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水、淮河——中国南北文化转换的轴心
梁中效
（陕西理工学院文化传播系，陕西汉中72300）
古代文明总是与河流有密切的关系，中华文明是最典型的大河文明。中国文化在地域分布上，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北方黄河流域文化和南方长江流域文化两大板块，从而构成了花团锦簇、异彩缤纷的中国地域文化世界。大体上北方文化刚健、凝重，多阳刚之气；南方文化浪漫、秀媚、清新，具阴柔之美。正所谓“白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但南北文化并不是彼此隔绝、互不联系的。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它们既相互冲撞、相互对抗，又相互影响、相互补充。这种刚柔相济、阴阳互补的文化联系，主要是通过汉水、淮河流域实现的。
一汉水又称汉江，发源于秦岭南麓陕西宁强县，流经陕西南部、湖北的西北部和中部，至武汉注入长江，全长一千五百多公里。汉水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河流，《山海经》曰：“嶓冢之山，汉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尚书·禹贡》也说：“嶓冢导漾，东流为汉。”汉水虽属长江水系，但它的中上游位于秦岭、巴山之间，这里既有秀媚的南国风光，又有雄奇的北方景观，是我国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过渡带。
淮河又称淮水，是我国七大江河之一。远在四千多年以前的商代甲骨文中，就有关于“淮”的记载。其主流发源于河南桐柏山，流经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在三江汇入长江，全长约1000公里。《尚书·禹贡》说：“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古代的淮河在安徽盱眙以下，与来自北部的沂、泗水会合，经淮阴、涟水到云梯关外入海，是一条独流入海的河道。战国时期，地理学家将淮河列入“四渎”（江、淮、河、汉）之一，就是看中了淮河居于下之中的特殊地位。明朝人谢肇淛《五杂俎·地部》云：“淮者，匯也。四渎之尊，淮居其一焉。淮之视江、河、汉，大小悬绝，而与之并列者，以其界南北而别江、河也。”
汉水自西向东奔流，在襄樊附近通过自南阳盆地而下的唐河、白河等支流，与淮阳山地（包括大洪山、桐柏山、大别山及其东延的丘陵）及东部淮河流域连成一线，横亘于我国中部，成为地理上南北差异的重要分界线。儒家的亚圣孟子早已注意到了汉水、淮河居天下之中，介于黄河、长江之间的重要地位，多次将淮、汉并提。《孟子·滕文公上》曰：“禹疏九河”，“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孟子·滕文公下》又云：“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中国。”“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孟子在历史上第一次将“江淮河汉”四大水系并提，充分肯定了“淮汉”的自然和文化地理分界作用。我们的祖先也发现了淮河、汉水南北地理环境的差异。《考工记》曰：“桔逾淮北为枳……此地气然也。”《晏子春秋》云：“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水土异也。”这是东部淮河流域的环境特征。西部的汉水流域也有记载。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说：“（周）孝王七年，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史记·货殖列传》载：“蜀、汉、江陵千树桔。”证明古人也是把汉水流域作为亚热带的最北界线。古人也将汉水作为南北人文地理的分界线，例如《吕氏春秋·有始览》说：“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吕氏春秋·恃君览》又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1］将这两段文字结合起来看，最迟到战国时期已将汉水作为划分南北人文地理的分界线。江淮河汉之间是中华远古文明的核心地带，淮汉是这一文化核心区域的中轴线，自然就成为中国南北文化转换的轴心。
