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二)
刘少奇挨批 林彪外逃
王先金 编著
第二章 红色风暴 (19)
诬陷刘少奇的三顶“帽子”
1967年7月，辽宁大地武斗正炽，社会一片混乱与恐怖。某日，一架从北京来的飞机在沈阳机场降落，机舱里坐着两个有特殊使命的军人，他们是奉江青之命来沈阳的。此时的北京城里正在“炮打司令部”，江青一手操纵戚本禹组织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对刘少奇、王光美批斗、抄家，一手又策划了声势浩大的“揪刘火线”。
此时，“中央文革小组”得到辽宁“造反”组织的报告，说刘少奇1929年曾在奉天纱厂被捕过。戚本禹连忙报告给江青：“建议迅速派专人赴沈阳查找敌伪档案，把刘的‘自白书’找到，即可在适当时机公布。”江青见报如获至宝，当天就指示中央五０四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巫中等二人飞临沈阳。
就在巫中等人抵沈阳的当天，一个具有相当级别的七人领导小组成立了，下设一个15人的彻查办公室。在整整50天的时间里，彻查了东北三省1929年前后的245万卷档案和报刊资料。然而，他们却一无所获，没有查到刘少奇所谓叛变的任何证据，戚本禹寄予很大希望的“自白书”纯属子虚乌有。
面对这种状况，江青一伙岂肯善罢甘休？从历史档案中找不到的东西，他们要从活人口中挖出来。于是，彻办把1929年前后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人员和张学良时期奉天军警宪特的名单，以及奉天纱厂职工的花名册印发全东北，逐一查找名单上的人，要示“活着的查到人头，死了的查到坟头”。
专案调查尚未开始，巫中就划框框、定调子，肯定刘少奇已经“叛变自首”。他说：“查刘少奇罪证关系极为重大……这是一项战略任务。有罪证是肯定的，只是查出来查不出来的问题，不存在有没有的问题。”按照这个指导方针，办案人员对“知情人”采取了种种威逼手段，直到证人俯首就范，让说什么就说什么。
一份刘少奇被捕后如何叛变、如何出卖党的机构和同志、造成共产党多人被捕的假证词，就这样出笼了。
1968年向全党公布的中央专案组审查报告，诬陷刘少奇被捕后叛变革命，上书张学良感恩戴德，并在中东路事件中充当内奸等等。在一份所谓“证词”上，证明人写的是原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刘多荃，而实际的撰写者却是彻查办和专案组的人。
刘多荃当年是张学良卫队的上校团长，侦破共产党案件这类事并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他也确实不知道。但专案组急于利用他的身份，就把他监管起来，反复进行威逼、恐吓、引供，警告他“不要执迷不悟，如不老老实实写材料，绝没有好下场”，随即没完没了地让他写。
刘多荃当时已是年逾古稀之人，残酷的折磨使他难以承受，从精神到身体都陷于崩溃。于是，专案组看准火候，开始“启发”、“诱导”式的讯问。在多次明显的诱供之后，刘多荃将刘少奇被捕及“叛变”的过程按照专案组的意见写了下来。刘多荃出狱之后，于1979年5月至11月两次写出更正材料，说他1968年写的证明材料，“是专案组从我到学习班被监护的整个期间，被逼所写的几十万字材料中，摘录要我抄写的”，完全是虚构的。
为了把证词搞得不露马脚，办案人员在彻查办负责人指挥下，对“证人”的谈话记录进行随心所欲地再加工，把“听说”、“可能”、“如果”等词统统删掉，再经过赤裸裸地篡改、罗织、生编硬造，然后整理成材料，再让“证人”抄写、签字、画押。结果，他们送往中央的71份证词中几乎没有一句是真话。对定刘少奇同志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八份主证词中七份出自辽宁，另一份就是在北京的孟用潜写的。专案组在辽宁大搞逼供信的同时，对孟用潜也进行了威逼。他们将和刘少奇同时被捕的孟用潜“隔离审查”，采取小型斗争会的办法，白天晚上连续审讯了七天。孟用潜在身心交瘁的情况下违心地按专案人员的授意，讲了刘少奇被捕叛变的话。以后，孟用潜给毛泽东写了20封信申诉翻供，讲述真相，但均被扣压。
经过这样一年多的紧张编导，一骇人听闻的特大冤案出台。“四人帮”一伙欣喜若狂，在一些“证词”上，江青还满意地做了亲笔批注：“重要证据”。
1968年10月7日，周恩来看到这些假证后，感到非常可疑，追问彻查办的一个负责人说：“你们是不是把情况告诉了被调查的人，刘少奇的名字是你们说的还是暗示的？还是诱供的？什么大个子、白净脸、高鼻子、南蛮子？”
这位负责人当面欺骗周总理说：“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告诉他们。”
周恩来问：“那刘多荃没说刘少奇的名字，为什么在证据上写上了刘少奇呢？”
他们回答说：“那是我们在最后取证时加上的。”
周恩来生气地说：“那就不好。你们学习过历史唯物主义吗？”
在周总理赶去接见外宾后，这些人立即做手脚，对可疑之处进行修改，然后送张春桥，由张春桥最后作了亲笔修改。
当时连中央专案组也有人提出，1930年中共满洲省委和党组织遭到大破坏是杜兰亭出卖的，与1929年刘少奇被捕无关。但张春桥仍然生拉硬扯，将罪名强加在刘少奇头上。
