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日记和沈从文家书中的张充和
贺宏亮
梅贻琦日记中的张充和
近时翻检《梅贻琦日记（1941-194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版），读到不少关于张充和先生的记载。兹抄录并略作注释如下。
1、1941年5月23日，“清早田淑媛、刘节、张充和女士来访，因余尚未醒，均未得见。……九点余至荫庐五号访张女士久谈，又至中央饭店看郑、罗到否，亦无消息。中午张女士约在中苏文化协会内餐室食西餐，菜不佳，地方尚清静风凉。”（页37）
注：“荫庐”为章乃器及家人的住所。充和先生当时住青木关，进城后多停留于此。郑、罗是郑天挺、罗常培。“荫庐”和中苏文化协会位置均在现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一路。
2、1941年5月24日，“晚饭后至张充和处稍坐，伊于上午拔牙两枚，嘱令早休息。”（页38）
3、1941年5月29日，“早餐后八点余往中央饭店访郑、罗二君，随出至荫庐访张充和女士（住章乃器家）未遇……六时余再至中央饭店，适舒舍予在座。稍待，张女士亦来，为舒君约至附近之乐露春小吃，黄酒尚好，菜亦尚可口。饭后在中央露天花园饮茶，颇清凉。十时半散归。”（页40）
注：“乐露春”是徽菜馆，但也有上海菜，是“连锁店”，在重庆、昆明、贵阳皆有，还曾经在汉口开过，后来这个牌号一直开到台湾。茅盾在文章中也曾描写过这家菜馆。
4、1941年5月30日，“将七点张充和来，系为约余等出外晚饭者。听其讲述八•一三以后由苏州逃难至乡下，又至合肥老家，然后由汉口入川情形。八点三刻曾太太来邀去看戏，因郑、罗未归，张女士尚在等候，未好离去，只得谢之……九点郑、罗归，果因公共汽车途中抛锚故另换洋车，故迟了一小时许。适舒舍予及何君亦来，共在室中便饭，似较饭馆清静多矣。”（页41）
5、1941年6月1日，“晚六点至中央饭店与郑、罗、舒、何及张女士在一心饭店便酌，为张女士作东道，菜不甚佳，但渝酒颇好，慢饮闲谈颇以为快。”（页42）
6、1941年6月2日，“郑、罗、张同来。九点半发警报，十点紧急，十点十五分起始闻炸声，由远而近，六七声后有大声四五下，紧接至头上最后一下，空气似由顶上打下，感觉颇奇怪，洞内油灯皆为震灭，妇孺有惊叫声，张女士坐予旁，当亦吃惊不小，郑、罗与余互道‘躬与其盛’。 ……与郑、罗、张至荫庐及中央饭店，幸均无恙。……六点以后至中央饭店，六人会合，仍在一心便酌，后加入巴金（姓李），已于楼下食过。回中央后在廊前与罗、张望月闲谈，不知不觉间已是十二点矣，街上无电灯，送张女士返荫庐，待其叫门进屋始返医院，途中竟走过通远门，至七星岗口始觉之，岂尚有酒意耶。（页42）
7、1941年6月3日，“至中央饭店，张充和未来，知必已返青木关矣。”（页43）
8、1941年8月7日，“与罗往益庐访张充和女士，郑慧亦住同房，又晤钱某女士。……张女士屡称吾所写字甚好，自觉惊异，不知何以答之。”（页82）
注：“罗”，是罗常培。郑慧，张充和同事郑颖荪之女。8月份的这次盘桓，是梅贻琦、郑天挺、罗常培三人自成都搭乘邮政汽车返重庆经青木关时，因旅途劳顿，颇感疲劳，在青木关住下休息了几天。
9、1941年8月8日，“9:30出，再至民众馆饮茶，张女士与郑父女已在。”（页82）
10、1941年8月10日，“7:00起后赶食早餐方罢，即有紧急警报。至洞口坐些时，郑、罗偕郑及张女士来，十点余解除，郑等离去。……九点月上，皎洁可爱。听张女士与罗唱昆曲。10:45返顾家，张、郑及慧送余到门口。”（页83）
注：上午的见面地点是在防空洞里。晚上与充和一起唱昆曲的是罗常培。“顾家”，是顾毓琇家，时梅贻琦暂住于此。
