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框架公约（UNFCCC）缔约国都会开一次大会，这就是“碳政治”的舞台，每5-6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就会提交一份评估型报告（Assessment Report），作为国际会议的讨论基础，这就是“碳科学”的定期成果大全。因此，“碳政治”与“碳科学”交叠进展，“碳科学”为“碳政治”提供合法性。

　　这套机制的形成涉及来自英国、联合国和美国的三股力量，历史可以追溯到60-70年代，这里面充满了戏剧变化，比如对于70年代“全球变冷”的恐惧，英国撒切尔夫人对于政治对手煤矿工会的斗争策略与英国成为气候变化运动主推手的关联等等，对这些早期事件演变的内容（即1992年UNFCCC确立以前的事情）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搜索一份叫《碳金融与碳道德：利益与精神的双重战争》的中文资料。里面用简要的语言对于历史脉络说的比较清楚。

　　“碳科学”与“碳政治”真正的线索，其实只是围绕着一条叫“曲棍球曲线”（Hockey Stick）的图展开的。以此断代，它的历程可分为“曲线前”（1998年以前）、“曲线中”（1998-2009）、“曲线后”（也称气候门）（2009之后）三个阶段。后两个阶段都围绕着“曲棍球曲线”展开的，区别只不过是围绕着它的较量是否为广为人知而已。

　　对于“碳科学”和“碳政治”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在于建立UNFCCC之后，如何用足够科学的依据证明20世纪（主要是世纪初到40年代，以及70年代末到90年代）的全球观测的气温上升是（人类文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这样，才能够和20世纪（主要是中后期）的二氧化碳浓度上升挂上钩，建立“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学说的根基。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依据（例如第一次评估报告的曲线就体现了中世纪暖气和近代小冰期），那么在UNFCCC建立之初就已经出现的科学争论——尤其是观测数据与汉森模预测不符就足以把这个科学基础闹的心神不宁（后来这样的和模型预测差异的证据越来越多）。直到京都会议，这方面都一直没有合适的证据，只能靠当时的IPCC核心人物霍顿（John Houghton，前英国水文局局长，“碳运动”自始至终的核心人物）控制两次评估报告的总结（Summary）来防止局面失控。

　　京都会议一年之后，突然间峰回路转，一条曲线从天而降，给“碳科学”铺了让人满意的地基。这就是“曲棍球曲线”。一个叫曼恩（Michael Mann）的年轻古气候学博士献上一条1400-1980年的北半球平均温度的600年变化曲线（后向前延展到1000年，向后粘合了观测的温度曲线到1998年，长度达到1000年）这条曲线左边大部分阶段都比较平坦，甚至略有下降，而到了20世纪的100年陡然上升，很像曲棍球杆，故名曲棍球杆曲线。这样，历史上原来普遍认为的暖期和冰期都骤然消失，“20世纪的升温前所未有”变得理直气壮。从IPCC到媒体，AGW各派人物大喜过望，立即纳入2001年第三次评估报告并作为头牌重戏，霍顿爵士从此演讲必然带着这个图，而“气候”政治人物戈尔在2006年的《不可忽视的真相》的影片中也把它作为主角：中世纪哪里有暖期，几个小痘痘而已嘛。

　　“碳科学”进展的同时，“碳政治”底气增强，也得到了意外的收获，2003年底，俄罗斯盘算自己碳排量已经下降，故用通过京都议定书交换英国对其申请入世的支持。这样京都议定书就在2005年初正式获得国际法律效力。一时间，在公众视野中，碳运动进入蓬勃发展时期，2007年，戈尔和IPCC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碳运动”到达巅峰。但正是在表面的繁荣下，“碳科学”的核心开始被冲击。

