去的说客不是被贺龙抓起来，就是被枪毙了。
李仲公就是蒋介石派去游说的第一个说客。李当时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1927年3月初，李仲公不惜花费巨款宴请贺龙，可待李向贺龙透露蒋介石的真实意图后，贺龙就将李仲公逮捕，甚至要把他枪毙。但蒋介石当时还没有公开反共，考虑到各方关系，贺龙将李转押给国民革命军第8军总指挥唐生智，唐生智将李放掉了。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要给一批民主人士安排工作。李仲公到中南海找到相熟的周恩来总理，以他是贵州人、熟悉家乡情况为由，要求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职务。在得不到周恩来肯定答复后，李仲公耍起赖来，纠缠不休。此时，周恩来忽然想起，他听贺龙说起过李仲公，便打电话将贺龙叫来。贺龙一进门，周恩来便指着李仲公说：“贺胡子，你认识他吗？”贺龙听说此人正在跑官，当即接口说：“认识么，老朋友了。李先生，那年在武汉，我送你到唐生智那里，后来你怎么就走了呢？”李仲公心中有鬼，害怕贺龙抖出他的老底，敷衍几句后，马上起身告辞。后来，李仲公被聘为政务院参事，他认为是贺龙从中作梗，从此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
“文革”开始后，林彪、江青一伙号召揭发贺龙，李仲公为发泄不满，便采取报复行动，诬陷贺龙。之后，就有了李仲公上交所谓贺龙的“求降信”。
杨贵从华国锋手中接过信件，与施义之、王曼恬进行了认真研究，将辨认字迹和所用信件的纸张、墨汁同步进行鉴定。
几天后，化验的结果出来了，信件所用的纸张是建国后生产的，与40年以前造的纸张完全不同。书写的墨汁也是解放后生产的，里面含有建国后才能生产的成分。由此可以确认，李仲公上交的贺龙“求降信”确系建国后伪造的。
这一鉴定结果为贺龙元帅平反清除了最后障碍。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25号文件，正式为蒙冤去世的贺龙元帅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在此之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1975年6月9日，在贺龙同志逝世六周年时，中央举行了贺龙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总理身患重病从医院赶去参加，仪式由叶剑英元帅主持，周总理说：贺龙同志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贡献……
由于当时江青、康生一伙还在台上，对贺龙同志的平反不够彻底。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43号文件，彻底为贺龙同志平反昭雪。
1978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李仲公审查小组作出的《关于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李仲公配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陷害贺龙元帅，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严重，又不老实交待，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应从严惩处，逮捕法办。但考虑李已年近九旬、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不再捕办，决定撤消其国务院参事职务，每月发给80元生活费，交国务院参事室监督。”
到了6月份，李仲公就去世了。
贺龙死后叶群继续迫害其夫人薛明
贺龙同志被迫害致死后，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叶群仍在继续迫害贺龙夫人薛明，因为薛明在延安时期就知道叶群有政治历史问题，也曾向有关组织方面作了反映。1980年12月6日，特别法庭在庭审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吴法宪时，他供述：“我了解薛明知道叶群的历史，因为叶群的历史有假。把薛明弄到远的地方去是为防止有人向她调查。”吴法宪还供认：“叶群怕薛明揭露她的问题，要把薛明送到贵州一个偏僻地方监护起来，我叫王飞（注：林彪死党，时任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送薛明到贵州空军一个农场，我吩咐王飞不许薛明乱说乱动，不准她胡说八道，把其监护起来。”然后法庭上宣读、投影了原“贺龙专案组”副组长笔记本摘录，其中记载：“1969年11月8日晚，吴（法宪）、邱（会作）二位副总长当面交待，薛明送贵州空军干校去监护（暗中监督之意），不准她写信、乱活动，注意不要让她跑掉或死掉。”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很关心薛明的下落，并指示各有关方面一定得找到薛明。最后终于在贵州找到了薛明。在周总理的安排下，派去的人把薛明接回了北京。周总理对薛明说，贺龙同志遭受迫害你一直在他身边，你把它写出来，向党向人民报告。后来薛明写了《向党向人民的报告——忆贺龙同志遭受迫害的那些日日夜夜》。许多看过此书的人都感到心情沉重。 贺龙(左)与毛泽东
(参见天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