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经济力量的东移趋势来看，构建美欧亚三边均势金融格局是促进世界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内生性要求。中国有条件也应该拥有比肩纽约和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但上海能否发育成为“东方华尔街”，取决于中国基于经济与金融实力快速成长而形成的后发优势，更要看中国能否破除上海成为全球金融符号和力量主宰中心的约束条件。

　　中国人其实并不缺少金融基因。

　　在近代中国经济史上，上海就以其辉煌的金融成就证明了这一点。

　　金融历史地位显赫

　　上海是中国现代金融业的发源地。这里是中国现代银行业的诞生地与集中地。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诞生，标志着取代钱庄的新式银行开始出现。至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现代银行业已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至1935年，全国银行共有164家，而总行设在上海的达58家（其中28家在外埠设有分行）。在上海的银行公会会员中，总行设在上海的占了81%，中国、交通、金城、盐业等大银行的总部都迁至上海，加上设在上海的分支银行，上海共有182个银行机构，另有12家信托公司、48家汇划钱庄、4家储蓄协会、1 家邮政储金汇业局，共计有247家储蓄类机构。而总行在上海的28家银行在内地共设有629家分支行，并建有数千个通汇点，由此形成了全国性的金融网。

　　当时的上海，金融业资金实力雄厚，1936年上海13家中资银行对工矿企业的贷款额为14182万元（未计对铁路贷款），这仅占这些银行全部贷款的 21.68%。当时银行提供的信贷占据了企业资金约30%（根据对100家公司1932-1939年的调查）。上海金融机构对于政府的财政与全国资金运转亦具有支配权，上海的银行持有一半以上的政府公债。巨大的资金集聚与运作能力使上海成为全国金融市场的“一哥”。

　　当时的上海，不仅是全国金融要素市场最全的地方，还是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的金融中心。上海的金融市场，包括信贷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内汇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白银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商品期货市场等。不仅为全国的经济活动与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而且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保持同步，是远东地区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

　　当时的上海，金融市场交投活跃，在远东地区无出其右。如上海众业公所上市的股票有96种、债券约60种，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每年新上市股票金额常达数千万元。上海黄金市场的交易量在全球仅次于低于伦敦和纽约，位居世界第三。白银市场不仅成交规模大，而且与国际银市关系密切，伦敦银市的定价也常有了解上海银市的交易状况。上海外汇市场的规模亦很大，其活跃程度也远远超过了当时实行封闭式外汇管制的日本。

　　上海之所以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即成为远东最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与上海在20世纪20-30年代上海现代金融市场快速成长并很快成为国内最大的金融中心密不可分。当时的上海，在国内没有竞争对手，金融业的发展遥遥领先于国内其他城市。另一方面，抗战以前，上海是资金自由流动的地方，没有外汇管制，货币自由兑换，投资环境宽松，经济金融对外开放度高，金融业管制少，这些开放制度环境不仅大大节约了交易成本，更促成了金融要素的自由流动，迅速集聚到上海。

　　而金融市场的开放性与国际性，为上海最终成为远东第一大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很好的外部支持环境。当时的上海，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各类金融市场都面向国际投资者。远东各地的外商公司股票、债券、中国政府在欧洲市场发行的金币公债等都可以在上海的股票交易所上市交易，非居民都可以进入买卖。而总部在上海的中国银行早在1935年时即已与世界各地的98家银行建立代理行关系。

　　不过，就像人不能活在记忆中一样，上海金融业的昔日辉煌早已成为过眼云烟。

　　加速找回昔日感觉

　　应该说，今天的上海正朝此方向努力。而此前，上海已经为之努力了20年。时机差不多也来了。 2009年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不乏金融底蕴的上海终于迎来了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黄金时期。