11、1941年8月11日，“5：30至小可食馆，主人为王翰仙、郑颖孙、戴应观、邹树椿，客为余等三人，杨仲子、任东伯、张女士。”（页84）
12、1941年8月12日，“张女士与颖孙来望。”（页84）
13、1941年8月13日，“3:00解除后即至益庐，张女士犹未归，立门外候时遇HOOVER及他美国男女三人将往峨眉者。张女士归后为做梅汤、稀饭飨客。5:30与张、郑步行往至关口音乐院。”（页84）
14、1941年8月15日，“8:30饭罢再赴益庐张、钱二女士之约。入门充和出迎，若以吾来为意外之喜。吾曰一定是来的。饮青梅酒又五六杯。座中有王女士，张欲为郑作媒者。饭后饮清茶，试燃香数种。”（页85）
注：郑，可能是指郑颖孙。
15、1941年8月17日，“张、郑来，留午饭，食水饺。饭后郑去，张留闲话。”（页86）
注：这天下午2:30，梅贻琦就搭乘教育部的车与郑天挺、罗常培等返回重庆市区了。
16、1941年11月3日，“晚饭后月色甚好（九月十五），携酒一瓶至靛花巷，与罗、郑、舒闲谈。十一点归来，作信致张充和女士，劝其勿留艺专，不知有效否。”（页97、98）
注：西泠印社2010年春季拍卖会“近现代名人手迹专场”中有梅贻琦致张充和的此件信札。图片及释文如下：
充和女士：自青木关别后，匆匆二月有半，友朋通讯竟未一著笔。今晚自莘田处归来，实觉此信不可再延矣。今晚适月色特好，携酒一瓶，至靛花巷，与罗、郑、舒三君小饮清谈。罗先生出示尊函，有暂留江安为艺专编影剧之意。琦初听之下，颇感似非所宜，在座亦表同意，以后当必有专家专论之。琦等非必欲好友尽聚于昆明，但总觉滇池之畔，不可龙庵无主，学问之道在天才，固不拘于地域也。益庐屡次叨扰，回忆尤觉难得，已公推郑公函谢，兹不更客套矣。敬颂文祺，不一。（上沅先生、夫人烦代问候。）梅贻琦谨启。十一、三夜
这封信札与赵景深、程千帆致张充和两函，估价为15,000至25,000元，最后以134,400元成交。
当年，张充和在教育部音教会任职，喜欢收藏师长和友朋的翰墨。有不少文化名人，如马衡、罗常培、魏建功、朱光潜、梁实秋等，都曾在青木关为她题字。张充和出现在很多文人的日记中，如浦江清1943年元旦日记， “晚饭后，陶光来邀至无线电台广播昆曲，帮腔吹笛。是晚播《游园》(张充和)、《夜奔》(吴君)、《南浦》(联大同学)，不甚佳。”如果仔细翻检民国文人的日记文字，或许可以找到更多关于张充和先生的记叙。
沈从文书信中的张充和
2009年《十月》第二期上，刊登了裴春芳博士辑校的《沈从文小说拾遗》，指出《沈从文全集》第十卷里的《摘星录》，原是在香港《大风》半月刊第73至76期(1940年8月20日、9月5日、9月25日、10月5日)连载的《梦与现实》(署名李綦周)。此篇后以《新摘星录》之名，重刊于昆明《当代评论》第3卷第2至6期(1942年11月22日、29日、12月6日、13日、20日)，复以《摘星录》之名，重刊于桂林《新文学》第1卷第2期(1944年1月1日)。这三个版本可简称为香港本、昆明本和桂林本。《沈从文全集》第十卷里的《摘星录》采用的是桂林本，与香港本的文字不尽相同。沈从文1941年6月20日、7月5日及7月20日分三次连载于香港《大风》半月刊第92至94期上的《摘星录》(署名李綦周)，则为《沈从文全集》所漏收，是一篇佚文。与《沈从文小说拾遗》一同发表的裴春芳论文《虹影星光或可证——沈从文四十年代的爱欲内涵发微》，基于“小说的描写与叙述是完全实录的，故事有它原始状态下的真实”的观点，认为《摘星录》“是沈从文爱欲体验的记录”，而这一个“偶然”应该是“经常在文人雅集诗酒风流之际抚琴吹笛的张充和”。