二汉水、淮河在中国大地构造和地理环境等方面的优越地位，使其在中国南北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等文化地理上的特殊优势也得到充分发挥，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古代文明依河流而兴，并沿着河流而扩散。梁启超在《中国古代思潮》一文中指出：“凡人群第一期之文化，必依河流而起，此万国之所同也。我国有黄河、扬子江两大河流，其位置性质各殊，故各有其本来之文明，为独立发展之观，虽屡相调和和混合，而其差别相自有不可掩者。”［2］处在南北两大文化板块之间的汉水、淮河流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为南北文化在此交融、转换奠定了基础。
中国古典文明自西向东迁移，汉水流域是沟通东西部的走廊，历史悠久。20世纪70年代初（注：以下均为20世纪），在汉水上游湖北郧县梅铺的龙骨洞和郧西县神雾岭白龙洞两地都发现猿人牙齿化石，其特征基本与北京人相似。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又相继在湖北郧县曲远河口发现了两具较为完整的人类颅骨化石。值得注意的是，还发现了与化石相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共有23个种类；还有许多石器出土。动物具有南北混合的过渡动物特征；石器既有北方石片石器的特点，又有南方砾石器的特征，为探讨南方与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3］。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还在汉水上游陕西省南郑县龙岗寺发现了一处旧石器文化地点，具有旧石器早中期的特征。在汉水流域还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文化遗址，其文化面貌更接近黄河中下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同时又具有长江中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某些因素，例如北方旱地农业文化的“粟”和南方水田农业文化的“稻”，在汉水上游都有发现，使这里成为南北文化交汇的地区。
淮河流域也有着悠久的文明和丰富的文化遗存。早在50年代初，就在淮河北岸江苏省泗洪县下草湾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化石。新石器时代，这里发现的许多文化遗址也形成了较完整的序列，表现出南北文化交汇的性质。淮河干流以北，受北方文化的影响较大。其中以地域特色浓厚的苏北大墩子文化最为典型，不仅出土了许多精美的玉器，而且还发现了陶制房屋模型，代表了淮河流域石器时代的文化水平。因此著名考古学
尧舜禹时期，汉水、淮河流域文化与黄河流域文化融合后，共同推进了中国历史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过渡，距今约5000年左右，在我国历史的野蛮时代向文明社会过渡的历史过程中，黄河中游形成了以炎帝和黄帝为主体的华夏族，在汉水、淮河流域也出现了两大族团，即汉水中上游丹汉间的苗蛮集团和淮河中下游海岱淮泗间的东夷集团。华夏族奠定了黄河流域文化的基础，而苗蛮集团和东夷族则为后来南方文化、特别是为先楚文化奠定了基础。
华夏族与东夷族、苗蛮族共同开发了汉水、淮河流域。东夷的太昊部落和华夏的炎帝部族都曾先后建都于陈（河南淮阳），《左传·昭公十七年》云：“陈，太暤之墟也。”据说舜将发达的华夏、东夷文化带到了汉水流域。《世本》曰：“舜居妫汭，在汉中西城县。或曰妫墟在西北，舜所居也。”［4］同时，汉水中游及其支流丹江是华夏族征服南蛮和三苗的战略要地，也是放逐帝系不肖子孙的地方。《六韬》云：“（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1］相传今陕西丹江流域有尧女、舜妃墓。《竹书纪年》说：“（尧）帝使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让不克，朱遂封于房，为虞宾。”“房陵”，就是汉水上游的湖北房县。舜之后，夏族的势力由淮河流域渗透到汉水流域。夏禹“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声威日盛。禹对汉水、淮河流域的征服和控制，奠定了禹的王权和夏朝建立的基础。他不仅“以征有苗”（《墨子·兼爱》），征服了丹、汉以南的苗蛮，而且在嵩山之阳建立了国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告成镇），后又迁都阳翟（今河南禹县）。