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印第安人首领拉蒙告诉本尼迪克特说：“开始，上帝就给了每个民族一只陶杯，从这杯中，人们饮入了他们的生活。”但是，“我们的杯子破了。”

　　拉蒙的意思是，上帝给的杯子，就是掘根印第安人的文化模式。而欧洲白人来了以后，印第安人生活中那些“曾经赋予他的人民生活以意义的东西”，比如家庭饮食仪式、经济体制内的职责、村内的继承仪式、熊舞中的如痴如醉、他们的是非标准等等，都已丧失殆尽。而随着这些东西的丧失，他们生活的形式和意义都一去不复返了。

　　在内外部新环境的迫使下，上帝给的杯子破了，原有的文化需要重建。但是，这些新的东西必须有人去学习、发现，或者创造，并且带领大家去实践，让大家看到实践的结果。于是，就出现了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之“名实的分离”中描述的情境：在新旧交替之际，不免有一个遑惑、无所适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心理上充满着紧张，犹豫，和不安。这里发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实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费先生还说：“这种时势权力在初民社会中常可以看到。在荒原上，人们常常遭遇不平常的环境，他们需要有办法的人才，那是英雄。在战争中，也是非常的局面，这类英雄也脱颖而出。现代社会又是一个变迁激烈的社会，这种权力也在抬头了。最有意思的就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要赶紧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权力表示得也最清楚。”

　　文化转型时期，一个社会所期待的，主要不是什么僵硬的理念啊、唱歌跳舞地玩儿啊、文化产品文化产业啊之类的东西，更不是什么文化人才。我们需要的是，是能够将民众从文化的荒原中带出去的“文化英雄”。唯有这样的贴近民众生活、心理和思想需求现实的文化英雄的诞生，文化的建设才不会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才能够得以真正实现。

　　可是，一次次的对“文化老根儿”的拷问，都遇到了一个同样的“两难”。如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的译者王炜先生所说：“中国文化非重建不行，然而却是在中国这块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的土地上，由那些被中国文化塑造起来的中国人来进行。若武器或工具不能从外面引进来，这重建的工作几乎是无法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