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话题的引起
众多学者在研究毛泽东知识分子政策时，都会注意到毛有仇视知识分子的情结。研究者一般都归结为，毛早年在北大图书馆当临时工时受了知识分子们的气，精神上受了刺激。这几乎已成共识。
其实所谓“受气”的说法仅仅是毛单方面的主观感受，事实上，当年北大的那些知识分子并没有给毛气受。是他自己的大脑细胞接收有方向性，对于别人给予的帮助与恩惠认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有的则忘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而对于那些暇眦之怨，无中生有的恩怨是非，却一直耿耿于怀。
毛是于1918年8月19日，第一次从湖南来到北京。他后来在与斯诺谈话中谈了这一段经历：“我自已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7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坑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竹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不算少的数目——8块钱。”（酸溜溜了，嫌钱少！）
毛说8块钱不算少，那是自我调侃，那时北大的名教授的工资最高是300元。8块钱，让毛感到屈辱。一个临时工，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岗位，8块大洋的工资，决定了当年毛在北大的地位。
毛泽东继续回忆说：“我的地位这样的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的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有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酸溜溜，比前又进了一步。）
计客观事实也差不了多少。大家都在为生活、学习忙碌，当然没有时间去与一个图书管理员聊天。偶尔也有人愿意聊上两句，又不大听得懂他的湖南土话，那就更不愿意聊了。这是世间常态，甚至也够不上世态炎凉，搁谁也一样，根本谈不上故意给气受。
当然，不能排除当年确有几个大学生或大教授们，虽然也能听懂湖南话，虽然也有时间，却也不愿意与他聊。不愿意聊就不愿意聊呗！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何况你与他们非亲非故的，这与“故意给气受”似乎没关系。当然你如果霸王硬上弓，非要缠着与其聊，那你真要遭遇白眼，这大概就是毛所谓的“受了气”。
他以为大家瞧不起他，其实大家并没有瞧不起他，只是没有将他当大人物般重视。
作为一个乡下来的师范生，毛当然很羡慕那些大学生，更羡慕那些穿长袍或是着西装的教授。毛又是一向自命不凡的人，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时已经崭露头角了，一向是师生们的聚焦中心。他又十分关心时政，所以他希望广交朋友，被人注意，听他发表高见。然而，他在北大图书馆里受到了冷落。大家各忙各的，没有人了解他的过去，更没有人去预测他的将来，甚至也没有人特别注意到他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一个普通人也会很自然地产生一种孤独和寂寞之感，何况他，一个自负、自傲、自大、敏感得远远超过常人，且也确有大才、大识、大志、大谋的非凡之人呢？于是他觉得受到了伤害。
这其中就有那个声名赫赫的周作人教授，还有几个很有名气的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和张国焘等。
当周教授在毛手上借报还报时，毛是很在意的，多次企图与他攀谈，但粗心而忙碌的周教授却一次也没有给他机会，甚至连抬起头来望他一眼的眷顾都没有。毛也打算去和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这些有名的大学生去攀谈，可是他们与周教授一样没有给机会。
毛泽东在最初的努力失败后，很快就转为对他们的鄙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那些留学生们，大学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很生动！也很酸！）
在毛自傲、自卑、敏感、多疑的心里，凡是无暇或不愿与他攀谈的人，他都认为是看他不起。这样一来，就成了到处是看不起他的人，正像丢斧子的人的眼中到处都是偷斧子的人。
毛每天都处在这样一种自造的心态之中，他被激怒了，但又无奈，于是自卑情绪就发展了，反过来对他们充满了蔑视和仇恨。你看不起我吗？我还看不起你呢！据傅的侄子傅乐成说：“毛在北大写信给朋友，说他被孟真先生和罗家伦等人欺骗了，因为他们不像他在长沙耳闻的那么优秀。”
二、张申府眼浊，得罪了毛
另一个所谓对他造成伤害的肯定是“张申府”。
1918年时，张申府是北大图书馆的代理馆长（关于张是否是代理馆长一事，还有另外的说法），正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说起这个张申府，却是一个大大不简单的人。甚至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不太为过。
当年中国共产党尚未正式成立时，在各地就有了几个共产党小组，北京的共产党小组最早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李大钊，另一个就是张申府，后来又发展了第三个人张国焘。
1920年底，张申府远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执教。他在法国首先介绍了一名天津女学生刘清扬入了党，刘后来成为张申府的夫人。随后张刘夫妻一起介绍周恩来入了党。再后来在德国，张又与周一起介绍朱德入党。张申府回国后，正值国共合作，廖仲恺请他推举国外留学生回国工作，他开列了一个十五人的名单，第一个便是周恩来。这样，周便一回国当上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张申府慧眼，也是伯乐，但也有局限性。张申府的慧眼能识文曲星周恩来，武曲星朱德，但在1918年的北大图书馆里，却未能识得了紫微星。面对眼前这位，日后华夏二十七年的“真命天子”，张申府却眼浊了。眼浊还不大紧，还真的得罪了。
