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可强、陆铭，2011，《中国的三大都市圈：辐射范围及差异》，《南方经济》，第2期，3-15页。

一 引言

“都市圈”这个概念在中国通常出现在国家的区域规划中，国家发改委分别于2009年1月和2010年6月公布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以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纲要》，而《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也有望获批。在中国经济存在省际市场分割（Young，2000；Poncet，2005；陆铭和陈钊，2009）的条件下，都市圈的规划可以使属于不同省份的城市组成一个更广泛的经济单元，这似乎更有利于区域经济逐渐走向集聚，而刚被划入都市圈的城市则可以从这一划分中得到一定的经济利益，从而分享经济集聚和核心城市辐射效应。然而，人为划定的都市圈边界并不一定是有效率的，在根本上，市场的力量在决定都市圈的范围。

具体地来说，本文将基于“中心-外围”城市体系理论，构建地理与城市发展的实证模型，为都市圈的辐射范围寻找基础。不同的都市圈由市场机制决定的边界具有异质性，换句话说，都市圈的核心城市“辐射范围”存在空间维度的差异。同时，这个“辐射范围”也随着整个城市群落经济活动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在中国，由于大都市圈是以大港口为核心的，而且，中国经济的外向型特征非常明显，因此，汇率改革和加入WTO这样的事件便可能显著地影响都市圈的“辐射范围”。这个演进的过程我们称之为时间维度的差异。本文试图从以上这两个角度来刻画和分析近二十年以来中国三大都市圈的发展趋势，从而更加清晰地认识大港口作为核心城市在不同城市体系中辐射作用的动态变化过程。正是由于都市圈中的核心城市辐射范围存在着上述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及演化，人为地“规划”一个都市圈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的边界需慎重考虑，特别是应防止“规划”所带来的行政力量限制了市场机制对于都市圈的塑造。

本文利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1-2008的数据研究了中国三大都市圈中地理区位对于城市人均GDP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长三角和珠三角都市圈，到大港口的距离和城市人均GDP之间的确呈现出“中心-外围”理论所预期的“∽型”，其中珠三角都市圈出现明显的次中心；而长三角都市圈却显示出更强的相对集聚力和略显更大的辐射范围。在利用港口吞吐量对某城市到几个主要港口的距离进行加权平均，从而得到环渤海湾都市圈的城市地理区位度量后，该都市圈的城市人均GDP与地理区位间也表现出符合理论预期但并不稳定的“∽型”曲线。

本文第二节首先回顾了现有的研究空间区位对城市经济活动影响的文献，并由此说明本文的贡献，第三节将介绍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和研究方法，第四节是本文的估计及模拟结果，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及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