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互联网，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先生岳父及内兄拖欠宁波杰友升公司逾千万美元货款事件的影响正在迅速扩散、发酵。此案之所以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公众关注，原因并不仅仅是拖欠者系骆家辉先生岳父李振亚（Larry.Lee）和内兄李威（Wade Peter Lee），因为从被拖欠方杰友升公司已经披露的材料来看，没有证据表明骆家辉先生及其夫人在EML公司中持有股权，骆家辉先生及其夫人也没有参与该公司的具体经营，杰友升公司也没有这样指控骆家辉先生。问题是骆家辉先生内兄所开的EML公司在与杰友升公司往来时充分利用了骆家辉先生的招牌，而且骆家辉先生在华盛顿州长任上和卸任州长之后曾多次考察杰友升公司，并在政府领导面前点名提到了杰友升公司。这样一来，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公众，都有可能认为骆家辉先生没有很明确地划清在自己作为美国政府官员的公务和其本人、其家族成员商业利益之间的界限，要求他提供证据洗清自己责任的压力会上升。暂且不提此案最终结果如何，作为全球头号对外贸易大国和迅猛崛起的新兴对外直接投资大国，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什么教训？

　　首要的教训是，我们的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以及其它官方、半官方机构人员不能出于私人感情或渊源而给予某些企业格外的照顾。作为全球头号对外贸易大国和迅猛崛起的新兴对外直接投资大国，我们派驻海外保护本国经济政治权益的外交官员和其它官方、半官方机构人员越来越多，他们要一视同仁地照顾海外中国企业、华商、华工、华人的权益。根据国家政策法规取向，他们对某些涉及国家战略利益的海外中资企业投入较多精力，这是正常的也是正确的；但某些人在分配精力和外交资源时会不会不是从国家政策法规出发，而是把手中的公共权力当作照顾私人感情或渊源的工具呢？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根据各方面的信息来源，我们已经看到有的驻外官方机构人员出于个人感情，经常与东道国警察、官员周旋，为女友及其经营的企业说情，帮助她解决行政纠纷，或者让她被扣在东道国海关的货物顺利通关，以至于领导认为这样做不好，而把当事人调回了国内。那么，有没有人行为更过分却没有受到相应处置呢？

　　某些民营企业家不够恰当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正在放大这种风险。他们在改进企业管理、技术开发等正途上面精力投入太少，而在“勾兑”人际关系上面投入太多。某些民营企业家的行为甚至是在向吕不韦看齐，企图通过物质投入支持、扶植某些年轻干部仕途成长，以求在未来收获十倍、百倍、千倍的“投资收益”。中央组织部门曾经发文严禁领导干部“傍大款”，足以说明这种现象已经不可忽视。还有些民营企业家拼命把自己家族子弟往党政领导机关中塞，难道是看中了公务员那与他们的财富相比堪称微薄寒酸的工资收入？这种做法，在国内的后果是扭曲市场秩序，酝酿腐败危机；带到国外，或迟或早，或多或少，必然损害我们的外交战略。准许民营企业家入党等等做法，固然有其与时俱进的一面，但我们也绝不可忽视由此潜藏的风险。

　　美国驻华使馆遭遇骆家辉先生亲属拖欠风波困扰是偶然也是必然，因为这个国家有着“商人领事”的传统。在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时期，只有英国一个国家派出官员到中国来担任领事，其它各国驻华领事多数由商人兼任。这种商人领事传统在历史上就给美国与东道国的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因为他们习惯于拿美国的外交资源为自己的私人商业利益服务。尽管美国国会于1855年通过一项“改组美国外交和领事体制”的决议案，次年又决议禁止美国驻外领事兼营商业，美国官方文件由此生成美国的商人领事“时代”到1855年已经结束，但从1849年起，直到1861年，美国驻厦门领事这个职位都由布拉特雷（C. W. Bradley）和希亚特（F. H. Hyatt）两大商人家族当作私产继承授受。直到现在，美国不少驻外大使职位仍然是总统对大捐助者（换言之即大商人）的酬庸，包括一些驻大国的外交职位。新中国从一开始就坚持外交官是纯粹的官员，从而避免了上述问题；今天，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我们需要不断更新我们的管理体制，避免外交政策遭遇私利扭曲。

　　

　　

　　（2011.11.7，仅代表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