我个人觉得，裴春芳很有才气，但为文轻薄了一些，上面那种说法确有唐突前辈之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今年第2期上，发表了商金林先生的文章《关于<摘星录>考释的若干商榷》，指出裴春芳文章列举的许多“事实”都不能成立，并在文末写到，“岁月悠悠，沈从文和夫人张兆和已经离开我们了，我们再怎么说他们，他们也不可以从地下爬出来与我们争执，正因为这样我们对于逝者理应多一份尊重。傅汉思和夫人张充和都还健在，在论说他们的为人及品格时应该格外留意。”我很赞同商金林的看法。只是想纠正的一点是，傅汉思已于2003年去世。
冬夜闲来无事，翻检《沈从文全集》第18卷，将该书后半部分所收沈从文1938年7月底至1948年8月，这十年时间中，沈从文书信中关于张充和的几条记述抄录下来，并略作注释。从这些记述中，或可见到沈从文眼中的张充和的一个较为真实的侧面。
1、1938年7月30日，致张兆和信，“四丫头有信来，想过仰光。”（页320）
2、1938年12月30日，致大哥沈云麓，“在此有其姊弟三人（小五哥，四小姐，俱在此）。”（页340）
3、1939年3月2日，致沈云麓，“昆曲当行，应以张四小姐为首屈一指，惜知音者少，有英雄无用武之感。”（页348）
4、1939年5月上旬，致沈云麓，“张四妹住乡下养病。”（页363）
注：这里所说的乡下，是指呈贡县龙街杨家大院。
5、1940年8月28日，沈从文有一函致张充和本人，内容是告诉她有关保姆和房租二事，也说到时局（页385，文长不录）。此时三姐（兆和）已离开呈贡，暂住在铁路饭店，很快将去昭通（后因交通受阻未果）；充和仍住呈贡县龙街杨家大院。
6、1941年2月3日，致施蛰存，“四小姐已去四川”，“家中人都住呈贡乡下”，“我每礼拜可在乡下四天，在城中三天。”（页389）
注：此时充和已到重庆去教育部音教会任职，住青木关。沈从文全家仍住呈贡。
7、1942年9月19日，致弟弟沈荃，“若有好茶叶，比上次略细些，你能直接为他们寄点茶叶，对他们真是一种享受。金岳霖半斤，通信交联大；奚若四两，交联大；张充和四两，重庆青木关教育部音教会；李尧棠（巴金）半斤，桂林文化生活社。”（页418）
8、1948年7月29日日，致张兆和，“今天上午孟实在我们这里吃饭。因作牛肉，侉奶奶不听四小姐调度，她要炒，侉红烧，四姐即不下来吃饭。作为病不想吃。晚上他们都在魏晋处吃包子。我不能说‘厌’，可是却有点‘倦’。你懂得这个‘倦’是什么”(页496)“隔天半顿，可能把‘天才女’胃病也医好！但如果魏晋长久下去，还是只有XX党才会把病治好了。”（页500）
注：沈从文这封信写于颐和园霁清轩。霁清轩位于颐和园东北，是当时北平市长何思源的消夏别墅。因无暇，何思源请朋友杨振声去住。1948年的暑假，杨振声又邀请了沈从文、冯至、朱光潜以及其他几位朋友共住。孟实是朱光潜。“天才女”的说法略有嘲讽之意。“魏晋”暗指风雅。此处的“XX党”可能是收入本书时对原信的删改。有关霁清轩的生活，除了从文家书外，尚可见于《霁清轩杂记》（《沈从文全集》第14卷，页305-319）。
9、1948年7月30日，致张兆和，“好些日子都无鱼吃，今天凑巧来了十一斤，如一小猪大，是一公的。作价百九十万。冯杨二家既不在，我们就独烹了它。大家动手处理，计‘天才女’割洗烹鱼头，‘北大文学院长’伐髓洗肠（到后由天才女炒鱼肝，鱼油多而苦，放弃），我批鳞处理整段，切分成六大件。这个报告若在历史上倒还动人。”（页502）
注：北大文学院长，朱光潜。
10、1948年8月上旬，致张兆和，“四妹带款来已得到。”（页511）
注：沈从文写此信时仍在颐和园，张充和回城后，将稿费取回交他。
11、1948年10月16，致凌叔华，“今甫先生和四小姐及四小姐一个洋朋友，都还住在颐和园内谐趣园后霁清轩中，住处院落很有意思，我们已在那里过了两个暑假。”（页513）
