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水女神考论
梁中效
（陕西理工学院汉水文化研究中心，陕西汉中723000）
汉水是一条历史悠久的文化之河，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先秦时期，汉水已取得了文化大河的地位。《孟子·滕文公》云：“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特别是汉水介于中国南北方之间，自然与人文环境都非常优越，《尚书·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华阳国志·汉中志》亦云：“汉沔彪炳，灵光上照，在天鉴为云汉，于地画梁州。”天上的“云汉”与地上的“汉水”相映争辉，天人感应，使得南北方的人们都崇拜、祭祀汉水，从而产生了汉水女神——汉女。
一汉水女神大约出现在西周中期前后，最早记载汉水女神的文献是《诗经·周南·汉广》：
南有乔木，不可休兮。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汉代齐、鲁、韩、毛四家对《诗经》的解释分为两派。齐、鲁、韩三家以今文传播，并被立为官学；《毛诗》以古文书写，起初仅在民间传授。两派在解释诗旨、编次章节、辨析字词、训诂名物等方面，都存在歧异。具体到《汉广》这首诗，齐、鲁、韩三家注均以为指汉水女神，已成定论。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云：“江汉之间被文王之化，女有贞洁之德，诗人美之，以乔木、神女、汉江为比。三家义同。”“《诗》江汉并举，知非水初出之地也。游女，神女。《诗》举昔汉水之所有，以兴今贞女之可求也。”“徐璈云：‘游女之为汉神，犹《楚辞》之有湘君、湘夫人也。’”王先谦也列举了鲁、齐、韩三家的诗说：
鲁说曰：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也。
齐说曰：乔木无息，汉女难得。橘柚请佩，反手离汝。
韩说曰：游女，汉神也。言汉神时见，不可得而求之。
王先谦的结论是，《汉广》“此章‘乔木’、‘神女’、‘江汉’三者，皆兴而比也。”［1］ 卷1《汉广》此说甚确。
在《诗经》文化系统之外，许多汉魏至唐宋时期的著名学者，都认为有汉水女神。司马迁《史记·封禅书》记载战国秦汉时期全国名山大川之神的祭祀情况时说：“水曰河，祠监晋；沔，祠汉中；湫渊，祠朝那；江水，祠蜀。”唐人司马贞在《索引》中注释曰：“《水经》云：沔水出武都沮县”，注云‘东南注汉，谓汉水’故祠之汉中。乐产云‘汉女，汉神也。’”［2］卷28《封禅书》祭祀汉水，是秦朝统一之后朝迁的规定，西汉相沿不改。《汉书·郊祀志》说：汉文帝时期，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对汉水等江河的祭祀的祭礼规格进一步提高，“河、湫、汉水，玉加各二。”说明“汉神”得到官方的认可和崇重。西汉成帝时期，羽猎之风甚盛，大学者扬雄作《校猎赋》以讽之，“汉女水潜，怪物暗冥，不可殚形。”唐人颜师古注云：“应劭曰：‘汉女，郑交甫所逢二女，弄大珠，大如荆鸡子。’师古曰：‘不可殚形，不能尽其形貌之状。’”［3］ 卷57《扬雄传》到了东汉时期，名重天下的大儒马融在他的《广成颂》中说：“湘灵下，汉女游。”唐人李贤注云：“湘灵，舜妃，溺于湘水，为湘夫也。见《楚辞》。汉女，汉水之神。”［4］卷50《马融传》与马融齐名的大学者张衡在《南都赋》中云：“耕父扬光于清泠之渊，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唐人李善注云：“《韩诗外传》曰：郑交甫将南适楚，遵波汉皋台下，乃遇二女佩两珠，大如荆鸡之卵。”［5］ 卷4扬雄、马融、张衡等人，都是两汉时期首屈一指的大学者，他们提到汉水女神“游女”或“汉女”，必定有所本，因为《诗经》三家注的作者看到的史料，他们也一定能见到。