由此，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号领导人物和国家元首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继而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被“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开除刘少奇党籍表决决议时，坐在胡耀邦前面一排的陈少敏突然喊声哎哟，说是肚子痛，用双手捂着肚子硬是没有举手。胡耀邦后来说，陈少敏的做法，“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需要很大的勇气。我当时没有这么大的勇气，违心地举了手。”
陈少敏并不是真的肚子痛。会后有位老朋友去看她时，她认真地说：“开除刘少奇同志出党，我没有举手。康生非常恼怒，向我呵斥：‘陈少敏，你干什么！，为什么不举手？’”朋友问她：“那你后来举手了没有？”陈少敏说：“我没有。”她还说：“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你相信吗？”
诬陷刘少奇“杀人灭口”事件真相
在江青、康生、谢富治控制的专案组所炮制的材料中，有一个耸人听闻的罪名：刘少奇“杀人灭口”。他们杜撰的材料是：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阶级斗争更加激化，时任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的刘少奇害怕了，丢下工作不顾，私自从上海逃往长沙。12月16日，刘少奇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亲批“就地斩决”。刘少奇为了保全性命，接受了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投降了敌人。解放后，一个名叫杨剑雄的“知情人”被人民政府逮捕，刘少奇害怕事情败露，遂于1953年擅令将其枪毙，杀人灭口。
1968年11月13日，这份经过移花接木、蓄意陷害的材料，连同另外两份材料，发至全国生产大队一级，传达到中国人民。一盆脏水就这样泼到了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头上。
杨剑雄，家住湖南省宁乡县七福桥乡铁锣冲，是当地一户大地主。在上小学时，杨剑雄与刘少奇是不同班的同学。杨剑雄后来又去长沙上中学，还进过上海大夏大学。他的姨父赵恒惕在军阀混战中突然发迹，当上了湖南省省长兼督军。杨剑雄辍学在长沙谋到了一个肥缺省政府会计。有了这样过硬的后台，杨剑雄不仅吃喝玩乐都报销，还将大把的公款悄悄地弄回宁乡老家。就这样，及至赵恒惕下台，杨剑雄成了当地首屈一指的大富豪。此后十多年，杨剑雄当过乡长、省参议、青年党县党部主席等，成为当地的权势人物。
1949年8月5日，湖南和平解放。杨剑雄惶惶不可终日。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一起接受群众欢呼的，是炭子冲的刘少奇。当年他们可是同窗同学，杨剑雄心中一阵狂喜：自己纵有千条罪状，只要这位老学友打一个招呼，便可安然无恙。于是，他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投石问路，只要刘少奇给他复信，哪怕只言片语，也将是一项极大的政治资本，一张铁杆护身符。
信发出去了，总得不到回音。在难熬的等待中，新中国清匪反霸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他因血债累累，害怕人民政府镇压，便改名换姓，逃到贵州一个山区小镇，隐藏下来。
1952年10月，在贵州山区隐藏了三年之久的杨剑雄，终于落入法网。1953年1月宁县人民法院判处他死刑。
这时，杨剑雄千方百计地捞取救命稻草。他向法院申述，1924年刘少奇在长沙被捕，是他向省长赵恒惕作保而营救出狱的。如果真是这样，杨剑雄可以将功折罪。
为了慎重起见，宁乡县公安局长、本案副审判长霍建国，即向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刘少奇写了一封特急信件，请求加以证实。
刘少奇接信后，亲笔拟就电文：
“湖南省宁乡中共县委转公安局霍建国同志：
一月二十六日来函悉。杨剑雄和我在小学同过学，以后卅多年来未发生过任何联系，他所称一九二四年在长沙营救我出狱等语，并无其事。我一九二五在长沙被捕，因很多人营救，在狱两个月后得以出狱，但与杨剑雄毫无关系。杨犯罪恶仍应按你们判决处理。
刘少奇
一月二十九日”
这是正义对邪恶的审判。然而，在共和国最大的冤案中却被说成“杀人灭口”。
1925年11月中旬，刘少奇偕妻子何宝珍由上海回到长沙，他是回来养病的。他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生活又极不安定，他害了肺结核病，党组织决定让他回湖南治病。
