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来，国进民退蔚为壮观，各个盈利行业纷纷为强大的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控制，国退民进大潮逐步让位于国进民退。表面看去，国进民退的大潮下，似乎混进公家单位，吃公家饭也是老百姓不错的选择，而一个富有的政府也给很多人适逢盛世的感觉，从而有很多人，包括某些著名的经济家和政治家，积极支持和实施国进民退，变以前的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为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甚至，利用政府优势、融资优势逐步挤压民企生存空间，逐步垄断盈利行业。

　　那么，我们如何思考这种潮流变化对于改革方向的影响，及由此造成的未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走向呢。

　　一、500年来，政府富裕的国家最终大都成了发展中国家

　　500年前，世界最富政府是：明朝、印度、土耳其、日本。这些国家的国库充满了民脂民膏，堆满金银。世界最穷政府是：英国、法国、意大利各邦、西班牙、荷兰。这些国家的国库只有债务。

　　500年后，穷政府的国家基本都成了发达国家，实现了民主法制与共同富裕；而富政府的国家，大都还在发展中。而且，令人费解的是，富政府国家虽然经过了500年仍然在发展中，但是，这些国家的政府还是最富的，他们仍然存满了钱，只不过以前的金银变成了今天的美元储备，而发达国家的政府似乎仍然在为债务危机发愁。

　　这看似巧合的历史轮回，其实，提醒了我们重要的被隐藏的经济事实——国富与民强是很少同时发生的。

　　二、为什么政府富裕与人民富裕两者不可兼得

　　为什么国富与民富，大部分情况下不可兼得？其实，很简单。政府直接敛财，无非采取两种办法——收税和办实业。无论哪种道路，都直接导致与民争利。1770年代，美国爆发来克星敦的枪声，开始伟大的独立战争，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容易忘记的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直接导火索，就是英国政府决定在大陆征税——此前，英国政府从来没有把北美当做税源。茶税、人头税等等税务，使美国大陆农场主怒不可遏，居然联合起来不惜一战。可见，税收在当时的英国，是多么的可怕，多么的与民争利。

　　另一种模式，办实业，其实也是变相的税种，国家经营的企业往往是油水最厚的行业，古代是盐、铁、酒行业，今天则是能源、电信、采矿、金融等更多的行业。这些行业一旦为强大的国有企业占据，民间经济就无从发展。更有甚者，国家会直接宣布一些利润丰厚的行业为民资所禁止进入。

　　因此，你很难找到一个政府富裕的同时，人民也富裕的国家例子。

　　那些国库充实、政府有钱没地方花的国家，往往是人民最不幸福的。而财政捉襟见肘、政府四处举债的国家，人民往往具备相当的幸福感，人民甚至可以与政府讨价还价、“作威作福”。

　　三、富裕的财政是政府蔑视法制、公权力膨胀的信心之源

　　为什么富政府会蔑视法制呢？这个不用看国家那么大，看看我们身边的富二代就可以了，一个毛孩子可以目空一切的基础，是口袋里有钱。政府有钱，就不需看人民的眼色，更不要搞个议会去帮助其推销债券创收财税。而一个政府口袋里没钱，他就只能去发行债券，所谓拿人手短，自然也就硬不起来，虽然持有国家机器，但是必须搞议会、搞外交、搞对外战争和征服，取悦人民和外国资本债主，民主和法制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下逐步萌芽的。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有两大奇观：第一，华盛顿不敢重税，这不难理解，即使华盛顿本人，也说服不了自己，美国加税的理由——不要忘记，独立战争的原因就是为了不给英国政府纳税。第二，债台高筑、各种债券多达数千种，美国大陆军就一直没钱发正式的军饷，大部分是给兵士和军火商打白条，就是战争债。各州和中央都能发。中央还去法国荷兰借了巨额债支持战争。各种债加起来，即便刚出生的美国人一辈子也还不完。所以，美国政府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一屁股债的穷光蛋，干脆就只能靠发新债还旧债混日子，美国政府还不起债务可不是今天的新事情，而是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美国政府借新换旧的本领，也是历练了三百年从来没有穿帮过。因此，美国政府一开始就是注重法制和民主的，很简单，人民和外国政府是他的债主，他要混下去，就横不得。

　　英国以前是独裁的，国王有的是土地，结果政府预算不断膨胀，只能卖地赚钱，英国小，又忘记设计70年产权这事，结果王室很快就没地了。1688年光荣革命和随后的《人权法案》，明确了架空了君主权力，建立了民主法治的基础。根本原因，也是英国王室最终没地可卖了，不得不依靠议会和组织英格兰银行、东印度公司搞钱，最终议会做大，王室反被没收了独裁权力。此后的英国王室不得不省吃俭用，反而出了很多好国王，得以维持王室的永存地位。

　　反过来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刚被推翻的大独裁者卡扎菲，政府仓库有上百吨黄金，数百亿美元外汇存款，利比亚每个赚钱的行业都被卡扎菲的家族势力把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最后卡扎菲的下场是爆菊和肉铺。

　　一个公权力被制约的穷政府，他搞钱，就只有依靠印钱和发债，这个跟富政府的两种武器——国企和重税，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必须坐下来跟人民也就是议会商量，后者自己决定一下政策就行了。这种穷政府管制下的国家，往往反而有制约公权、实现民主法治的权力平衡土壤。

　　四、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减税增债，是制止移民潮、实现体制性共同富裕的唯一出路   

　　摆在中国面前的道路很简单，是继续迷思公权力膨胀的美味：地方靠卖地赚钱，中央靠垄断国企搞钱，财政靠世界最高税负敛财，公检法充分涉足经济领域搞新的打“黑”唱“红”敛财。还是逐步减低税收，发展民间经济，政府依赖国内国际债券、资本市场融资？这是解决人民幸福感、让富裕人群不再恐慌性移民出逃的必须选择的问题。

　　法制化、民主化、公权力制约机制的建设，要有经济上的土壤才行的通。

　　历史上，每一个中国王朝，都逃不过五十年一暴动，二百年一换代的厄运，人民也一直共同贫穷。何时能够建立法治社会，实现民主自由，制约公权力对资源的垄断，国家才能走上法制管理、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这就是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潮流方向相反，所能够对未来造成的巨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