与中原地区相比，南方江、汉流域的荆楚大地迷信巫术更浓。《汉书·地理志》说，楚国“信巫鬼，重淫祀”。春秋战国时代，南方楚国也保持着北方天子、诸侯的“望”祭。《左传》哀公六年记载楚昭王北伐救陈，到达黄河附近得病，卜者以为是黄河之神作崇，楚昭王不愿去祭祀，并说：“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谷虽不德，河非获罪也。”由此可知，地处江、汉之域的楚国，主要祭祀以汉水为代表的南方河川的神灵。东汉顺帝时，宜城（今湖北宜城县）人王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窃慕向褒之风，作颂一篇，号曰《九思》，以裨其辞。”他不仅完成了《楚辞章句》一书，而且在模仿屈原作品而写成的《九思》中，代屈原叙事抒情，既抒写了屈原的不幸遭遇，也表达了王逸自己的理想愿望。在《九思·疾世》篇中，诗人运用浪漫手法，写他寻求汉女，咨询羲皇，寻问青帝太昊，拜访周文王。虽然在天国里吮玉液，齧芝华，然而遥望汉水、长江，心里又唤起对故乡的思念。其辞云：“周徘徊兮汉渚，求水神兮灵女。”“纷载驱兮高驰，将咨询兮皇羲。”“访太昊兮道要。云靡贵兮仁义。志欣乐兮反征，就周文兮邠岐。”“吮玉液兮止渴，齧芝华兮疗饥。”“望江汉兮濩渃，心紧絭兮伤怀。”［6］(P382)此诗值得注意之处有三点：其一，以汉水代表楚国，表达了屈原及作者本人对汉水和家乡的热爱，
总之，北国《诗经·周南·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南国《楚辞·九思·疾世》：“周徘徊兮汉渚，求水神兮灵女。”南北文化精英都将目光聚焦到了美丽而神秘的汉水女神身上，证明汉水女神确实存在于南北方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有必要进一步揭开汉水女神的面纱。
二中华文明的早期，南方江汉大地是一片水乡泽国，“南望洞庭之浩渺，北望汉水之荥迥，而大江如带，在襟袂之间，沼泽沟洫，纵横原濕，烟雨风云之变，既甚奇诡，不经之说寖多。而地近卑濕，民习淫慝，故巫风淫风，遍在其地。初民崇祠，宜多男女淫昏之事。故汉女解佩于交甫，高唐托梦于襄王。千古流传，人所艳称。”［8］（P303）因此，在汉水流域有关汉水女神的传说甚多。目前流行的说法是刘向《列仙传》和《诗经》三家注的记载，认为汉水女神即郑交甫所遇汉皋二女，她们身佩大如鸟卵的宝珠，飘忽于汉水之上。
《列仙传》卷上《江妃二女》：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也，谓其仆曰：“我欲下请其佩。”仆曰：“此间之人皆习于辞，不得，恐罹其悔焉。”交甫不听，遂下与之言曰：“二女劳矣。”二女曰：“客子有劳，妾何劳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笥，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以知吾为不逊也，愿请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汉水顺流而下，我遵其旁，采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与交甫。交甫悦，受而怀之中当心。趋去数十步，视佩，空怀元佩；顾二女，忽不见。
灵妃艳逸，时见江湄；丽服微步，流盻生姿，交甫遇之，凭情言私；呜珮虚掷，绝影焉追。
《诗经》三家注鲁说与上述引文一致，只是没有后面的赞辞，其结论是，“诗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谓也。”《文选》李善注多引韩说及其他诸家说法，与刘向及鲁说稍异。
《文选·南都赋》李注引《韩诗内传》曰：“郑交甫将南适楚，遵彼汉皋台下，遇二女，与言曰：‘愿请子之佩。’二女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回顾二女，亦即亡矣。”《文选·琴赋》李注引《韩诗》云：“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魏晋和唐宋时期的地理著作给我们提供了破解这一难题的重要条件。宋朝祝穆的《方舆胜览》卷三十一《复州》记载：“晋郑交甫南游汉江，遇二女，佩两珠，交甫与言，愿得子之佩。二女解佩与交甫怀，去十余步，探之亡矣。回视二女，亦失所在。”这里明言郑交甫是春秋时期晋国人，说明汉水女神至少产生于春秋战国之前。“复州”在今天的湖北天门境内，地处汉江下游。同书卷三十二《襄阳府》又云：“万山，在襄阳西十里。有解佩渚，即郑交甫遇龙女解珠之所。”“襄阳府”即今湖北襄樊市，在汉水中游。《水经注》卷二十八《沔水》记载汉水流经湖北襄阳万山，“山下水曲之隈，云汉女昔游处也。故张衡《南都赋》曰：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汉皋，即万山之异名也。这说明前文《韩诗内传》记载的“汉皋台”、“汉皋”就是襄阳附近的万山。此地是汉水女神主要活动区域。