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魔化的管理，并非当下出现的中国特色。在西方管理学被引入中国的时候，妖魔化的管理已经开始。站在改革开放的门槛上，中国社会对于财富的极端渴求，催生了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钱的时间维度要求必须避免资金沉淀的情况出现，当下所谓的快钱、热钱便是资本逐利性的直接体现。

回到管理的本题，中国的社会环境并不完全与西方管理学相兼容。西方管理学旨在定量思维、制度化思维在中国工业化初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出现了一系列的标杆企业和管理方式。然而，回看过去二十年，除了垄断资本\国有资本控制的企业以外，没有哪家企业能够真正守住西方管理学的大旗。生搬硬套西方管理学，在中国社会是行不通的，这已经成为了共识。

然而，应声而起的中国管理学、东方管理学又能如何？无非有以下几种模式：一是对西方管理学的改良，揉入东方管理如儒家的色彩；二是直接引经据典，用西方管理学的思维将两千年来的名人语录典范做现代化（西方）解读；三是信奉实用主义，从或实或虚的管理出发总结管理的金科玉律。

常言道，桃三杏四梨五年，一棵果树尚待时年才能开花结果，何况是社会化的组织——企业？急功近利的社会氛围中，都在追求跨越式发展，无论是企业还是管理者都抱着“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心理下，作为服务业的管理服务者、知识供应商又该如何？上有所好，下必行焉。管理学从西方管理学的套用到中国环境下的西方解读，再到管理案例化说教，一路下行，最终沦为“五字真言”的江湖叫卖。

妖魔化管理，管理之痛，社会之殇，子孙之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