注：今甫，是杨振声。“洋朋友”，是傅汉思先生。
西泠印社2010年春季拍卖会“近现代名人手迹专场”中有朱光潜1979年致张充和的信札。此件信札与杨济安致张充和信函合拍，估价人民币8,000至10,000元，成交价为33,600元。图片及释文如下：
傅汉斯、张充和贤伉俪：承赐信和托书店寄来的《中国诗歌三千年》都早已收到，因为从十月起就在整天开会（民主党派会和文代会），任务很多，几乎找不到“浮生半日闲”。从来信中知道近况佳快，都在做有意义的工作，孩子也渐长大了，受到很好的教育，至为欣慰！我今年已八十三岁了，虽无大病，但身体衰弱，特别健忘，工作效率也特低。今年写了一本七万字的《谈美书简》，用通俗语言谈一些美学问题（像解放前的写的《谈美》），但用的是新观点，将来出版时必寄上求教。我的老伴有心肌梗塞病，但还不严重。世嘉和他的丈夫去年从哈尔滨工大调到北大物理系，有两个上小学的男孩和我们住在一起，生活方面有些照顾。世乐在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做研究肾炎的工作，她前年结了婚，丈夫在冶金部研究院工作，逢星期天都来我家休息。总之，生活还过得愉快。现在交通方便，希望您两位和孩子常回到北京来。字画又盛行了，充和回来一定不感到寂寞，展览会经常开。文艺界还有不少的老朋友。旅游事业在发展，物质生活也会渐渐改进。常碰见从文，他仍健旺，孳孳不辍地做他的工艺品研究。我英文久不用，用外文写信不自在了，所以索性用中文写，好在你们两位都精通中文，不会见怪。附寄拙著《西方美术史》两卷，请指教，并祝节禧！朱光潜谨启，今吾附笔问候。1979年11月30日。
1979年末，当张充和在美国收到朱光潜这封信函时，遥想三十年前，与“北大文学院长”在颐和园霁清轩内伐髓洗肠、割烹鱼头，前尘梦影，会不会生出一丝沧海桑田之感？
2010年12月于成都百花潭
贺宏亮
梅贻琦日记中的张充和
近时翻检《梅贻琦日记（1941-194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版），读到不少关于张充和先生的记载。兹抄录并略作注释如下。
1、1941年5月23日，“清早田淑媛、刘节、张充和女士来访，因余尚未醒，均未得见。……九点余至荫庐五号访张女士久谈，又至中央饭店看郑、罗到否，亦无消息。中午张女士约在中苏文化协会内餐室食西餐，菜不佳，地方尚清静风凉。”（页37）
注：“荫庐”为章乃器及家人的住所。充和先生当时住青木关，进城后多停留于此。郑、罗是郑天挺、罗常培。“荫庐”和中苏文化协会位置均在现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一路。
2、1941年5月24日，“晚饭后至张充和处稍坐，伊于上午拔牙两枚，嘱令早休息。”（页38）
3、1941年5月29日，“早餐后八点余往中央饭店访郑、罗二君，随出至荫庐访张充和女士（住章乃器家）未遇……六时余再至中央饭店，适舒舍予在座。稍待，张女士亦来，为舒君约至附近之乐露春小吃，黄酒尚好，菜亦尚可口。饭后在中央露天花园饮茶，颇清凉。十时半散归。”（页40）
注：“乐露春”是徽菜馆，但也有上海菜，是“连锁店”，在重庆、昆明、贵阳皆有，还曾经在汉口开过，后来这个牌号一直开到台湾。茅盾在文章中也曾描写过这家菜馆。
4、1941年5月30日，“将七点张充和来，系为约余等出外晚饭者。听其讲述八•一三以后由苏州逃难至乡下，又至合肥老家，然后由汉口入川情形。八点三刻曾太太来邀去看戏，因郑、罗未归，张女士尚在等候，未好离去，只得谢之……九点郑、罗归，果因公共汽车途中抛锚故另换洋车，故迟了一小时许。适舒舍予及何君亦来，共在室中便饭，似较饭馆清静多矣。”（页41）