《水经注》卷二十七记载汉水流经汉中南郑县（今陕西汉中市汉台区）南，“汉水又东迳汉庙堆下，昔汉女所游。侧水为钓台，后人立庙于台上，世人睹其颓基崇广，因谓之汉庙堆。传呼乖实，又名之为汉武堆。非也。”清代舆地大家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对这段文字作了进一步的疏证，“守敬按：《史记·封禅书》，秦时沔祠汉中。《索隐》：《水经》云，沔水出武都沮县。《注》云，东南注汉，谓汉水，故祠之汉中。乐产云，汉女，汉神也。此正汉中《注》明叙汉女是汉庙为汉神庙。而《书钞》一百五十七引《梁州记》云，南郑城泝汉上五十里，水边有汉武堆，汉武尝游于此，以为钓台。后人睹其崇基，谓之汉武堆。则郦氏所非之汉武堆，指《梁州记》也。又《寰宇记》南郑县载，汉庙堆言西渡汉水侧有高阜，即高帝游憩于上，故后人立祠，甚灵，迄今人畏，莫敢生幔。乃因汉高尝王汉中而傅会之，盖出郦氏后，是以辨未及。”［9］卷27《沔水》杨守敬的疏证，极为精当的说明了汉水女神曾活动于汉中城南的汉水边“汉庙堆”一带，所谓“汉庙堆”、“汉武堆”、“汉高祠”等都是后人的附会，其实都指的是“汉神庙”。总括上述记载，可以得出一个明晰的结论：汉水女神产生于春秋战国之前，在汉水上游的汉中、中游的襄阳、下游的天门等地都留下了活动的遗迹，而以襄阳万山附近为中心，其影响遍及整个汉水流域。那么，汉水女神因何产生？为何有这么大的影响？
我们在梳理春秋之前汉水流域发生的能够让南北方的人们共同为之震动的大事时，不能不将目光聚焦到周昭王南征陨命汉水之中这件事上，这是先秦时期汉水流域影响最大的政治事件，它给流域内大大小小的姬姓诸侯贵族及其同盟者造成了强烈的心灵震憾，为了纪念昭王及其倍伴的女子，从而产生了汉水女神及其不同凡响的影响。前秦人王嘉《拾遗记》卷二曰：
（周昭王）二十四年，塗修国献青凤，丹鹊各一雌一雄。孟夏之时，凤鹊皆脱易毛羽，聚鹊翅以为扇，缉凤羽以饰车盖也。扇一名游风，二名条翮，三名虧光，四名仄影。时东瓯献二女，一名延娟，二名延娱，使二人更摇此扇，侍于王侧，轻风四散，泠然自凉。此二人辩口丽辞，巧善歌笑，步尘上无迹，行日中无影。及昭王沦于汉水，二女与王乘舟夹拥王身，同溺于水。故江汉之人，到今思之。立祀于江湄，数十年间，人于江之上，犹见王与二女乘舟戏于水际。至暮春上已之日，褉集祠间，或以时鲜甘果，采兰杜包裹，以沉于水；或结五色纱囊盛食；或用金铁之器并沉水中，以惊蛟龙、水虫，使畏之不侵此食也。其水傍号曰招祗之祠，缀青凤之毛，为二裘，一名烦质，二名喧肌，服之可以却寒。……成康以降，世禩陵衰，昭王不能弘远业，垂声教，南游荆楚，义乖巡狩，溺精灵于江汉，且极于幸田水滨，所以招问，春秋以为深贬。嗟二姬之殉死，三良之贞节，精诚一至，视殒若生，格之正道，不如强谏，楚人怜之，失其死矣。
美丽无比，巧善歌笑的延娟、延娱，“步尘上无迹，行日中无影”，不正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的真正意象吗！“辩口丽辞”的延娟、延娱，不正是郑交甫仆人“此间之人皆习于辞”的真正典范吗！“立祀于江湄”，“至暮春上已之日，禊集祠间”，不正是祭祀汉水的最早起源吗！采兰杜包裹时鲜甘果，“或结五色纱囊盛食”投之水中，不正是南人祭奠水神及屈原的原始形态吗！“二姬之殉死”，“精诚一至，视殒若生”，不正是在汉水边的“汉皋台”、“汉庙堆”之上建立“汉神庙”，“江汉之人，到今思之”的社会影响吗！这一切让我们确信，郑交甫所遇之汉皋二女，正是与周昭王“同溺于水”的女神——延娟、延娱。
三汉水女神在周昭王时期产生之后，随着西周王室的日渐衰落和楚国的日趋强大，汉水女神被楚人接受。“楚人怜之，失其死矣，”“故江汉之人，到今思之。”楚人一方面沉食物于水中进行纪念，一方面嘉其“贞节”引起精神上的共鸣，逐渐成为南国女神的范型。“故汉广游女，见咏于《周南》。泽陂美人，兴叹于陈俗。郑交甫汉皋台下，遇彼二女，孔子阿谷之隧，调其处子。湘娥宓妃，有虞二姚，亦不过同为江汉汝淮水滨居民想像传说神女而已。”而被放逐到“汉北”的屈原，则第一个将汉水女神转化为“湘君”、“湘夫人”，纳入文学的畅想之中，借咏神女以抒发寄托自己对楚王忠贞不二的情怀。“后人惟知沅湘诸水在湘楚，遂若屈原放居，必至长沙。今既推寻始源，知凡此诸水，皆由北人南迁，始肇锡以嘉名，而其初本在江汉汝淮之间。则屈原投湘之不必在长沙洞庭，自可无辩而明也。至《楚辞》二十五篇，未必全出屈原之作，亦未必全述屈原之事。早或成于荆楚江汉之间，迟或起于陈楚淮汝之域。今亦难可确定。要之其辞上接二《南》、《陈风》，下被吴梁淮南，与长沙洞庭以南无涉，则亦可以决言耳。”［7］（P134—135）“舜之故事本多在汉域，丹朱墓传在房县，丹水之名即与丹朱有关，则舜女之为湘妃，最先实在今湖北之汉水，而非湖南之湘水矣。”“屈原居汉北，所祭湘君既为汉水之女神。”［7］（P201）由此看来，汉水女神的产生对南方江河神女的出现，起到了示范、启迪作用。
