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政治学习上，听了几位领导和老师的发言，对普适价值观有了解，为了进一步加深理解，现从网络上搜索相关知识学习：

一、“普适价值”是指放之世海皆适用的人类最基本的价值追求，比如，人类的亲情、友情、爱情、以及从古到今人类不论宗教，不论信仰，不论民族和意形态所追求的真、善、美，还有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等人类旦古不变的超越。

二、什么是文化？文化学家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有的侧重物质文化，有的侧重制度文化，也有的侧重精神文化。但是，比较能综合各种看法，又能为非专家的广大民众理解的，是文化学大师克拉克洪的定义——文化是人类的生活方式，以及“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的说法——文化是生活的样式(二者意思相同)。所以，我们有饮食文化、服装文化等等物质文化，有政治文化、礼俗文化等制度文化，也有道德、哲学、宗教等精神文化。
三、什么是“中华”或“中华民族”？至少在现代，这个概念当然不仅仅指汉人及其民族、国家，而是指一个包括56个民族的巨大集合。就“中华文化”而言，其中有诸多古老民族的古老文化或生活方式，从游牧经济文化到农奴制度文化，对于现代社会并没有“普适价值”；从“怕不辣”的饮食文化到宽袍大袖的服装文化，对于许多民族和许多社会的民众也并不普遍适用。 当然，一般人所说的中华民族文化，我想主要是指精神文化。然而，即使只就精神文化而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精神文化遗产，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对于其他民族或社会而言，同样也不能说全部都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即使只对我们中国人自身来说，也永远有一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任务。
四、何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却显然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我相信，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所有民族和所有社会，都不会从根本上拒绝这一原则。因为事实上，至少是那些源远流长延续至今的传统文化，如印度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等，本来也以不同的语言概念和表现形式，蕴含着这一原则中的五项内容。它们都有强调亲人之爱、朋友之爱甚至超出亲友之间的博爱之类内容，接近于我们所说的“仁”；也有强调人与人之间的适宜关系，特别是正义的人际关系或社会关系之类内容，接近于我们所说的“义”；还有强调不同的人之间要以一定的礼节习俗来调节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包括宗教性的和世俗性的礼仪在内，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礼”；至于对知识或智慧的追求，对诚信或信用的鼓励，更是这些古老文明或文化的重要内容，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智”和“信”。一句话，中华文化中的“五常”原则之所以是精华，之所以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甚至是人类社会存在多久就需要多久的永久适用的价值，恰恰是因为它与其他文化中一些重要的、同样优秀、同样普适的原则相类相通。
五、在《全球伦理宣言)》中。共同点有四条：一不要杀人，二不要偷盗，三不要撒谎，四不要奸淫。这是佛教五戒、基督教十诫和其他不少宗教中都有的，是所有文明传统或文明社会都承认的。这是人类最基本伦理，它们关系到人性和社会的根基，是最低限度的、无法取消的，因为否认这几条，人就不成其为人，取消这几条，社会就无法存在。这四条我把它正面表述为：一不杀人，就是要和平、非暴力，不管是个人、家庭暴力，还是集团、政府暴力都不要，要和平解决各种争端；二不偷盗，就是要构建公平的经济秩序，无论国内国际的经济制度都要公平，因为不公平的经济制度导致贫富悬殊，实际上是对弱势群体的偷盗；三不撒谎，就是要诚信，媒体和政府有义务、有责任通报全部真相，维护人民的知情权；四不奸淫，就是在夫妻和男女之间的伙伴关系中，不要把对方当作性的利用对象，推广开来就是不要把别人当成利用对象，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是伙伴关系，或曰平等友好的关系。
所以，相应于上述既是理性要求又是历史形成的全球伦理，可以总结出最基本或最低层次的普世价值——“和平、公平、诚信、友善”。就历史形成而言，这四项在几千年人类生活的经验教训之后，确实成了公认具有基本价值的东西。就理性要求而言，这四项之间具有理性的逻辑关系：人的生命是已经存在的事实，人要活下去，也就是要继续我们的人生，那么，就有以下需要：
    (1)人生需要和平，因为没有和平就没有人生(如果我可以打你杀你，你怎么生活呢)；
    (2)和平需要公平，因为没有公平就没有和平(“不平则鸣”、则斗、则“拔刀”)；
    (3)公平需要诚信，因为没有诚信就没有公平(如果我可以随便欺骗你，怎么还有公平呢)；
    (4)诚信需要友善，因为没有友善就没有诚信(如果我对你的态度是不友善、冷漠甚至敌对的，还会讲究诚信吗)。
六、人与动物之不同在于具有精神，而精神的本质就在于自由；自由既是人人天生而有，也就是人人平等的，也就要求承认人人平等的权利；而人人平等的权利，又只有在正义的原则之下才能得到保障。在此，这四项内容同样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的精神性要求自由，自由要求平等，平等要求人权，人权要求正义。这四项内容都是人的精神性注定了的，所以属于中间层次或精神层次的普世价值。
七、联系“园园”事件、食品安全事件....难怪有专家说，我们中华民族现在到了最失德的时候。最后我想说，所谓“爱祖国”，应该落实到“爱人民”上来，所谓“爱国”，应该落实到“爱人”上来。要爱国、要爱人，首先要爱父母长倍，要爱家人（妻室儿女），如果一个对父母不敬孝道，不管子女，不尊重夫妻的人，能谈得上爱国吗？还有，如果一个不敬岗爱业的人，不努力工作，就没有经济来源，他又拿什么来爱家人？所以，在社会层面上，爱的表现又不应该止于情感，而应该走向伦理层次的正义，努力反思社会公正的缺失及其原因，就是缺失了最基本的东西！我们应该从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挖掘我们中华原有的文化，而不应该将少数人的意识硬要人认可！