5、1941年6月1日，“晚六点至中央饭店与郑、罗、舒、何及张女士在一心饭店便酌，为张女士作东道，菜不甚佳，但渝酒颇好，慢饮闲谈颇以为快。”（页42）
6、1941年6月2日，“郑、罗、张同来。九点半发警报，十点紧急，十点十五分起始闻炸声，由远而近，六七声后有大声四五下，紧接至头上最后一下，空气似由顶上打下，感觉颇奇怪，洞内油灯皆为震灭，妇孺有惊叫声，张女士坐予旁，当亦吃惊不小，郑、罗与余互道‘躬与其盛’。 ……与郑、罗、张至荫庐及中央饭店，幸均无恙。……六点以后至中央饭店，六人会合，仍在一心便酌，后加入巴金（姓李），已于楼下食过。回中央后在廊前与罗、张望月闲谈，不知不觉间已是十二点矣，街上无电灯，送张女士返荫庐，待其叫门进屋始返医院，途中竟走过通远门，至七星岗口始觉之，岂尚有酒意耶。（页42）
7、1941年6月3日，“至中央饭店，张充和未来，知必已返青木关矣。”（页43）
8、1941年8月7日，“与罗往益庐访张充和女士，郑慧亦住同房，又晤钱某女士。……张女士屡称吾所写字甚好，自觉惊异，不知何以答之。”（页82）
注：“罗”，是罗常培。郑慧，张充和同事郑颖荪之女。8月份的这次盘桓，是梅贻琦、郑天挺、罗常培三人自成都搭乘邮政汽车返重庆经青木关时，因旅途劳顿，颇感疲劳，在青木关住下休息了几天。
9、1941年8月8日，“9:30出，再至民众馆饮茶，张女士与郑父女已在。”（页82）
10、1941年8月10日，“7:00起后赶食早餐方罢，即有紧急警报。至洞口坐些时，郑、罗偕郑及张女士来，十点余解除，郑等离去。……九点月上，皎洁可爱。听张女士与罗唱昆曲。10:45返顾家，张、郑及慧送余到门口。”（页83）
注：上午的见面地点是在防空洞里。晚上与充和一起唱昆曲的是罗常培。“顾家”，是顾毓琇家，时梅贻琦暂住于此。
11、1941年8月11日，“5：30至小可食馆，主人为王翰仙、郑颖孙、戴应观、邹树椿，客为余等三人，杨仲子、任东伯、张女士。”（页84）
12、1941年8月12日，“张女士与颖孙来望。”（页84）
13、1941年8月13日，“3:00解除后即至益庐，张女士犹未归，立门外候时遇HOOVER及他美国男女三人将往峨眉者。张女士归后为做梅汤、稀饭飨客。5:30与张、郑步行往至关口音乐院。”（页84）
14、1941年8月15日，“8:30饭罢再赴益庐张、钱二女士之约。入门充和出迎，若以吾来为意外之喜。吾曰一定是来的。饮青梅酒又五六杯。座中有王女士，张欲为郑作媒者。饭后饮清茶，试燃香数种。”（页85）
注：郑，可能是指郑颖孙。
15、1941年8月17日，“张、郑来，留午饭，食水饺。饭后郑去，张留闲话。”（页86）
注：这天下午2:30，梅贻琦就搭乘教育部的车与郑天挺、罗常培等返回重庆市区了。
16、1941年11月3日，“晚饭后月色甚好（九月十五），携酒一瓶至靛花巷，与罗、郑、舒闲谈。十一点归来，作信致张充和女士，劝其勿留艺专，不知有效否。”（页97、98）
注：西泠印社2010年春季拍卖会“近现代名人手迹专场”中有梅贻琦致张充和的此件信札。图片及释文如下：
充和女士：自青木关别后，匆匆二月有半，友朋通讯竟未一著笔。今晚自莘田处归来，实觉此信不可再延矣。今晚适月色特好，携酒一瓶，至靛花巷，与罗、郑、舒三君小饮清谈。罗先生出示尊函，有暂留江安为艺专编影剧之意。琦初听之下，颇感似非所宜，在座亦表同意，以后当必有专家专论之。琦等非必欲好友尽聚于昆明，但总觉滇池之畔，不可龙庵无主，学问之道在天才，固不拘于地域也。益庐屡次叨扰，回忆尤觉难得，已公推郑公函谢，兹不更客套矣。敬颂文祺，不一。（上沅先生、夫人烦代问候。）梅贻琦谨启。十一、三夜
这封信札与赵景深、程千帆致张充和两函，估价为15,000至25,000元，最后以134,400元成交。
