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社会就开始了不断分化的历史进程，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分化日益呈现为一种不断加剧的态势。其中，广大农村社会的分化最突出地表现为农民的分化，而农民分化又主要表现为与经济收入紧密相连的职业分化。总体来说，从1978年起，我国农民的分化经历了三个层次：一是农业劳动力向农村工业、商业、建筑业、运输业等各行业的转移和流动；二是随着乡镇企业和其它高级经济组织的发展，农村劳动力被进一步分离出来；三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的发展及小城镇的崛起，为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提供了机会，引发了大规模的“民工潮”。显然，这是从宏观上对农村生活的主体——农民分化的大体勾勒，实际上，农村社会分化既表现为一个过程，也带有某种结果性质，整个农村社会的分化至少要涵盖以下若干方面。

　　第一，区域分化。在我国，区域分化主要表现为地区发展不平衡基础上的一种结构式分化，它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在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农村地区的展示与延伸。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一直采取自东向西的梯度推移发展战略。这种政策支持和资金投资上的倾斜，加之东、西部地区本来存在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差异，导致东部沿海一带经济社会发展一路领先，而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迟缓。就目前情况看，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区域分化已不单纯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而且还包括教育、文化、科技、卫生等在内的各个相关领域，这也正是中、西部地区实现发展面临更大困难的原因所在。

　　第二，阶层分化。改革开放前，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整个中国社会只存在“两个阶级和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其中农民阶级在数量上占据绝对多数，阶层结构相对简单。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阶层打破了原有的刚性结构，呈现出一种多元分化的趋势。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先生《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分析，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出现了十大阶层和五种社会等级。当前，社会阶层研究更为关注的一点就是伴随整个社会阶层结构的快速分化，农村社会或者说农民内部也发生了较大的分化。比如说，除了传统的农业劳动者外，还出现了农村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以及承包经营者等新型阶层。不同阶层的处境既区分着人们的社会地位，也区分着人们的社会身份，而社会地位与身份反过来又左右着人们的情感体验、心理满足和归属感。农村发展研究必然要涉及阶层分化带来的不同身份地位者的心理困惑与心理冲突。由于这些人长期被“排斥”而处于边缘化地位，他们对自身生存状态缺乏稳定的预期，一旦丧失原有文化价值的约束和对组织的归属感，很可能会陷入一种“游民化”状态，从而对整个社会稳定构成潜在的威胁。

　　第三，利益分化。随着农村单一的所有制格局被打破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农村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等日益呈现出多样化。农村经济、文化的发展变迁都促成了不同个体利益意识的唤醒和强化，传统的重血（婚）缘、讲情义的农民形象日趋淡化，对物质实利的追求逐渐成为人们社会行动的强大动力。现实生活中，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及个人生活机遇等诸多因素的差异都使农村一少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这些先富的利益群体在农村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有着日益强烈的优越感和对农村各项事务的支配意识、干预意识。无疑，他们正在向农村社会的强势群体转化，与之相应，却有大部分人仍处于弱势地位。这些不同的利益主体在进行利益追求时，必然要出现许多摩擦与冲突。可见，对正在分化的各种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关系进行协调与整合将是今后长时间内农村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

　　第四，组织分化。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也引起了社会组织结构由一元向多元发展，形成了大量结构模式多样化、异质性十分明显的经济组织和民间组织。加之政治体制改革后，农村基层组织由封闭走向开放、由更多依附转向更多自主的同时，也使基层组织的控制力和威信逐渐降低。当基层组织既无力发挥社会整合功能，又无法消除各利益集团间的矛盾和摩擦时，以往的包括宗族、宗教等团体在内的传统社会群体的力量自然而然得到了恢复和强化，甚至在一些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宗族、帮会组织的力量已超过了基层组织。这种现象在影响农村正常发展的同时，已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

　　第五，观念分化。农民的阶层分化和利益分化必然要反映到其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中。面对激烈的竞争和差别对比，许多社会成员的思维模式发生了改变，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或正在失去原本拥有的东西和平静的生活，心理的失衡与震荡随即而来。于是，为了应对和改变生活的处境，一些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与社会倡导的价值准则相背离，但并不会因之而产生不安，这种可怕的心态正在滋生。实践证明，一旦农民的相对剥夺感和社会不满情绪持续增加，其心理、观念上的冲突与分化将给农村发展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