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学颇邃密，新知更深沉

——读书札记之三

蔡元培曾夸赞胡适“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在学术上，胡适“不立异，不苟同；不自立门户，也不沿门托钵”，着力于开一代风气。

　　哲人必留哲言，精妙哲言较之长篇大论更具穿透力和影响力。胡适的许多哲言，对我们颇有影响，比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要小题大做，千万不要大题小做”；“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点主义”；“呐喊救不了国家”；“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它什么意义，他就有什么意义。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何意义，不如试用此生做点有意义的事”；“不做无益事，一日当三日，人活五十年，我活百五十”……。

胡适治学如老吏断案，极重视证据，最烦人轻作断言。他在致弟子罗尔纲的信中写道：“名利之求，何代无之？后世无人作《货殖传》，然岂可就说后代就无陶朱、猗顿了吗？西汉无太学清议，唐与元无太学党锢，然岂可谓西汉唐元之人不务名耶？要知杨继盛、高攀龙诸人固然是士大夫，严嵩、严世蕃、董其昌诸人以及那无数歌颂魏忠贤的人，独非‘士大夫’乎?”

罗尔纲作《太平天国史纲》，外界赞为民间良史，胡适却感到很不满意，他责备道：“你写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不曾恢复元气，你却没有写。做历史家不应有主观，须要把事实的真相全盘托出来，如果忽略了一边，那便是片面的记载了。这是不对的。你又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了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的影响，我还不曾读过太平天国的白话文哩。”如此严切的批评无异于当头棒喝，令罗尔纲知所改进。

胡适研究先秦诸子，他考证出的老子的年代与钱穆不相合，有人批评他有成见，胡适又好气又好笑，他对学生说：“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什么成见呢?”有的同学问他要不要去听钱穆的课，他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该自己去选择，看哪个更言之有据，更合乎真理。”

　　胡适做北大校长时，壁报上每天都会更新骂他的揭帖，但他在红楼讲“宋朝理学的源流”，能装五百人的大讲堂仍撑得满满当当，连讲台上也有人席地而坐。胡适讲课，“字正腔圆，考据博洽，还带上许多幽默，弄得人人叫好，个个满意”，他的魔力真够瞧的。这正应了徐志摩的那两句赞美词：“你高坐在光荣的顶巅，有千万人迎着你鼓掌!”

　　胡适一生桃李满天下，最得意的弟子却要从物理学的根脉去寻。物理学家饶毓泰、吴健雄是他任中国公学校长时的学生，算起来，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是物理学家吴大猷的弟子，是饶毓泰的徒孙，胡适则是他们的太老师。

章太炎的大弟子、北大教授黄侃对新文学不存好感，对胡适抱有敌意，他曾在中央大学课堂上戏称胡适为“著作监”，学生不解其意，黄侃的回答颇为阴损：“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学生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黄侃是存心讽刺胡适的著作只有上部，没有下部。此喻遂传为笑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中国白话文学史》均只有上部，下部长期付之阙如，倒也是事实。林语堂曾幽默地夸赞胡适是“最好的上卷书作者”，这一“美誉”多少有些令人尴尬。

　　左倾的青年百般挑怒胡适，无所不用其极，胡适却一概宽容，完全是一副“老僧不见不闻”的态度。1930年，胡适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其中有二三百字批判唯物史观的辩证法，这一页就让叶青等人骂了几年，胡适一直不回应不理睬。

（依据王开林《胡适做一个好人到底有多难》摘录改写，刊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