当年，张充和在教育部音教会任职，喜欢收藏师长和友朋的翰墨。有不少文化名人，如马衡、罗常培、魏建功、朱光潜、梁实秋等，都曾在青木关为她题字。张充和出现在很多文人的日记中，如浦江清1943年元旦日记， “晚饭后，陶光来邀至无线电台广播昆曲，帮腔吹笛。是晚播《游园》(张充和)、《夜奔》(吴君)、《南浦》(联大同学)，不甚佳。”如果仔细翻检民国文人的日记文字，或许可以找到更多关于张充和先生的记叙。
沈从文书信中的张充和
2009年《十月》第二期上，刊登了裴春芳博士辑校的《沈从文小说拾遗》，指出《沈从文全集》第十卷里的《摘星录》，原是在香港《大风》半月刊第73至76期(1940年8月20日、9月5日、9月25日、10月5日)连载的《梦与现实》(署名李綦周)。此篇后以《新摘星录》之名，重刊于昆明《当代评论》第3卷第2至6期(1942年11月22日、29日、12月6日、13日、20日)，复以《摘星录》之名，重刊于桂林《新文学》第1卷第2期(1944年1月1日)。这三个版本可简称为香港本、昆明本和桂林本。《沈从文全集》第十卷里的《摘星录》采用的是桂林本，与香港本的文字不尽相同。沈从文1941年6月20日、7月5日及7月20日分三次连载于香港《大风》半月刊第92至94期上的《摘星录》(署名李綦周)，则为《沈从文全集》所漏收，是一篇佚文。与《沈从文小说拾遗》一同发表的裴春芳论文《虹影星光或可证——沈从文四十年代的爱欲内涵发微》，基于“小说的描写与叙述是完全实录的，故事有它原始状态下的真实”的观点，认为《摘星录》“是沈从文爱欲体验的记录”，而这一个“偶然”应该是“经常在文人雅集诗酒风流之际抚琴吹笛的张充和”。我个人觉得，裴春芳很有才气，但为文轻薄了一些，上面那种说法确有唐突前辈之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今年第2期上，发表了商金林先生的文章《关于<摘星录>考释的若干商榷》，指出裴春芳文章列举的许多“事实”都不能成立，并在文末写到，“岁月悠悠，沈从文和夫人张兆和已经离开我们了，我们再怎么说他们，他们也不可以从地下爬出来与我们争执，正因为这样我们对于逝者理应多一份尊重。傅汉思和夫人张充和都还健在，在论说他们的为人及品格时应该格外留意。”我很赞同商金林的看法。只是想纠正的一点是，傅汉思已于2003年去世。
冬夜闲来无事，翻检《沈从文全集》第18卷，将该书后半部分所收沈从文1938年7月底至1948年8月，这十年时间中，沈从文书信中关于张充和的几条记述抄录下来，并略作注释。从这些记述中，或可见到沈从文眼中的张充和的一个较为真实的侧面。
1、1938年7月30日，致张兆和信，“四丫头有信来，想过仰光。”（页320）
2、1938年12月30日，致大哥沈云麓，“在此有其姊弟三人（小五哥，四小姐，俱在此）。”（页340）
3、1939年3月2日，致沈云麓，“昆曲当行，应以张四小姐为首屈一指，惜知音者少，有英雄无用武之感。”（页348）
4、1939年5月上旬，致沈云麓，“张四妹住乡下养病。”（页363）
注：这里所说的乡下，是指呈贡县龙街杨家大院。
5、1940年8月28日，沈从文有一函致张充和本人，内容是告诉她有关保姆和房租二事，也说到时局（页385，文长不录）。此时三姐（兆和）已离开呈贡，暂住在铁路饭店，很快将去昭通（后因交通受阻未果）；充和仍住呈贡县龙街杨家大院。
6、1941年2月3日，致施蛰存，“四小姐已去四川”，“家中人都住呈贡乡下”，“我每礼拜可在乡下四天，在城中三天。”（页389）
注：此时充和已到重庆去教育部音教会任职，住青木关。沈从文全家仍住呈贡。
7、1942年9月19日，致弟弟沈荃，“若有好茶叶，比上次略细些，你能直接为他们寄点茶叶，对他们真是一种享受。金岳霖半斤，通信交联大；奚若四两，交联大；张充和四两，重庆青木关教育部音教会；李尧棠（巴金）半斤，桂林文化生活社。”（页418）
