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正月初八，结束了中国传统的春节长假之旅，于是，2010的记忆，便自然地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过去时。当历史翻开新的一页之际，再次关注中国经济，我们带着深深的叹息，怀着恐慌而又无奈的心情，又一次开始反刍我们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现实中那些透着遗憾的“陈年往事”。早在去年年初，曾有人将那一年的中国经济定性为“最复杂的一年”，但在今天，当我们站在2011年初的时空刻度上时，就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说2010年是最复杂的一年的话，那么，2011年就势将为最最复杂的一年了！”而至于更远的未来的中国经济走势，有业内人士更戏称之为：“2012年就是最最最复杂的一年了！”难不成，中国经济正在日益复杂化吗？

　　谓之曰“复杂化”，这当然可以是很轻易地给出的界说。但正如旷世名君所罗门在其年老之际对世事所下的一句断语所言，“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已有之事，后必再有。”中国经济的复杂化再怎么从“最”至“最”地“最”下去，也不过是两种力量支撑与博弈之间的表演：爱与恨，主与奴。主与爱同属一宗，奴与恨必成一派。当我们深入探究恐怖主义者“杀身成圣”的信仰诱因就可发现，其背后那种缘于被拒绝而来的深深的仇恨：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只因母亲身份上的主奴之别，就带来主母的儿子承受产业，奴母的儿子被逐在外，也由此形成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两个不同宗派的“楚河汉界”。唯其如此，“主人”的身份天然地带来爱的流淌，奴隶的身份则诱发因为愤怒而来的深仇大恨。

　　同样，在今天的经济现状与制度现实下，如果我们有对全体国人真正的爱，就不应该继续容忍以城乡经济二元割裂为主要形式的对农民利益的持续性盘剥。如果说，1959至1961这三年中灾害中之天灾是一种不可抗力的话，那么，在这当中因种种无知和种种权谋而酿成的人祸就要成为今天的人们必须要予以清理的深刻教训了。曾经的工农产品剪刀差，今天的小产权房之限制流通以及农民对其土地收益权的不合理羁限，等等都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长期持续的对农民利益的剥夺。时至今日，当牺牲农民利益甚至是生命来维护大国尊严、盘剥农民利益来实现工业化进程的思维与制度在我国的经济文化土壤中已经酿成为深刻的惯性病灶之际，我们必须要找出一个真正合适中国的、关乎每个国人尊严、利益之平等与科学享有的“中国模式”。

　　如果我们将那些以城乡二元、垄断利润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以出身与身份的不同来进行福利区别的制度安排比作皇帝的新装的话，在今天这个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背景下，在绿色、环保、和平日盛一日的二十一世纪，就更应该强调的是，这一“皇帝的新装”穿个三、两天以换来某些路人的叫好是一出闹剧，若真想将此“新装”一穿到底——穿它个三年五载那可真的要面临灭顶之灾——显然，因为，“冬天”到了！

　　《启示录》中描述过这样的景象：骑马者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我们无法准确的预知粮食要用天平来称的时刻何到来，但在今天的食品价格大幅攀升的现实下，或许真应该对粮食的安全保有一种加倍的警惕。然而，在我们国家，农民种地的收入一直很低，以至于他们根本不可能靠种地满足自我提高以及教育子女甚至是改善生活必要需求；近年来包括人工成本、农机价格的一再攀升以及近几年来世界各地的自然灾害的频仍，都为粮价的上升筑就了难以逾越的鸿沟。或许，世界经济的“冬季”——粮价稳定的挑战正在向处去。

　　从这个意义上说，单向的稳定物价恐怕并不能起到根治之效，提高以农民为基础的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或许就成为了另一条突围路径，也是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