阳城、阳翟都在颍水上游，地处黄河与淮河流域的交汇处。为了控制淮河流域，禹又沿颍水南下治水，“娶涂山氏女”，以婚姻为纽带与东南夷人结成政治、军事同盟。涂山即今安徽怀远县东南、淮河之畔的当塗山。《水经注·淮水》：“又东过当塗县北”，“禹取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为嫁取日也。”［4］禹治水成功后，大会夏、夷诸部首领，这就是盛况空前的“塗山之会”。所谓“禹合诸侯于塗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十七年）今塗山一带还有许多关于大禹传说的遗迹，诸如“禹会村”、“黄熊庙”、“防风冢”、“启母石”、“禹王宫”等。说明中国历史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过渡，是经过黄河、淮河、汉水流域的族团融合后，到淮河中游的“塗山之会”为标志，跨入文明门槛的。所以，塗山之会是禹行使王权的标志，也是夏朝即将建立的标志。
商周时期，汉水、淮河流域既是北方黄河流域文化向南方长江流域推进的基地，又是南方文化挺进中原的前哨。汉水上游是殷商文化与巴蜀文化碰撞交融的基地，形成了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汉水与淮河的结合部，即今南阳、襄樊一带，殷商文化长驱南下，使得长江中游地区的文明少有地方特色；淮河流域的文化吸收南北文化的精华，渐趋繁荣，居住在淮河流域的夷人，创造了先进的“徐淮夷文化”。西周时期，为了巩固“南土”，周昭王、穆王之际，将姬姓诸侯国移封于淮水上游和汉水中上游一带，称为“汉阳诸姬”。“汉阳诸姬”是周文化向长江流域推进的基地，同时又受到南方文化的深刻影响。史学
三汉水、淮河流域，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而且从尧舜禹到夏商周时期，这里是南北与东西文化的集聚、中介、传递之地，同时又是融汇、改造、消化之地。楚族兴起后，在汉水、淮河流域接受了先进的华夏文化、东夷文化的洗礼，接受了苗蛮文化等四方百族优秀文化的影响，挟多种文化杂交的优势，在丹、汉间的丹阳、荆山崛起。
从鬻熊时代开始，楚人投靠了周族，主要活动在丹汉一带，大量吸收该地区的土著三苗文化，被周人呼为“荆蛮”或“蛮夷”。《史记·楚世家》说，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今丹江与淅水交汇处）。”楚族在此艰苦创业，发展壮大。楚人自豪地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左传》昭公十二年）楚族正是以丹阳、荆山为根据地，从丹汉地区走向江汉地区，成为南方大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强大后，以汉水、淮河流域为基地问鼎中原，使南方文化大放异彩。到战国末年，淮水北部的陈（今河南淮阳）和南岸的寿春（今安徽寿春）曾一度变成为楚国的国都，特别是在下蔡（安徽凤台）和寿春数十里之间，形成了一个异常繁华的沿淮经济文化带。公元前223年，秦军陷寿春，楚国灭亡。楚国发迹、壮大于汉水、淮河流域，也衰落、灭亡于汉水、淮河流域，是汉水、淮河流域这个南北文化大熔炉，冶铸出了光芒四射、魅力无穷的楚文化。
YYSZXB19四汉水、淮河流域既滋润培养了浪漫不羁、独具个性的楚文化，更孕育诞生了影响深远的道家、道教文化，是中国道家、道教文化的摇蓝。
道家、道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汉水、淮河流域则是道家、道教文化的发源地。淮河流域道家文化的奠基者是彭祖。据传彭祖是帝颛顼玄孙终陵氏第三子，为唐尧时大臣，尧封之于彭城，为大彭氏部落的首领，故称彭祖。《楚辞》、《庄子》、《世本》、《史记》等都有关于彭祖的传奇叙述。他善长烹饪，又会导引行气之术，是我国道家的鼻祖。传说他活了八百岁，实际上是他开创的大彭氏国延续了八百年，彭祖受封于帝尧，他不仅将黄河流域文化带到了徐淮地区，奠定了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在南北文化交流、转换过程中的突出地位，而且他施行的守静、服食、导引、房中等养生理论，丰富了我国古代医学、养生学的文化宝库，为春秋道家文化的形成打了基础。在今天的徐州市，有关彭文化的遗存甚多，一种以大彭国为号，如大彭阁、大彭山、大彭集、大彭村等；一种以彭祖为名，如彭祖宅、彭祖祠、彭祖楼、彭祖井，彭祖墓等；还有影响颇大的彭祖菜系和彭祖气功等，充分展示了彭祖文化影响之大和道家文化渊源之深。