8、1948年7月29日日，致张兆和，“今天上午孟实在我们这里吃饭。因作牛肉，侉奶奶不听四小姐调度，她要炒，侉红烧，四姐即不下来吃饭。作为病不想吃。晚上他们都在魏晋处吃包子。我不能说‘厌’，可是却有点‘倦’。你懂得这个‘倦’是什么”(页496)“隔天半顿，可能把‘天才女’胃病也医好！但如果魏晋长久下去，还是只有XX党才会把病治好了。”（页500）
注：沈从文这封信写于颐和园霁清轩。霁清轩位于颐和园东北，是当时北平市长何思源的消夏别墅。因无暇，何思源请朋友杨振声去住。1948年的暑假，杨振声又邀请了沈从文、冯至、朱光潜以及其他几位朋友共住。孟实是朱光潜。“天才女”的说法略有嘲讽之意。“魏晋”暗指风雅。此处的“XX党”可能是收入本书时对原信的删改。有关霁清轩的生活，除了从文家书外，尚可见于《霁清轩杂记》（《沈从文全集》第14卷，页305-319）。
9、1948年7月30日，致张兆和，“好些日子都无鱼吃，今天凑巧来了十一斤，如一小猪大，是一公的。作价百九十万。冯杨二家既不在，我们就独烹了它。大家动手处理，计‘天才女’割洗烹鱼头，‘北大文学院长’伐髓洗肠（到后由天才女炒鱼肝，鱼油多而苦，放弃），我批鳞处理整段，切分成六大件。这个报告若在历史上倒还动人。”（页502）
注：北大文学院长，朱光潜。
10、1948年8月上旬，致张兆和，“四妹带款来已得到。”（页511）
注：沈从文写此信时仍在颐和园，张充和回城后，将稿费取回交他。
11、1948年10月16，致凌叔华，“今甫先生和四小姐及四小姐一个洋朋友，都还住在颐和园内谐趣园后霁清轩中，住处院落很有意思，我们已在那里过了两个暑假。”（页513）
注：今甫，是杨振声。“洋朋友”，是傅汉思先生。
西泠印社2010年春季拍卖会“近现代名人手迹专场”中有朱光潜1979年致张充和的信札。此件信札与杨济安致张充和信函合拍，估价人民币8,000至10,000元，成交价为33,600元。图片及释文如下：
傅汉斯、张充和贤伉俪：承赐信和托书店寄来的《中国诗歌三千年》都早已收到，因为从十月起就在整天开会（民主党派会和文代会），任务很多，几乎找不到“浮生半日闲”。从来信中知道近况佳快，都在做有意义的工作，孩子也渐长大了，受到很好的教育，至为欣慰！我今年已八十三岁了，虽无大病，但身体衰弱，特别健忘，工作效率也特低。今年写了一本七万字的《谈美书简》，用通俗语言谈一些美学问题（像解放前的写的《谈美》），但用的是新观点，将来出版时必寄上求教。我的老伴有心肌梗塞病，但还不严重。世嘉和他的丈夫去年从哈尔滨工大调到北大物理系，有两个上小学的男孩和我们住在一起，生活方面有些照顾。世乐在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做研究肾炎的工作，她前年结了婚，丈夫在冶金部研究院工作，逢星期天都来我家休息。总之，生活还过得愉快。现在交通方便，希望您两位和孩子常回到北京来。字画又盛行了，充和回来一定不感到寂寞，展览会经常开。文艺界还有不少的老朋友。旅游事业在发展，物质生活也会渐渐改进。常碰见从文，他仍健旺，孳孳不辍地做他的工艺品研究。我英文久不用，用外文写信不自在了，所以索性用中文写，好在你们两位都精通中文，不会见怪。附寄拙著《西方美术史》两卷，请指教，并祝节禧！朱光潜谨启，今吾附笔问候。1979年11月30日。
1979年末，当张充和在美国收到朱光潜这封信函时，遥想三十年前，与“北大文学院长”在颐和园霁清轩内伐髓洗肠、割烹鱼头，前尘梦影，会不会生出一丝沧海桑田之感？
2010年12月于成都百花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