　　而从最近几年国家对上海的制度与政策支持与金融要素流转趋势来看，上海相较于北京、天津和深圳等其他国内重量级金融城市，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框架也的确最为成熟。至于已经是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一段时间以来格外担心：假如缺乏来自国家的持续力挺，未能实现沪港之间的有效金融分工，则坊间热议的沪港金融“一哥”之争恐怕不久之后就会见知高下。当然，针对港人的顾虑，无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两地负责人均在不同场合表示：上海崛起不会动摇香港地位。不过，一向对自身核心竞争优势相当敏感的港人还是极为关注可能出现的“沪长港消”局面。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国的确较难容纳两个世界级金融中心。如作为全球首席经济与金融强国的美国，也只有纽约一个世界顶级金融中心。芝加哥尽管是首屈一指的全球期货交易中心，但整体金融影响无法比肩纽约；同样，伦敦和法兰克福也各自奠定了在英国和德国金融版图的不二地位，本国其他城市无一能真正挑战其地位。

　　中国的情况与上述国家不一样。香港作为亚太金融中心以及为内地企业提供国际融资的重要平台，在中国金融格局中扮演着特殊角色。以国际金融中心的指标来衡量，香港已是全球第二层次的金融中心；香港同时还扮演着内地金融业学习国际金融经验参与国际金融竞争的桥头堡角色。

　　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与香港金融业之间存在着发展的阶段性差别。尽管近20年来，国家再度发掘上海金融潜能，上海一度窒息的金融基因被再次激活，铆足了劲要大干一场。短短十几年内已初步奠定了内地金融业的龙头地位：上海已成为中国内地金融机构集聚程度最高的城市，拥有国内最齐全的金融交易场所，形成了涵盖货币、证券、黄金、期货、外汇、保险市场的层次清楚、分工明确的市场体系，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能力也在不断加强，相关运营环境正在不断改善。但在衡量国际金融中心的几个关键性指标，例如货币自由兑换、金融市场发育、技术流和信息流的优化配置以及有效的政府监管等方面。上海有的是身不由己，有的与香港相比尚存在巨大差距，甚至与金融决策中心的北京相比，也有一段不小的距离。因此，现阶段来看，上海只是具备国际金融中心潜质的国内金融中心。在上海为打造国际金融中心而进行“补课”期间，沪港之间金融竞争的烈度应该不会很大。

　　而从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路径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出现世界级的金融中心，除了区位优势、营商环境、管理效率与实体经济依托之外，还需要高度国际化的金融市场，特别是被国际金融界广泛认可的金融气质。

　　多年来，伦敦和纽约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金融中心，与其基于诸多因素形成的别国难以匹敌的金融气质密切相关。而东京始终难以进入国际金融中心的顶层，其相对封闭的金融市场固然是一个约束因素，但日本自战后以来在国际经济领域过于精明的表现，也是国际金融机构不愿支持东京作为世界顶级金融中心的重要原因。相形之下，香港似乎更具金融中心的气质，它拥有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系，多年来形成的与现代金融发展相适应的有效、公平、透明的制度体系，是香港傲视周边的重要资本。只是小岛型经济的香港（同级别的还有新加坡）无法像伦敦和纽约那样拥有国家的鼎力支持。

　　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具备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有利条件。在国家对上海从目前到2020年的发展定位明确之后，上海的确迎来了经济结构与经济分工战略升级的黄金时期。如果上海能够充分把握这段极为难得的战略机遇期，消除制约金融中心建设的要素瓶颈，顺应市场要求，调动各有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则未来十年，随着人民币的渐次国际化以及国内金融业的发展壮大以及监管水准的不断提高，则上海不仅有可能奠定在全国经济与金融版图中的核心地位，而且有希望到2020年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果真如此，则备受期待的国际金融中心的“纽伦沪”格局或将因此形成，上海也将再度成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分工的“首席选手”。

　　约束条件不少

　　只是应当看到，虽然上海为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已经付出了20年的艰苦努力，基本制度框架基本建成，要素发育也已不断完善，但情形并不像某些媒体描述的那样乐观。而且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与竞争态势来看，上海更应清醒看到：其在全球金融坐标系中尽管拥有一定的后发优势，但未来一段时期，纽约、伦敦等顶尖金融城市对上海的竞争挤压以及新加坡与孟买等同级别城市的竞争与挑战可能日趋激烈。而且，亚洲另一重量级国家—日本，一向不愿一衣带水的中国拥有挑战它的金融势力。