1925年12月16日，刘少奇被赵恒惕派军警逮捕。赵恒惕害怕引起公愤，对刘少奇被捕一事，严密封锁消息。但长沙《大公报》顶住压力，于12月17日最先把这一消息公之于众。其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得到普遍承认。赵恒惕却逮捕一位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全国各地工会、进步团体，纷纷通电救援，有时一日竟有40份之多，这对赵恒惕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压力，使其不敢轻举妄动。
为营救刘少奇，他的妻子何宝珍竭尽全力奔走呼号，托亲拜友，全力营救。她托人找到了欧阳振声，他是湖南省议会议长，思想比较开明，他出面联络一些省议员，联名具保，要求释放刘少奇。连省议长都出面，赵恒惕也不得不仔细掂量了。
与此同时，刘少奇少年时代的朋友、时任湖南省禁烟局局长的洪赓扬得知情况后，也展开了营救活动。他找到了赵恒惕手下四个师长中的两位宁乡人叶开鑫和贺耀祖，不惜拿祖传家宝，请他们出面保释刘少奇。
在这同时，刘少奇的胞兄刘云庭也奔走于宁乡与长沙之间。他求助于他所认识的国民党元老周震麟和赵恒惕的四个师长之一的鲁涤平。刘云庭还搬动了长沙县县长姜济寰，宁乡籍省议员朱剑凡、蒋铁铮等一大批知名人士。他们给赵恒惕或写信或致电或登门说项，一致要求释放刘少奇。
赵恒惕知道众怒难犯，于是对他手下师长叶开鑫说：“抓了一个刘少奇，闹得满塘麻蝈叫。我赖得管这件事了，由你去处理。将刘少奇驱逐出境，以后不得再回湖南。”
1926年1月26日，刘少奇终于恢复了自由。根据中央指示，他于2月19日到达广州。3月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省港各工会的负责人和罢工工人代表共1500余人参加。3月4日出版的《工人之路特号》报道了会议盛况。会上，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邓中夏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刘少奇同志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被捕的。经过各方努力，各地打电报，才迫使赵恒惕放他出来。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工人阶级最发奋最勇敢的一位战士……”
共青团成了“刘邓的爪牙”？
1966年12月，北京一所中学的红卫兵发生武斗，打死一名教师，却被说成是工作组“挑唆”的，而这所中学的工作组是由团中央派出的。中央文革小组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在北京体育场召开十万红卫兵大会，追悼那个死去的教师，并把矛头对准了团中央。
大会结束后，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包围了团中央大楼，高呼打倒“三胡”（胡耀邦团中央第一书记、胡克实团中央常务书记、胡启立团中央候补书记）的口号，要求揪斗“三胡”。这是红卫兵对共青团发动的一次最强大的“攻势”。
团中央派驻了军代表。军代表强调，胡耀邦有病，不能拉出去批斗。你们实在要拉人出去，那只能拉胡克实、胡启立以及执行了“错误路线”的工作组那六七个人，不能拉胡耀邦。即使是拉胡克实他们出去，也必须文斗，不许武斗。
胡克实被拉出去斗了几次。在那样混乱的状态下，狂热的红卫兵们不可能只是“文斗”，胡克实多次挨打。后来，连胡耀邦也被拉出去斗。胡耀邦被打得很厉害。有的红卫兵用皮鞭抽他，胡耀邦痛得在地上打滚！胡克实目击了这一切，非常感叹地说：“那时候，打手们完全没有理性了！”
不久，共青团中央突然接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通知，要求派出一百个工作组，前往全国各地。
原来，这工作组是专门去“征求意见”。“征求”什么“意见”呢？据说，共青团已经“修”（指修正主义）到家了，已经沦为“刘（少奇）邓（小平）的爪牙”，必须彻底改组或者干脆取消共青团。当时，江青也参加了意见，他们打算以红卫兵取代共青
团。当时，全国各省市都在召开红卫兵代表大会，正在筹备召开全国性的“红代会”，成立全国性的红卫兵中央组织。陈伯达和江青以为，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是“历史的必然”。就在共青团中央奉命组织工作组、已经进行了两个星期，许多工作组正准备出发，突然又接到通知，说是取消了计划，不派工作组了。
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毛泽东不赞成！
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毕竟是大事，陈伯达、江青必须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不以为然。毛泽东说：“你们不要共青团，我要共青团。”毛泽东还说：“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毛泽东一言九鼎。陈伯达、江青打消了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的念头，所以也就急急忙忙取消了派遣工作组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