现摘录王石川的一文，更有说服力！以大家共勉！

　　　　　　　　　　　　　　　普适价值观是最好的软实力
　　　　　　　　　　　　　　　　　　　　　王石川

　　曾几何时，有官员满怀激情地宣称：“按照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十一五’末期，中国经济总量很有可能赶上德国，将达到人均三千美元左右。15年后……中国将达到人均五千美元左右，总量基本上可以赶上日本。再过30年至35年，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中国人均将达到一万美元，总量将大致赶上美国。”赶英超美，俨然指日可待。

然而，著名学者李泽厚却说：“现在有一种情绪，认为21世纪就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不赞成，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大。我最讨厌豪言壮语，我认为这种姿态容易误导民众。”

曾几何时，痛感于“制造大国、品牌小国”的尴尬现状，汗颜于“几亿件衬衫才可以换一架波音飞机”的痛苦经历，有人呼吁，中国应由制造大国变为创造大国，换言之，应由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这种忧患意识和民族气节，当然不无道理，所以，此论一出，附和者众。

然而，多年前，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认为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播影响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乍一看，这话充满了傲慢与偏见，但谁又能否认她的确指出我们的隐痛和暗疾？

前一段时间，胡张事件沸沸扬扬，其实，关于胡紫薇和张斌的个人恩怨，他人不宜过度从道德层面解读，我倒觉得胡紫薇在争吵中援引法国一位外交部长的一句话振耳发聩：中国在能够输出价值观之前，不会成为一个大国。这话虽然不那么入耳，但谁又能说不值得我们反思呢？

前些年，许多人津津乐道于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近些年，许多人不再沾沾自喜，开始谈论软实力了。这一点，有些官员也已经意识到。据报道，在去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赵启正在3月9日下午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时提出，和中国对外贸易“出超”相比，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则是严重“入超”，存在“文化赤字”。曾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说，以图书为例，多年来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大约是10比1的逆差，出口的图书主要是到一些亚洲国家和中国的港澳台地区，面对欧美的逆差则达100比1以上。从2000年到2004年，中国进口影片4332部，而出口影片却屈指可数。赵强调，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的严重赤字和入超，并不是某一个或几个部门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文化这个软实力本身包括文化对外传播能力还不够强大。赵认为，中国无意强权，但作为一个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文化发源地，只出口电视机，不出口电视机播放的内容，也就是不出口中国的思想观念，就成了一个“硬件加工厂”。

作为前国新办主任，赵先生掌握的数据很可靠，他所认识的问题也不无深刻。记得也是在去年，著名学者张颐武称：“传统文化的精髓要通过大众文化的出口才能流传出去。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该论一出，舆论哗然，有人愤恨不已，认为岂能拿章子怡与孔子相提并论？这实在可悲，姚明不也曾被美国杂志称为“北京对美国最大的一宗出口”吗？说到底，这种狭隘的思维依然没有认识到软实力的重要。正如有人所称:“富豪可能有能力买一所豪宅，但在世界的第一张圆桌边上，钱却不易买到一个位置。”

在今年的两会上，赵启正表示，近年来，中国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电视频道的时事节目增加，中国驻外使领馆的新闻招待会增加，中外高层的联系加强，“这些都说明中国‘软实力’正在增加中。”赵启正还指出，以上传播手段的完善只能体现“软实力”的部分增加，而发展“软实力”最终还是要与综合国力的提高、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紧密相连。

由此，我想到资深媒体人梁文道的一段感叹：大家近一两年来夸谈“软实力”，认为输出文化工业产品和做做广告公关等表面功夫就是了，其实真正的核心还是一个国家有没有一套自己相信又足以服人的价值理念。斯言诚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