　　而从操作层面来看，尽管上海在业已公布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案实施细则中，已就如何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出了具体的任务和措施，但无论是攸关金融中心发育状况的体系建设，还是关乎金融中心竞争力的金融创新乃至相关配套制度环境建设，都离不开一个问题的解决，即金融决策与金融市场的脱节问题。众所周知，纽约和伦敦之所以成为国际顶尖金融中心，除了各自都有一个能够独立运作的本国货币之外，关键因素在于各自在本国金融与产业分工中居于绝对的领导地位，而且这种领导地位早已渗透到整个资本市场、银行和保险市场市场人脉之中。但在中国，建国以来形成的金融分工格局是：国内主要的银行和保险公司总部几乎都在北京，上海主要承担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主要金融机构将总部迁到上海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考虑到日趋加快的深圳和香港经济一体化步伐，则上海还将面临这个未来超级金融圈的竞争挤压。

　　另一方面，上海在金融市场要素发育、制度环境与人才战略方面也有大量工作要做。金融市场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核，一个世界级的金融中心必须拥有高度发达且流动性好的金融市场。这方面，上海不仅难与纽约和伦敦抗衡，就是与香港和东京相比也有很大差距。而建设金融中心所需具备的完善金融生态环境也是上海亟待改进的层面。上海所需要的不仅是行政管理部门高效有序的金融服务意识，更需要所有市场参与主体对发展金融产业的高度认同感、浓郁的金融财富氛围以及无时不在的风险防范意识。一个缺乏市场发育和充分竞争的城市，即便政府干预与管理水平再强，恐怕也不能实现金融中心的梦想。

　　战略人才欠缺

　　此外，上海尤其欠缺能够领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战略性金融人才。上海能否如期实现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既取决于要素市场发育以及与纽约、伦敦等主要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此长彼消程度，某种意义上更取决于中国和上海能否造就和吸引一大批熟悉金融中心运营机理并有较强市场影响力的战略人才。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上海尤须积极营造有利于战略人才集聚的金融生态环境。

　　从纽约、伦敦等先行城市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经验来看，金融中心建设更主要的是一个自然发育的过程，国家层面的推动某种意义上说并非最终决定因素。时至今日，金融人才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主体，其存量水平和发展状况决定了国际金融中心的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所以，世界主要国际金融中心都凝聚和聚集了大批一流的国际金融人才。例如纽约的金融从业人员超过80万人，伦敦也有40万金融专才。不仅如此，纽约和伦敦还汇聚了全世界绝大多数的金融精英。这些握有金融话语权的高端人才，既是美英极为重要的战略资产，更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国际金融秩序的变迁。

　　反观上海，尽管金融从业人员将近24万，近年来也加快了金融人才高地建设。但与纽约和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上海在金融人才规模与层级方面显然不在一个等级。例如，伦敦和纽约金融从业人员占就业人员的比例约为12%，而上海目前的比例只有3%左右。

　　上海尤其欠缺能够引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战略性金融人才。所谓战略性金融人才，按照笔者的理解，是指具备国际化视野、全球化资本运营意识并且熟练驾驭全球性金融管理工具的高端金融专才。如一流的银行家和金融家、金融风险管理师(FRM)、金融理财师(CFP)和金融分析师(CFA)以及高级金融英语人才等。就中国和上海的情况来说，这些战略性人才还应该熟悉国情、市情并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应当说，最近几年，中国在金融人才培养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国内高校每年的金融专业毕业生培养规模不断扩大，但由于金融人才培养与市场有效需求严重脱节，造成了金融人才一方面缺口巨大，另一方面却是大量金融专业的毕业生找不到与专业对口工作的尴尬局面。就上海来说，近年来积极延揽在海外工作的华人金融专才，希望这些具有国际工作经验、掌握最新金融技术与管理的高级人才能够回沪工作，推动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并依托上海交通大学举办了高级金融学院，致力于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并能把握全球经济与金融趋势的复合型高级金融人才。不过从总体情况来看，上海高级金融专才的培养规模和质量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要求仍然差距很大；建立一个开放、创新、市场化的金融发展环境，以吸纳海外留学金融专才以及纽约、伦敦等金融精英来沪工作，仍需付出更多努力。