　　曼恩的600年和1000年的古代气候温度曲线，不可能是观测记录的数字，只能是各类代理变量数据（时间序列）的还原权重加总。这个方法叫做主成分分析（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核心是赋给每条变量“合适的权重”，很多熟悉统计学的人都会用。因此，“碳科学”的核心基础是统计学而不是物理学。2002年，一位叫做麦金泰尔（Steven McIntyre）的加拿大工程师向曼恩索要数据和分析步骤，再三请求后曼恩给了数据。但麦金泰尔使用主成分分析后，发现根本不能加总出曲棍球曲线，所得结果反而是毫无规律的近乎噪声的曲线，再仔细看看这几百条样本，呈现前平后翘的曲棍形状的样本很少，采集地点高度集中（主要是北美西北部的狐尾松的年轮），这是怎么回事？麦金泰尔仔细钻研，原来曼恩犯了一个错误：在主成分分析中，为了统一尺度有一个步骤，需要将各条样本减去各自的均值——这理应是整条数列（600或1000年）的均值，但曼恩只减去了1902-1980年近100年的均值。这样一个错误，使得样本中个别几条前平后翘的时间序列数据给赋予了极高的权重，占了加总的来料主体，而其他样本权重被挤压的很小。这样，几棵狐尾松就代表了全世界。

　　于是麦金泰尔与统计学家合作，将这个研究成果公之于世，前后发布了两篇重要论文——当然，曼恩不会不知道这个事情，学术政治在这里满天飞。这场科学较量从博客打到美国国会山。曼恩及IPCC等AGW派的总体方针是全力压制，采取拖延战术，在长时间内将它压在小圈子里面，不让大众媒体更多的关注，另一手抓紧行动，在大众媒介上扩大攻势，出炉宣传作品《不可忽视的真相》、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AR4），采用加重的不容置疑的语气，以“喜马拉雅冰川即将在2035年绝大部分融化”、电脑制作出来的北极熊溺死在北冰洋等耸动语言和形象，全力推销，驶向哥本哈根。这场围绕着曲棍球曲线的“麦金泰尔冲击波”从03年起爆，到哥本哈根会议共有6年，期间不断深入而爆出来的细节不一而足，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黄为鹏博士的《“曲棍球杆曲线”丑闻、气候泡沫与气候政治的未来》（网络有资料）与2010年的一本重要梳理著作《“曲棍球”幻像》（Hockey Stick Illusion）了解细节。

　　到哥本哈根会议前，这条作为“碳科学”基础的曲线在学术上其实已经是基本沉了，但在公众眼中还大摇大摆的浮在表面上，“碳科学”-“碳政治”仍然在向不了解最新进展的人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推销着。晴空霹雳的“气候门”改变了这一切，把被压制在小圈子的争论向公众，也包括其他领域的科学家曝光。这下曲棍球曲线在它的西方发源地可是真的沉了。

　　自曼恩以曲棍球曲线为“碳科学”奠基之后，IPCC原来委任的科学核心团队——东英吉利大学（UEA）气候研究中心（CRU）就和曼恩及相关子弟进行了一个重组，组成了“曲棍球团队”（Hockey Team），“气候门”曝光的内容正是来自CRU，这下就把曲棍球团队内部的事情都抖了出来。而这些邮件讨论的核心，恰是曼恩在内部说明曲棍球曲线是如何制造，以及与CRU和其他子弟如何改良、进一步精细化曲线的。这种相当精准的打击让人恐惧：CRU主任琼斯差点自杀。事后的一年间，质问与消毒的战争一直在延续：从英国到美国再到联合国，调查组一个接一个。当然，作为“碳盟主”的英国，以及与“碳运动”有密切联系的一些联合国人员发起的调查结果可想而知。在美国显然没有那么简单，虽然宾州州立大学“护曼心切”，在校一级躲过一劫，但“气候门”在美国科学界和政治界引发的震荡将不断持续下去，2010年秋美国物理学会的风波，[1]中期选举后的共和党回潮带来的较量都是标志。一句话，盛极一时的“碳科学”在2010年的寒冬中已然坠落。“碳政治”、“碳运动”，在英美低迷的经济、政治环境的“后哥本哈根时代”，必须再辟新战场——有机可乘的地方。这就是2010年“低碳”话题在英美掉进20年低潮的情况下，在中国公关活动却骤然升温的基本背景。一切指向在寻求经济转型，正在崛起的中国插入“低碳”运动的真正利益点：碳金融。

　　[1] 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刘易斯（Harold Lewis）因为气候变化议题推出美国物理学会引发轩然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