春秋时期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就生长在淮水北岸、涡河之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典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苦县即今河南省鹿邑东部，接近安徽的亳县。据边韶《老子铭》说：“（苦县放城）在赖乡（即厉乡）之东，涡水处其阳。”涡水为淮河的支流，现今鹿邑县确实涡水之上游。老子是饮淮河水长大的。同时老子又曾到中原担任过东周“守藏室之史”，说明老子深受黄河流域文化的影响。而《庄子·天运》则说：“孔子五十有一，南之沛见老子。”这一说法如果属实，不仅证明老子到过淮河下游沛地（即今江苏省沛县东），在淮河上游与下游都曾活动过，而且说明淮河流域的道家文化对黄河下游齐鲁儒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再一次突现了淮河流域在南北文化交融，转换过程中的地位。在老子生地的涡河北岸，从东汉开始，历代曾建有规模巨大的宫殿群，来祭祀老子。有天静宫（老子生地）、老君殿、三清殿、东岳庙、玉皇庙、圣母殿、流星园、无忧园等。据《亳州志》记载：“天静宫在城东一百二十里，汉延熹八年建。宋天禧二年（1018年）敕修。至元至顺三年（1332年），提点刘道广重修，翰林编修张起严撰文。”其中的明碑说：“履田三千亩，食业数千人，历代鼎迁，载有祀典，而晋唐时犹盛，与东西汉无异。”可见老子在淮河流域人们心中的地位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在战国时代，直接继承老子学说，并使之发扬光大的，是同老子一样生活在淮河流域的庄周。对于庄子的出生地，目前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说庄子为蒙漆园人，即今安徽蒙城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一说庄子为宋蒙人，即今河南商丘东北人。《淮南子·修务训》注中说：“庄子名周，宋蒙县人。”安徽蒙城处于涡水之上，而河南商丘地区亦属淮河众多支流之上游地区。所以，不论是蒙城还是商丘都属于淮河水系地域。而《庄子·秋水》云：“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集解》引唐·成玄英疏云：“濠是水名，在淮南钟鬲郡。今见在庄子之墓，亦有庄惠遨游之所。石绝水为梁。”濠梁即指今安徽凤阳地区濠水之上的石梁而言。由此可推知，庄子亦曾活动于淮河流域。可见淮河流域是道家的发祥地，是道家文化的摇篮。同时也证明庄子思想深受黄河和长江文化的影响。
汉水流域道家的奠基者是楚人的一位著名的先祖鬻熊。商末周初，荆楚部族由桐柏山，伏牛山一带西迁到汉水最大支流丹水与淅水的交汇处，以丹阳为中心，以鬻熊为酋长，逐渐发展壮大起来。鬻熊深受商周黄河流域文化的影响。《史记·周本记》说，周文王在位时，有“鬻子”“往归之”。这“鬻子”即是鬻熊。《史记·楚世家》说，鬻熊“子事文王”。这“子”，应为周朝给予归附的异族酋长的子爵封号，也许是这个缘故，鬻熊才被尊称为鬻子。鬻熊既是政治家，又是思想家，他的某些遗教可能与后世道家有契合之处，被奉为道家的先驱。《汉书·艺文志》记载：“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其中最早的四家为：“《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辛甲》二十九篇”，“《鬻子》二十二篇”。鬻子其人，就是鬻熊。《鬻子》其书，虽属伪作，却是探寻道家思想渊源的重要文献。《文心雕龙·诸子篇》说：“篇述者，盖上古遗语，而战代所记者也。至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询，余文遗事，录为《鬻子》。子目肇始，莫先于兹。”鬻子哲学基本上是政治哲学，但也蕴含着宇宙论和辩证法。《鬻子》卷一云：“有天然后有地，有地然后有别，有别然后有义，有义然后有教，有教然后有道。”颇有宇宙生成论的意义。《列子·黄帝篇》引鬻子曰：“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这种“弱之胜强，柔子胜刚”的思想，既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又折射出道家文化产生的共同自然环境——南方的水乡泽国，水的性质正集中地反映了“道”的性质。《老子·八章》上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楚族的发展，楚国的壮大，正是一个柔弱胜刚强的过程，其思想的奠定者就是鬻熊。他作为江汉地区道家的先驱和中国道家水文化的开创者，也就不足为怪了。
