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平台，对美国债务经济可持续的担忧会直接影响到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美债危机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将使人民币国际化过程更加复杂。

　　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是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保护实体经济的“自救”措施，而且是中国国际金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美国债务经济风险系数的提高将使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步骤面临新的不确定性。

　　弱势美元束缚人民币国际化脚步

　　在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虽然在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行动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但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成功实施受到美元体制的巨大约束。

　　中国在实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中央银行之间货币互换协定、发展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放宽人民币境外投资、促进双向跨境资本流动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但是，这些突出成果并没有改变外汇储备资产持续增加，外汇储备资产中以美元为主、大部分进出口贸易以美元计价结算的基本格局。

　　中国也一直积极筹划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战略和具体的投资方式，有研究者提出了将外汇储备资产实物化，中国应更多地购买黄金、石油等战略物资。但是，这些产品皆以美元定价，弱势美元意味着这些商品价格的上升，中国大量买进实物物资，将承担更高的成本。

　　美债危机令人民币国际化“跛足”前行

　　美国提高政府债务上限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将使人民币国际化过程更加复杂。

　　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强度取决于人民币的价值稳定性与可测性、可获得性及广泛的交易网络。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建立低通货膨胀信誉，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此次危机后，中国经济率先恢复增长，并率先步入通货膨胀周期，管理通货膨胀预期成为中国宏观调控的艰巨任务。而人民币汇率稳定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共同实现是非常困难的目标。人民币作为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新兴工业国家的货币，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为了实现稳定，需要对资本账户交易进行管制，而资本交易的管制本身又会影响到人民币的可兑换性，进而影响人民币的国际化。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应对危机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虽然保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出现恶化的倾向，中国依然处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低端地位。

　　当前，如果美国提高债务上限的决策不能改善美国的经济增长，解决美国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美联储有可能施行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那么，就可能导致全球资本继续流向新兴市场国家，届时中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通货膨胀局势。而且，美国债务负担的加重和量化宽松政策将使进一步强化美元的长期弱势地位，会使人民币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货币面临对美元的大幅升值。人民币单向升值不利于离岸人民币资产业务的发展，债务人不会愿意借入只能升值的货币。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中，人民币也可能更多地用于内地的进口贸易结算，那么人民币的国际化仍然是“跛足”的，不能够真正地起到克服汇率风险的作用。

　　外围金融环境悲观影响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

　　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平台，对美国债务经济可持续的担忧会直接影响到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

　　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一方面，能够在国内资本管制框架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减少国际短期资本对在岸金融市场的压力；另一方面，香港提供多样的人民币金融商品，促进人民币资金在香港的循环，以此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但是，在内地金融环境和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香港人民币市场的发展受到外围金融环境的影响巨大。2011年4月，香港首只人民币计价股票“汇贤”的破发，就说明了人民币离岸金融产品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国际金融环境的影响。美国潜在的债务危机严重挫伤了国际投资者的信心，影响投资者对人民币离岸金融产品的需求。

　　主权货币国际化不能挽救危机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方面，主权货币的国际化不能发挥“千钧一发”的作用,对修复美元本位制的失望情绪将促使新兴市场化国家联合，成为促进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力量，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

　　不管是人民币的国际化或其他国家货币的国际化都不能真正解决全球经济面临的难题。如果提高债务上限的决议不能够让美国感到疼痛，积极地减少财政赤字，加强财政纪律，进行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那么，美元体制的约束机制是虚无的，修复美元本位制将成为泡影。如果那样的话，全球将会失去对信用货币的信任，全球货币体系也可能会陷入混乱。为了避免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中国应当和新兴市场国家联合，促使各国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相互监督加强财政纪律约束，实现全球经济强劲、持续和均衡的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