　　可见，从来就不缺金融基因的上海在造就金融战略人才方面拥有很大的行为空间。而从上海走出去的具有全球化资本运营意识、熟练驾驭全球性金融管理工具的战略性金融人才，并不鲜见。例如，前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章晟曼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但这些国际化的战略人才，或者已成为花旗等美欧金融企业旗下的大将，或者肩负着国家使命，其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直接贡献并不显著。何况上海需要的战略性金融人才不是个位数，而是百位数甚至更多。

　　因此，如何培养并吸引全球顶尖金融人才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服务，是落实国家战略的紧迫命题。基于此，上海可以对标纽约和伦敦的相关做法，着力营造包容度高的、开放性的金融生态环境。这其中，行政管理部门高效有序的金融服务意识固然不可少，而市场参与主体对发展金融产业的高度认同感、浓郁的金融财富氛围以及无时不在的风险防范意识，更是必修课。未来一段时期，上海应该构建类似伦敦的人力资本培育和使用体系，创新金融人才工作机制，完善金融人才政策体系，逐步实行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市场化配置和契约化管理，制定和完善有利于金融人才集聚的政策措施，积极营造有利于高端金融专才来沪工作的金融生态环境，以早日形成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所需的战略人才方阵。

　　沪港兄弟携手

　　可见，上海尽管具备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有利条件。但金融中心的创建从来都不是政府选择的结果，而是国内外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在上海有效解决金融决策与金融市场的脱节问题之前，在支撑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要素市场发育、制度环境、市场监管以及人才战略获得突破性发展之前，在人民币真正实现国际化之前，在上海实体经济以及金融气质迈上新台阶之前，在国际环境与竞争形势大幅有利于中国有利之前，上海尽管可以期待“纽伦沪”格局早日形成，但历史规律恐难逾越。

　　在国内外部分增量金融资源正在或可能流向上海的有利形势下，上海应该对标伦敦、纽约，借鉴香港经验，淡化行政干预，着力加强营商环境建设，加快金融市场的开放，在吸引国内主要金融机构在沪设立第二总部或市场总部的同时，亦应重视吸收世界级的金融机构扎堆上海。力争在与北京、天津、深圳等国内金融中心形成有效分工的基础上，避免与香港之间形成同质竞争，尽快实现功能互补。

　　其实，沪港金融本身就存在较强的互补性。上海拥有丰富的国企上市资源，但国际市场运作经验欠缺，而香港的国际资源优势非常明显，双方合作空间相当大。因此，短期内，香港应致力于强化离岸金融中心地位，更多地挂牌以美元、欧元和日元计价和结算的金融产品，提升为内地企业海外融资和国际投资的中介服务地位。假如上海和香港能够形成以现货与衍生品为各自核心业务的分工协作格局，则上海和香港的合成影响力将可比肩纽约和伦敦，进而在世界金融版图中形成沪港兄弟携手抗衡纽约、伦敦的格局。

　　最后，在讨论上海能否发育成为“东方华尔街”时，既要看重中国基于经济与金融实力快速成长而形成的后发优势，更应冷静思考制约上海成为全球金融符号和力量主宰中心的约束条件。因为国际金融中心作为一国参与全球金融分工进而主导国际金融秩序的重要载体，历来是发达国家构筑 “金融高边疆”的重要依靠。主要金融大国及由其控制的外资金融机构、国际经济组织以及国际舆论，短期内未必乐见中国大陆出现世界级的金融中心。这是国家和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必须认真考虑的制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