屈原之后，文学作品中的汉水女神形象绵延不绝，一直到清朝。西汉学者扬雄《校猎赋》说：“汉女水潜，怪物暗冥，不可殚形。”东汉大儒马融在《广成颂》中说：“湘灵下，汉女游。”大科学家张衡在《南都赋》中云：“耕父扬光于清泠之渊，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汉代一流大学者在他们的汉赋佳作中丰富了汉水女神的形象。
魏晋以降，汉水女神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更加光彩夺目。曹植在《洛神赋》中说：“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阮籍在《咏怀》诗中云：“二妃游江滨，逍遥顺凤翔。交甫怀环珮，婉娈有芬芳。”曹植在《七启》诗中说：“讽《汉广》之所咏，觌游女于水滨。”陆机《感逝》诗云：“陪湘妃于彫辂，列汉女以后乘。”何逊《神仙》诗亦云：“值解佩于江滨，逢弄珠于汉渚。”魏晋诗人的这些诗句，证明在那战乱动荡的岁月里，人们将生的希望和美好的期盼都寄托在了神的身上，汉水女神因此而魅力大增。唐朝是一个浪漫而率性任情的时代，所以在诗人的笔下汉水女神的光彩并未减退。孟浩然在《万山潭》诗中云：“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还。”在《登襄阳楼》诗中又云：“向夕波摇明月动，更疑神女弄珠游。”大诗人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汉水女神当然也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在《岘山》诗中说：“弄珠见游女，醉酒怀山翁。”［10］卷87《艺文志》唐朝诗人梁洽《观汉水》：“求思咏游女，投吊悲昭王。水滨不可问，日暮空荡荡。”这首诗充分证明汉水女神产生于周昭王时期，游女指的是陪伴周昭王的延娟和延娱。唐朝之后，汉水女神仍然飘荡在文人的视野之内。宋代大文豪苏轼在诗中说：“襄阳逢汉水，宛似蜀江清。文王化南国，游女俨如卿。”［11］卷33《襄阳府》清初大诗人王士禛也有“昨过嶓冢阳，今来汉皋曲。万里故人心，江流鸭头绿。”［12］卷６《渡汉江次樊城》二首等诗句。上述秦汉以来历代著名学者、诗人的诗赋佳作，不仅丰满了汉水女神的形象，而且丰富了汉水女神文化的内容，使汉水女神文化呈现出源远流长、多姿多彩的壮美景象和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迷人魅力。
四、小结汉水是一条吉祥如意的文化大河，《左传》云：“汉，水祥也。”汉水女神是中国最早、影响最为深远的江河之神，“辩口丽辞，巧善歌笑”，因而，汉水女神不仅出现在《诗经》、《楚辞》文化系统之中，也存在于春秋、战国以来的祭祀文化系统之中，存在于民族文化的灵魂深处，得到了文人雅士和平民百姓的共同爱戴。
汉水女神产生于西周中期前后，与周昭王南征有关。由于周人对昭王“南征而不复”讳莫如深，从而使两位美丽多情的汉水女神——延娟、延娱，披上了神秘的面纱；汉代官方的韩、鲁、齐三家《诗经》学说，轻率地认定《诗经》中的“游女”即晋国人郑交甫所遇之“汉皋二女”，严重地误导了后世的学者、诗人和读者。其实“汉皋二女”即周昭王时的延娟、延娱。被放逐到“汉北”的屈原，最早将汉水女神的原型转化为“湘君”、“湘夫人”，借咏汉水神女以抒发对楚怀王忠贞不二的情怀，但他万万没想到后人移花接木，将“汉之二女”转换为“湘之二妃”，进一步用虞舜替换了昭王。我怀疑这一切都是儒学独尊之后，为尊者讳的汉朝人的杰作，“有虞二妃”的传说出自汉人刘向的《列女传》就是明证。尽管如此，汉水女神的形象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得了继承和发展，
汉水女神传说的变迁轨迹，恰好印证了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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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梁中效（1961－），男，陕西武功人，陕西理工学院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