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与坏人 好政府与坏政府
廖仁平
关键词：好人 坏人 政府 社会系统
提 要：抽象性地分析了好人与坏人、好政府与坏政府所做事情模糊价值得分的正态分布性，揭示了好心也会做错事，坏心有时也会做成好事的辩证性特征。
将人简单地分为好人与坏人两种类型，这样的两分法为害很大。但本文用这两个概念仅仅是为了所表达的理论便于理解。
本文所谓好人指具有良好心态之人，他们作人做事总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能助人时且助人，能积德时总积德…而本文所谓坏人就是那些心态阴暗，十分自私自利的人，他们作人做事，总以自己为中心，从不考虑他人感受，且还总想到处捞便宜…
一般说来，好人多做好事，坏人总想干点坏事。但再好的人也有做错事的时候，尽管好人做事时的出发点是好的；而再坏的人有时候也会做那么一两件表面看起来象是在行善的好事，尽管坏人的本意是恶的。这种现象有没有什么科学道理呢？
当然有其深刻的科学道理！每个人一生所做的事，如果用模糊数学给每件事的好坏打一个分值，比如说极好时得100分，极坏时打0分，则每个人做的事按得分高低排列，基本上是符合正态分布的，一个人品质的好坏及能力的高低可以决定其所做事情的好坏程度，此处就表现为得分的高低。
有能力的好人一生做事多得较高的分数，比如某一能力较强的好人做的100件事中，平均得分为80分，且有95件事得分在70～90分之间，另外五件事分别得了100分、98分、50分、30分、5分。
有能力的坏人一生做事多得较低的分数，比如某一能力超强的坏人做的100件事中，平均得分为20分，且有95件事得分在10～30分之间，另外五件事分别得了0分、5分、6分、60分、90分。
好人作了一件不好的事属于过失，是小概率非主观性错误，属于应当原谅的范围。而坏人无意间也是可以做一两件还象回事的事，这也是小概率碰巧的事。
将本段文字中的好人坏人换成好政府坏政府，道理一样，好的政府多数时候是在为人民谋福利，但也会有过失存在；而坏政府腐败坠落但也偶然性地会给大众一点好处。
本文的例子可能比较极端，实际生活中，人是不能用好人和坏人来区分的，政府也不能简单地用好政府与坏政府来定义的。但人的品质与能力又的确存在差距，这种差距的宏观表现就是其所做全部事情的社会模糊价值判断得分的正态性分布中的均值及方差的不同。政府所作所为的社会模糊价值判断得分亦然。
懂得了人（或政府或任何一个机构）所作事情好坏的正态分布性道理后，根据其多次所作事情的结果就可以看出其好坏程度，并不需要什么语言解释。行重于言。
贝塔朗菲说：“作为最后一着，起决定作用的，总是价值体系、观念体系和思想体系……如果生活的目的、指导的观念或生命的价值已经衰竭了，那么军事机器，包括最先进的超级炸弹也挽救不了我们。这是由历史变迁中得出的几个稳妥可靠的结论之一。”（［奥］贝塔朗菲：《人的系统观》，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协同学的创始人哈肯把他在自然科学上的研究成果推延到社会学中来，他把社会舆论称为“序参数”（order parameter即控制秩序的参数），他说：“政治制度……无非是一种以国家形式表现的舆论而已。”（［德］赫尔曼·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流行的舆论起着序参数的作用，它支配着个人的意见，强制形成一种大体上是一致的舆论，借以维持其自身的存在。”同上。当代资产阶级政治家们也对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作用看得很清楚，比如布热津斯基就这么说：“说到底，动员人们采取政治行动并从而塑造世界的正是思想。……我们正处在全球政治觉醒的时代，因此，政治思想大概会越来越重要，它要么成为精神凝聚力的源泉，要么就是混乱之源；要么成为达成政治共识的基础，要么就是冲突的祸根。”（［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价值体系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实实在在地客观存在着。现在我们知道了DNA在生命过程中的作用，就像我们不能设想一个没有遗传密码的生命一样，一个社会没有价值体系也是不可想象的。它并不仅仅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还有着一套与之相应的竞争机制和文化，它就是社会的遗传密码。
行动受思想支配是不变的真理，所以对于良好价值体系的培育是任何想文明进步的社会必须面对的艰巨任务。在一定程度上讲这也是社会存在最终极的价值。
那些用一两件或几件失误之事来攻击对手（或政府）的人，要么是真的不懂人们做事好坏的正态分布性，要么就是别有用心。没有不犯错的人或机构，攻击别人犯错时别忘了问一下自己：如果由您来做同样的事，出错的概率是否一定比别人小？懂得了人们做事好坏的正态分布性后，我们的心胸就会宽广起来，我们会学会宽容、激励。做的事越多，出错的事就越多，无论多么优秀的政治集团，都不可能不出错。想想一个社会每天都在做的事都成千上万，90%基本正确已经非常不易，10%的事出问题很正常。
出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出了问题不让人说，也不打算改正，“永远正确”才是进步的最大障碍。所以执政者也必须时时问一下自己：我做得是不是最好，如果由别人来做同样的事，会不会比我们做得更好？如果承认了人的局限性，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如何制度化地集中社会智慧来为国民谋福利？民主在多大程度与范围内最有利于本国的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