作为一个图书报纸管理员，毛是不大合格。他太我行我素了。管理员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制作卡片。卡片的功能是为了让借书人检索用的，所以字要写得好，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字迹端正，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可是毛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他用那种龙飞凤舞，并没有多少根基的草体字书写图书卡片，显然是很不合适的。何况那时，他的字其实是很差的，远远还不是后来被奉承的那样独树一格，有怀素体风格的毛体，说得好听点是“草字出格，神仙不识”。因此，很正常地受到包括张申府在内的高级职员的当面训斥：“你写得这样潦草，谁能看得懂呢？”“这位小哥，这是图书卡片，能不能端正点？”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也是任何一个图书馆里经常发生的事。张甚至要求毛重做卡片，毛当然没有理由拒绝，却恨声不绝。他过分敏感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所以，他在给家乡的友人写信时流露：“受够了洋教授的窝囊气。”
其实，当年在北大图书馆里，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了不得的对毛泽东歧视、伤害的事情。除了周作人、傅斯年等人没功夫搭理他，写卡片因字迹潦草遭张申府批评，还有月工资只有8元钱这三件事外，几乎没有第四件了。
所以，毛泽东所说的“受够了洋教授窝囊气”，完全是自身的主观感受。培根当年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人类的一切情欲中，嫉妒之情恐怕是最顽强、最持久的了。”
三、四大教授特殊关照
其实，当时在北大的著名的大教授中，已经很有几个人并没有因为他是低微的图书管理员而瞧不起他，而是对毛侧目而视，并给他特殊关照，尤其是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杨昌济。
第一个就是杨昌济教授。杨教授原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时就对毛倍加激赏，说他是湘乡山中出的一名资质俊秀的农家弟子，甚至认定他的学生中唯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将来会成为国家的栋梁。
杨教授调北大在先，毛去北平在后。而毛1918年的北平之行究竟出于什么目的，我们并不能确定。有可能是杨教授主动召他去的（可能性不大）；也有可能是奔着杨开慧去的（可能性较大）；也有可能是为了送蔡和森等同学去法国勤工俭学，来北平见世面、开眼界；更大的可能是综合因素，几者兼之。毛到了北平，一开始是吃住在杨家的。杨教授还托人帮他找工作。最后把女儿嫁给了他。
第二个就是李大钊。堂堂北大图书馆馆长，很爽快地给了你工作，工资虽说少了点，但作为一名北漂师范生的第一份工作，能挣8块大洋，也就很不错了。想要多挣点，也得慢慢来嘛！解放前夕，毛在西坂坡回忆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李牺牲得太早，与毛交往有限，毛一生对李没有微辞。
第三个就是陈独秀。毛在北大时与陈有什么交往？没有看到相关资料。但能在《新青年》上发表毛之《体育之研究》，这可不能算是寻常的关系。据说这篇文章是杨教授推荐给陈的。另外从建党过程中陈对毛的器重推测，毛也不可能受过陈什么气吧。当时湖南出席一大的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两人，但为主的是毛。一大后，党将湖南建党之大事委托给了毛。
第四个便是胡适。胡适的名气当时在中国文化界中仅次于蔡元培，与陈独秀在伯仲之间，远超李大钊、杨昌济诸人。而这个当年中国最大的教授不仅没有给毛“窝囊气”受，还屈尊与之有很多交往。仔细考究毛胡之间的交往，在胡这方面几乎是有求必应。
四、胡适对毛几乎有求必应
胡适1917年7月自美国返回，9月到北京大学任教。毛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同时旁听胡适的课，成为胡适的学生。毛不仅听课，课后也时有请教和交流，并深受胡适的影响。这有许多例证。例如毛对于留学问题的见解，就深受胡适的影响。这是有历史文件作证的。
毛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师范时的同班同学）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新民学会资料》第6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可见，当年毛泽东请教胡适时，胡作了认真肯定的答复，并没有“目笑存之”。
毛泽东在延安曾对斯诺说：五四前后，“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们的楷模”（斯诺《西行漫记》第125页，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如果当年胡适也是给毛气受的洋教授，那毛就不可能在延安说出上述一番话来。又例：毛于1919年7月14日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毛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民众大联合>>这篇文章正是毛写的。 又例：1919年9月1日，毛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不仅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说他是响应了胡适的号召也不为过。
又例：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曾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起这件事：“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淼生怕生出事，把它烧掉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35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毛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
再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于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4册第626－627页，黄山书社1994年版）
再例：关于自修大学
胡适晚年旅居美国，读了萧三的《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和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后，追忆起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7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胡适所说的这件事实，在毛给朋友的信中可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毛的初恋情人，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的信中说：“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新民学会资料》第61页）“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新民学会资料》第64－65页）