YYSZXB20秦汉时期，淮河汉水流域仍然是道家活动的中心，以萧何、曹参为代表的黄老学派的人物，跟随着刘邦崛起于淮河，壮大于汉水，最终夺取天下，使黄老思想很快在全国蔓延开来。汉初贤相萧何、曹参等人，都生于淮河流域，萧何作为汉初第一任丞相，深得黄老之学的要旨，不仅以其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而且崇尚节俭，“功成而弗居”。《史记·萧相国世家》云：“萧相国何也，沛丰人也。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集解》引《汉书音义》：“文无害，有文无所枉害也。律有无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曰：‘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曹参也信奉黄老学说，《史记·曹相国世家》云：“平阳侯曹参者，沛人也”。曹参相齐时，“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人称贤相。”萧曹二人相继为相，使黄老思想成为汉初全国思想文化的主流，给汉初的经济文化带来了空前的繁荣。
西汉时期，汉水中上游作为国都文化的辐射区，也产生了一批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著名人物。居于汉中褒谷口的著名隐士郑子真，虽名动京师，但隐居不仕。《华阳国志·汉中志》云：郑子真“玄静守道，履至德之行”，“湛然岳立，不营不求，德声迈流。”汉中城固人杨王孙，信奉道家，“学黄老之术，家业千金，厚自奉养生，无所不致。”及将死，令其子裸葬，“以身亲土”，以复其“真性”。他“家业千金”，完全可以厚葬，之所以裸葬，主要是为了追求道家的信念。
西汉后期到东汉，随着政治斗争的加剧和社会矛盾的尖锐，在谶纬神学的笼罩下，黄老道学在追求与道合一的总目标下，逐渐向渡世救人，长生成仙的神学化、方术化和宗教化方向发展。其中一个关键环节就是长生成仙，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恰好发生在道家文化浓郁的汉水、淮河流域。汉中城固县的《仙人
结论汉水、淮河流域介于南北方之间，是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这里既有北方旱作农业，也有南方稻作农业，南北耕作方式兼备；这里既有北方的雄奇，也的南方的秀美，山水文化兼备；这里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而且是长江流域文化与黄河流域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转换之地，儒家的亚圣孟子第一次将“江淮河汉”四大文化之河并提，充分肯定了“淮汉”的自然和文化地理分界作用；正是汉水、淮河流域这个南北与东西文化的大熔炉，才冶铸出了光芒四射、魅力无穷的楚文化和道家、道教文化；汉水、淮河流域在雄浑秀丽的黄河、长江文化夹峙之下，畅开怀抱接受南北文化的影响，使这里的文化带有更大的兼融性、丰富性和创造性、普遍性，成为中国南北文化转换的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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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North China and
LIANG Zhong-xiao
（Department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zhong 723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perspective of range, Chinese culture is made up of two parts: Yellow River Reaches Culture and Yangtze River Reaches Culture, with the reaches of
Key words: Yellow River Reaches and Yangtze River Reaches; North Culture and South Culture; conversion axis
［作者简介］梁中效（1961－），男，陕西武功人，陕西理工学院文化传播系教授，主要从事三国唐宋史和汉水流域历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