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观察研究的民工荒


  春天里的民工荒

  两头新闻折射出节后“春天里的民工荒”:广东省人社厅厅长表示,今年春节前后预测广东“缺工”总量在100万左右,相当于用工量的3%至4%,主要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型企业,贵州广西运10万人缓解

  另一条新闻是2月10日,富士康、英业达和广达联合在重庆市火车北站设立现场招聘点。在农民工春节后返程的当下,这些深入西部的台资IT代工巨头希望能“截留”一部分本地的劳动力,以确保今年不出现“民工荒”。据悉,重庆未来5年要完成3万亿元的工业总产值,新增工业至少需要300万人,新增的服务业也至少需要200万人。重庆市相关官员透露,这500万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为挽留本地农村的劳动力和从周边省市招聘。

  “民工荒”是指民工短缺现象。“民工荒”既包括“普工荒”,也包括“技工荒”,但无论哪种类型,其所反映出“荒”的特征都可以概括为一种结构性短缺。民工荒引发东西部劳动力争夺,民工荒,似乎一年比一年凶猛。为什么会出现规模更大的民工荒?

  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研显示,东部地区外出打工者的月收入为1455元,中部地区为1389元,西部地区为1382元。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仅高5%,而5年前东部地区工资比西部地区平均高15%。同时,随着中西部地区投资条件逐渐改善,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使中西部地区用工需求明显增长。以成都和重庆为例,两地去年吸引外资分别达到64.1亿美元和63亿美元,这些投资项目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巨大的。作为新兴经济增长区域,重庆等中西部城市,在吸引劳动力方面具有后发优势。与广东的季节性订单因素相比,重庆等内陆中西部城市企业缺工的原因在于,随着西部大开发和成渝主体功能区等经济发展重点区域的建立,税收、补贴等优惠政策频出,投资大量涌入,很多企业处于成长上升期,岗位多有一定上升空间。而珠三角企业大多发展历程较长,企业老板都保有自己的核心工人和技术工人,注意维持这部分人的稳定。对待普通工人只是因为季节性订单涨落而招工,等旺季一过就寻找理由“过河拆桥”。因此,对于渴望长期稳定的工作的群体来说,珠三角的吸引力就相形见绌。

  为什么会出现规模更大的民工荒?

  综合相关分析,一是中国新劳力构成与现有产业结构不适应造成劳工荒。中国新增劳力中近年开始涌进大量80后的新劳力,与父辈劳力相比,他们的特点是受过教育,有一定的知识,尽管也缺乏相应的生产技术,但不愿意从事父辈那种繁重的低层次的体力劳动和工种,对目前的工种招工不感兴趣。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择业时,更加关注薪金、企业前途、工作环境、发展空间、权利保障等因素,工资待遇不高、劳动者权益保护不到位的企业,对他们很难有吸引力。

  二是产业转型将面临巨大的资金和人才双重压力,民工荒折射内地现产业结构失衡。一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中等技术教育不发达,面对产业迅速转型发展,严重缺乏技术工,已成为近20年来珠三角产业发展的内痛;二是中国产业层次较低,很长时间内属于“三来一补”型产业,因此在人口红利期也几乎是薄利生存,缺乏雄厚资金积累应对产业转型的资金能力。

  三是中国劳力荒、招工难在于人口老化严重。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人口老化比工业对劳力的吸收率快。近年沿海地区出现的劳力荒,除了国内各地工业发展迅速分流不再集中于沿海地区外,更重要的是人口老化非常突出。这种人口老化由于计划生育出生率下降而来的很快,加之工业扩张的双重速度,使剩余劳力迅速减少。据调研,中国农村目前依然有近1/3的剩余劳力,但几乎都是年近40岁的女性和年已40多岁的男性,他们缺乏技术,很难跟上日益提高的产业升级,随着年龄增长和技术进步,他们将会被沉淀下来,由于中国教育一直来重视读书应试,忽视技术教育,不仅受过教育的人没技术,而且也几乎都进城去了,农村缺乏技术和人才导致长期落后,缺乏实现二次拐点的基本发展人才和转向工业化的资金基础。

  “民工荒”现象也是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失衡的产物。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进城的农民工数量激增,而他们得到的大都是一两千元的血汗钱。尤其现在许多“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但与城市人相比,他们没有社保,孩子难以就地接受教育……

  “荒”是农民工“用脚投票”的权利自救,却也更似一种被城市惨痛掠夺后的无奈选择。如若不信,看看那些悲情返乡的摩托大军,看看那些贫富分化下,梦想早已被城市化所撕裂的农民工生活便知。在生存压力下,中国的农民工们早已被磨练成天然的生活经济学家,他们懂得,哪里可以为自己挣得更有尊严的生活,哪里可以安放自己追寻梦想的青春。当沿海制造产业向内地转移升级之后,当大城市依然固守着过往的权利掠夺意识之时,回归故乡,重新开始,只是他们的理性选择。

  “民工荒”背后,是民工保障制度的缺失与教育覆盖的缺位。即使更吃苦耐劳,更节衣缩食,缺乏福利保障,缺少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们,面对城市里的激烈竞争,也往往沦为最无力的一群。最后,要么回家种田,要么被裹胁在民工潮与民工荒的周期性涨落之间,被企业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在城市与家乡间疲于奔波。

  民工荒已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成为社会问题。民工荒的背后真相,乃是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区隔之下,城市化劳动力难以进城扎根的表征,是新生代民工权利意识的觉醒和东中西、城乡区域经济差距缩小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体制性因素乃是民工荒反复发作的根源。

  我建议尽快出台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政策法规,加快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步伐,解决“企业用工荒,民众就业难”的矛盾现象,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加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粗放型为集约型,迎合产业转移要求,产业企业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产业企业要加紧实现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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