随后的事情发展是：1921年8月16日毛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
综合上述，足见毛与胡交往之多，交往之深。胡先生对于毛几乎有求必应。如说毛也受了胡教授的气，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五、啊！北大啊！北大！
有这么几个赫赫有名的大教授曾经给予了他这么多的赏识和帮助，为什么就不感恩呢？人生之于世，“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
做人不能“光记一时坏”，“不记千日好”；坏的拼命放大，好的一笔抹杀，甚至日后恩将仇报。古话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但是建国后毛泽东立刻就发起批判胡适，最后将胡留在大陆的儿子胡思杜也整死了。
对张申府更是，久久怀恨于心。延安时期，凡有北平到延安的，毛都要打听打听张申府的情况，末末了，都要不阴不阳、不冷不热地说上一句：“张申府！张老板面色很难看啊！”
当年张要他重填卡片的脸色是永远忘不了的。挥之不去，招之即来。张于建国前因为第三条道路被开除出民盟，成为人民公敌，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都与当年他给毛“受气”有关。
虽是“大人物”，但“大人物”小气量者，活该张申府倒了八辈子霉，谁让你当年眼浊哩！至于北大，那更是心中永远的痛，也永远的恨。不过“北大”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校。只能心情复杂地说“啊！北大啊！北大！”
1949年毛进京后，到过清华好多次，一次也没有去过北大。1949年4月30日，北大邀请他参加五四纪念会，毛拒绝了。他说：“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显然，“工作的原故”，是一个明显的托词。
后来，北大校长马寅初自以为与毛有老交情（当然是被批前），想请毛到北大给师生做一次报告，但毛不肯去。1951年9月11日，毛在马致周恩来的一封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
为什么“我不能去”？仍然是那个旧伤疤作怪。我去了，师生们会怎样想？就会想眼前这位伟大领袖原来当年只不过是我们校的一个图书管理员。丢不起这个人啊！
不去北大，但心中有北大。每逢运动，他对北大是“关爱”有加的。1957年，北大教职工打成右派的90人，学生右派421人，共计511人。毛还很不满意，认为北大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江隆基手太软，就把铁道部的陆平派来担任校党委书记。到了这年十月以及来年春季，不少的单位已开始对右派进行甄别，给一些所谓搞错的人摘帽，可北大却反其道而行之，又搞了一场“右派补课”，补划右派173人，总数达到了699人，其中教职工110人，学生589人。
文革初起时，毛又选定了北大作为文革策源地。当时，北大历史系贴出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李讷回家说给她老爸听，毛说：“什么池浅王八多，要改一个字，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
也许读者会认为这只不过是“伟大领袖”对自己的女儿随口说的一句戏话而已。可事实上毛对自己脱口而出的这句话很重视，特别关照李讷向聂元梓传达。一个“深”字不打紧，运动又火上浇油似地升级了。
尽管如此，毛还是不满意。1968年7月28日，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聂蒯韩谭王“五大学生领袖”，直接对聂元梓说：“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才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吧。”于是又有无数北大的教授和干部遭了殃。北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夫妻就在这年年底的12月18日夜，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六：附注数则
文章写这里，其实也已完了。只是有几个问题还需再厘清一下。
（一）周作人究竟有没有给毛泽东气受？从周作人关于与毛交往所留下的片言只语中，问题远不是那么严重的。
1、 毛曾到过八道湾十一号周家拜访过他,求教“新村主义”。这件事在周作人日记中有记载。1920年4月7日的《周作人日记》记有:“毛泽东君来访。”这次来访的时间是1920年，也就是毛第二次去北京。如果第一次去北京时，毛对周作人心生恶感，那么还会有第二次拜访吗？
2、1940年,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要去延安,临行前周作人曾对她说:“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毛润之,请你给他带好。”周作人说这话的语气很平和，根本也看不出两人有什么交恶的地方。当然两人的交情也不深，否则就不是带口信，而是带书信。但既然能带口信，也就说明两人的关系马马虎虎、平平常常过得去。
3、建国后，毛对周作人也是给了出路的。周作人曾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委托自己的学生把这封信送给董必武,请他转交。他又把信的抄件寄给了郑振铎。据有关人士回忆，毛曾看过这封信,看完之后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周作人后来的命运似乎就由毛的这几话决定了。过了十多年的平静日子，直至文革发生。
（二）张申府有没有做过北大图书馆的代理馆长？
张的女儿张燕妮的回忆文章《父亲张申府在中共建党前后》一文中没有提及此事。文中说“父亲在北大任助教教预科，平时课程不大多，就在图书馆帮助李大钊做些工作。”既然张并没有做过代理馆长，那么就不可能发生因图书卡片一事而引发的冲突呢？也不是的。
张燕妮的这篇文章说：“暑假期间，李大钊组织一些学生‘勤工俭学’，课外帮助整理图书，翻译、编目、打印等，卡片，父亲则负责检查和校对。毛泽东来北大时，一度也参加了这项勤工俭学活动。”
张女的文章中为什么要特别指出他“父亲则负责检查和校对。”这就是说毛与张有发生冲突的可能。究竟有没有发生冲突？张女肯定是知道的，但她没有明说，仅点到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