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参加博士答辩

王旭明

我没有博士学位，对此也从来无兴趣，到了这个年龄对这个家、那个家的光环和头衔就更无兴趣了。没有想到最近竟然当了一回博士答辩的评委，而且还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答辩，记忆尤深，印象尤好。

拒绝了不少类似活动。之所以这一次参加，是因为这几位博士的导师是我素来敬仰、并使我的传播学素养得以提高的 李希光教授。李希光曾为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他和他的团队如史安斌老师、董关鹏老师和周庆安老师等都曾为我国新闻发言人事业作出做出卓越贡献。我曾经说，如果我国新闻传播的学者们都像他们几位那样，既谙熟西方传播学理论，更通晓中国国情，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推广的话，不仅我们的学术品质会大大提高，而且我国的政治民主和文明步伐也会大大加快。此次，李老师请我，当然要应。

当天是这三位博士答辩的最后一关，此前他们的论文已通过多种方式送达评审委员，并做了几轮修改，可谓过五关斩六将，这最后一关是他们几易其稿后的最终结果。

赵飞是位女博士，她论文的题目让我觉得怪怪的：《行为的预测与说服：健康传播视角下的癌症筛查促进》，她选择的研究角度很新颖，我不懂医学，但她通过运用传播手段来改变人类的行为从而实现促进人类健康水平的目的让我很感兴趣。听了她的阐述后，我感觉文本相当不错，可专家评委们意见可真够尖锐的。有一位教授甚至提出她在行文中的矛盾处：比如将新媒体和大众媒体混同；还有一位教授指出了她研究方法上的某些不足之处。我也没有手软，提出该研究实证上的缺欠。其实，我对这位女博士印象相当好，我在教育部工作期间，就曾与其有过工作上的往来，她的言谈举止尤其是口头表达是绝对的一流，如果做政府新闻发言工作是再也合适不过的人选了。可惜的是，听说她去了企业，在一家银行做高管，挺遗憾的。

第二位博士杜涛的论文是我感兴趣也比较熟悉的领域，论文的题目是《影响力的互动——中国公共政策传播模式变化研究》。这篇论文主要从影响力互动的这一视角对我国公共政策传播模式的变化进行研究，探讨公共政策传播系统在内外变化作用下政府大众传媒和公众的关系，以及这种变化形成的传播模式的路径。这篇论文的结论是，公共政策传播模式的变化是三方互动的产物。我充分肯定了他的题目设计有时代感，模式研究科学，整个行文客观且实事求是，引文有250篇之多，足见其博览了大量材料。但我也提出，在他的研究中对当前我国重制定政策轻、传播政策，重传播结论、轻传播过程，重正面传播、轻多面传播的现实研究不足不透。此外，对政治制度对于传播模式的影响和对中国国情的考察都不够深入等。有意思的是，由于我没有压力，也没有框框，就拿他的半小时陈述与赵飞的半小时陈述做了对比。我说，赵飞不仅气质高雅、形象动人，而且整个过程面向评委，娓娓道来，不仅充满自信，而且层次分明、轻重有别，传播效果很好。相比之下，小杜始终低着头，说话也有含混处，面部表情相对呆板，作为研究传播的博士首先要注意自身传播效果，说到这里，其他评委老师都乐了，而评委会主席则充分肯定了我的意见。

第三篇博士的论文则是我最喜欢的研究题目，就是郭晓科的《媒体与社会信任——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例》。这篇论文开宗明义，社会信任是现代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但中国目前正面临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本文研究的问题媒体对社会信任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作者认为，媒体是中介要素，它对社会信任产生影响主要是媒体与信任内因与外因的相互作用，同时媒体作为社会信任系统的要素其功能也受到制约。他的论文几章的题目分别是社会信任系统模型、媒体与信任外因的关系、媒体与信任内因的关系、信任危机与道德恐慌等，从这些篇章题目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信任危机研究的苦心。我始终对社会信任抱有兴趣，也在捉摸提升社会信任度的办法。在我过去的新闻发言人工作中曾经力图以自己的努力提升公众的社会信任度。现在看到小郭研究这样一个题目，很是兴奋。虽然小郭对波兰社会学家什托姆普卡的社会信任系统模型进行了修正，但总的说，还偏于生硬，还存在如何将西方理论中国化的问题。但无论怎么说，我真诚的希望小郭将这个题目研究下去，延伸到社会不同领域，从而提出提高社会信任度的普遍模式。

说实话，我没有什么研究素养，也对做研究本身没有太多兴趣。但三位博士紧密结合社会生活实际，提出的研究题目并且做了相当长时间的深入研究，正是秉承了其师李希光老师之风范，而这点也正是我国文科研究的薄弱之处。以传播学为例，我们国家有那么多传播学院和传播学者，但真正对社会生活发生作用的有几人、有几校？就说高等教育吧，有多少事情值得说、可以说、却没有说，更没有说好说透啊！这里，有没有传播学者的责任？当然有。多年来，李希光教授和他的团队正是在为社会服务、为政府服务、为公众服务方面始终如一的追求。就拿我们在电视上经常见到的周庆安老师来说，无论他在电视上点评社会现象，还是在报刊上撰文评论，都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积极参与。

听听博士们对导师的评价吧！杜涛说，我跟李老师这四年，整个人像变一个似的，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赵飞说，我有幸成为李老师的学生，为我的事业开拓了新视野，七年来，李老师给了我很多机会，让我从闭塞狭隘的圈子中跳了出来，一日为师、终生为父。郭晓科则称在李老师的引导下学术上、人格上和思想上都发生了巨变，三位学生的话是真诚的，从他们的论文所承载的厚重、严谨和视角的新颖上都可看出作为指导老师李希光教授的谆谆教诲和点石成金之功。这与我经常听到的有一些硕士、博士抱怨，他们跟老师学两年三年，居然没上过几次课，甚至连面都没见过几次，就更别说在学术研究领域有针对性的点拨和提携了，差距真是大啊！

在我了解的新闻传播学院中，我最敬佩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著名报人范敬宜曾经是这个学院的院长，李希光曾经是这个学院的常务副院长，他们两位的学术理念我特别赞同，我的理解就是如何用现代传播理念和手段将好事说好，将不好的事好好说。这个团队中的很多学者如现在做了副院长的史安斌老师曾经对我的发言人工作给予了巨大的学术支持。还有，董关鹏老师、周庆安老师、孙静惟老师……

    我在想，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学校向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这样，更多的博士像他们这样培养，更多的老师像李希光团队一样潜心钻研且严谨，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还愁上不去吗？钱学森之问还愁答不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