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问题的深化与历史的观照：中国管理界面临的“两个不可能”。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深刻地指出：你不可能用造成问题的思维方式去
解决问题。
为了深刻地理解幸福管理学的时代意义与历史内涵，我们需要通过简单地回顾近现代人类社会发展变革的基本历史线索，从中看到从“科学管理之父”泰勒到“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的历史局限，以及当代中国管理实践领域面临的“两个不可能”。
1、 第一个不可能：我们不可能用旧思维来解决新问题。
完整地说，今天的我们不可能用源于工业文明时代的旧思维，来解决知识、
文化、创意、信息经济时代的管理新问题。
如何来理解这句话呢？
其一，在过往几百年的工业文明时代，人们通行的价值观是重视机器设备远胜于人，人的价值往往附著于机器，乃至完全被机器的价值所掩盖和取代。而在日益尊重知识、文化、创意、信息的新经济时代，人的价值开始全面体现和凸显出来。
其二，工业文明时代的管理对象是有形的物质和看得见的物理空间，是人的身体及其所创造的有形的产品；今天的管理对象是人的大脑和心，是附著于人的大脑和心灵世界的无形的信息、创新智慧与文化。
其三，工业文明时代的经济与管理理论的物理学源头是牛顿经典力学，牛顿经典力学主要研究物质与能量变革，那个时代，信息不是一个独立的范畴，而是附著于物质和能量；今天是信息化时代，信息不仅成为一个独立的范畴，而且信息流已成为引导物质与能量变革的核心驱动力。物质、能量与信息是三位一体的。今天我们需要建构物质、能量、信息三位一体的管理思维与管理哲学。
其四，工业文明时代着重解决人们对于基本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今天人类在某种意义上讲已经到了物质和商品极大丰富的时代，今天最大最根本的社会需求，是社会大众全面迸发的精神与心灵需求，是“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需求（马克思描述共产主义社会的语言），是人们对于幸福的普遍需求。但是，幸福从哪里来？如何让管理创造幸福？
有论者指出：19世纪在工厂工作的工人，经济目标是激励他们努力工作的惟一因素。当时人类的需要和欲望，很难超出物质的范畴。可是，当人们的收入已超过物质需要的水准时，情况就不同了。对于被德鲁克称为“知识工作者”的人来说，当然也有经济方面的需求，“然而，光有经济诱因是不够的。知识工作者需要机会、成就感、满足感和价值感。劳工朋友期望‘工作换取温饱’，知识工作者则期望‘工作即是生涯’。”
2、 第二个不可能：我们不可能用半球的思维，来解决全球化时代的新
问题。
完整地说，今天的我们不可能用基本西方文化的半球的思维，来解决全球
文化、经济一体化时代的管理新问题。我们不可能完全用西方的方法来解决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实践当中遇到的管理新问题。
客观地看，我们不能不指出，今天中国社会主流的、主导的管理思维（包括经济学、社会学等各类社会科学的主流思想），基本上是来源于西方的，以是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思维和价值观的反映。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向西看，我们一直都在主动或被动的、有知或无知的学习西方，乃至惟西方是从。然而，当代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出现的种种不和谐现象和问题，已经表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单凭西方式的文化、思维和价值观，解决不了人类面临的种种困境和问题（包括管理问题）；单凭西方式的文化、思维和价值观，实在讲，连西方人自己的社会和企业管理问题都解决不了，更何谈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社会和企业管理问题。这是我们必须清醒深刻认识到的！
今天的中国人必须下定决心，从盲从西方的思想迷途和哲学困境中解脱出来，向自己的文化传统，向自己民族心灵的内在，去探寻和谐发展与幸福管理的真谛。
人类发展至今，西方文化的力量与优势，可以说已发挥到一个极致，并在近几百年创造辉煌的成就——首先是自然科学技术领域，其次是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然而，我们不可能用半球的思维来看清全球的问题，也不可能用半球的智慧来解决全球的矛盾。我们也不可能用造成现代人类社会深刻危机的西方思维来解决危机。退一万步说，西方文化再好，充其量也只是开发了人类文化与智慧宝藏的一半，人类还有另一半文化与智慧宝藏——中华传统文化——有待去大力开发，这同样是全人类的财富。从西方到东方的这个转变，正如我们从偏重左脑开发到开始注重右脑开发及全脑运用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