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就是创业者的宗教
《创业天下》的执行主编罗西先生约稿，要我谈如何看待创业过程中遇到腐败的问题，说白了，是如何看待中国普遍存在的腐败，以及经商创业如何避开可能遭遇的腐败对于企业和个人的伤害。这是我修正其原问“有无干干净净的创业”之后自设的问题，罗西的问法不甚贴切。
这些个深刻而广泛的问题，我能说吗？该我来说吗？颇费踌躇之余，还是遵命写一写罢，尽管我算不上创业者，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建设30年来，我也没闲着，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何况我还就是一个喜欢说、尤其愿意说些不合时宜话的人。
最近看一本书《认识商业》，是三个美国人写的，据说是全球500多家商学院的教科书，张维迎、吴晓灵、汪丁丁、唐骏还联袂推荐。这本书对商业社会和商人角色给予高度评价，类似于我们的政治教科书上对于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集团的评价。不是我这么敏感的人，可能找不出这么“恰恰”的对比。张维迎等推荐者肯定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我国媒体的喉舌性质决定了不可能大张旗鼓去定位和宣传商业社会和商人群体。或许，我们从事市场经济时间很短，还不是商业社会，还刚从农业社会和准军事社会转型走向市场经济，因而，以商业社会的准则来要求浓厚的准军事社会，显然，“腐败无处不在”，跟这种商业伦理和准军事社会现实的严重冲突有关。明白这个论说基础，我后面的说法才能展开，否则，泛泛说腐败，只不过是愤青之义愤而已，没有多大价值。
我们谈论腐败，首要的是要分几个盘子来谈，一股脑儿说腐败，是在为腐败打掩护。一是商业和商业贿赂，二是国企转制过程中的产权划分与企业家报酬，三是公权力的以权谋私，四是私德不修，五是政见不同与宗教缺乏，六是知识产权，七是财税制度，八是企业合约（外部和内部），九是资源使用，十是企业公民与媒体、慈善。大概分这十个盘子，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谈论腐败时的困难和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希望。本文要论证的是，如果有耐心地对社会上的关于腐败问题进行分门别类，才有建设性的意见，才可能在一团乱麻中理出头绪，否则，一团乱麻就让人绝望了。看得出，我是倾向于乐观和希望的。
下面我逐条解释这十个盘子里装了什么腐败毒药，尽管只能简约描述，只要解释清楚了，我们的解药也就顺势找到了。
一、商业和商业贿赂。这是大家对市场经济中最担心的，很多其他腐败药丸也混在这一堆。在前文已述，中国还没进入商业社会，所以商业贿赂其实不是大规模的，而治理商业贿赂其实比较易于见成效。在此不说如何治理商业贿赂的具体招数，只须指出，在中国大陆的民营企业内部和民营企业之间，商业贿赂其实是可控的，缘于商人的社会地位，决定可以监控民营企业的力量足够强大，如果没有公权力参和期间，商业贿赂很容易被控制住。尤其鲜明的是，民营企业内部的管制因为公权力无从介入，就足够清明。我逗过四家民企，尽管老板管理水平和人格境界参差不齐，但在企业内部管制上，各擅胜场，且均很有效。这是中国人也一样做出好企业的基础性证据。企业间的商业贿赂，跟中国对知识产权不尊重有很大关系，是知识产权不清，在诱惑企业间的商业贿赂。至于向公权力行贿，是另一个盘子的事。小结：此种贿赂，不典型、规模小，可治理。
二、国企转制过程中的产权划分和企业家报酬机制不完善，这一块的腐败问题暴露得比较多，民愤很大，理论家也说不清。我倾向于把这一块当做历史的代价，一定程度上同意十恶不赦的“腐败有理论”，但严格限制在这一块。诸位看到，前面分盘子的方法很有必要，如果所有的腐败都有理，那么会被人也该被人打死，但仅仅局限于这一块，就当是对历史上“打土豪分田地”的无理行为的再一次无理反拨。没有“把一切颠倒的重新颠倒过来”那样的义正词严，但先有勇敢者、有资源者在能分得下去的情况下，把它分掉，不适为历史性代价。这可以当是若干年前盛洪和秦晖关于“掌勺者先分大锅饭”之正义与否之争的回应。中国的问题是，本来经过阵痛，把它分了，可是，这些年，在朱镕基打下基础强化中央集权，李荣融等忠臣强化国进民退，等于是把本来应该落地的胎儿又塞回肚子里去，下回再要分，就更麻烦，因为胎儿更大，子宫口紧缩。这问题真麻烦，但是，这一块无论如何还是次生问题，将来通过国企发行公众股，没准以股权形式分国有资产，会分得较为公平合理。小结：此种腐败，问题算大，但有解。
三、公权力的以权谋私。这个问题大家看得到，解药明摆着，但，因为近世中国由于曾国藩曾圣人留下一个军阀割据的可恶传统，从晚清、民国到共和的掌权者对此心有余悸，一直不敢用解药。台湾是败到家之后痛用解药，居然由败生荣。我们现在还沉浸在巨大的公权引领我们取得巨大胜利的场景中，这一宣传效应能维持多久、以多大力度来维持？这是不是世界上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制度的新模式？这个问题事关重大，我这个江湖郎中也不敢造次。按下不表。
四、私德不修。私德不修，对于道学家是很严重的礼崩乐坏，对于民众，其实不是什么大事。诸如企业家有几个钱，愿意供奉几个女人，无非是社会没有什么其他好玩呢，等有了更能体现荣誉的事，他就不这么玩了。所有的私德问题，越是倡导以德治国，它就越是个大问题。不搞以德治国，真正搞依法治国，私德之修指日可待。至于私德不修可能还激发了社会对财富的追求效应，咱就不这么矫情说事了，至少，不用我来说。小结：这个看起来很腐败也很腐坏，但，它是个伪命题。
五、政见不同和宗教的缺乏，说起来有点拗口，但，说这类问题就是不能太流畅，得拗口说。没有哪个企业家敢于表达不同，那是因为他已经是企业家，是关联到一个企业，许多人的财富和命运，所以他再张扬也要夹着尾巴做人。夹着尾巴，一定程度上可以表现或解释为内敛自律，超过一定程度就是犬儒，一个意气奋发的企业家一旦必须犬儒，又没有宗教来给予由外（仪式和场所）而内（心灵）的安慰，腐败，对于他还会有约束吗？他会以民众以为的种种腐败来宣泄自己，进入没有敬畏、没有障碍的境界，而作为企业家的他又比常人拥有更多资源，所以，他以自身的超群智力和突出成就，来扩大腐败的边界。这个关系，算是我的洞见吧。小结：这是一个深刻的命题，很多人理解不了，它其实殃及每个人，不仅仅是企业家的事。
六、知识产权问题，不用我详说了，我们把那些不顾知识产权的人奉为民族英雄，山寨盛行，吞噬我们未来的智力资源。如果仅仅因为没有明确立法，现在对于创业者还算有机可乘，但整个社会渲染这种成功，就无形中鼓励目光短浅的行为。长期依赖于山寨的企业，不可能有真正服人的可持续发展企业愿景。愿景不存，积弊丛生。因为要靠企业自己竭力来保护知识产权，有很多有创新的企业不得不近乎偏执地保持自己的神秘。小结：此问题表面上纠结于文化，其实纠结于制度。可解，但需要时间。
七、财税制度，是企业寻租的重要方面。财政关乎社会资源的利用，税收制度弹性很大，这两者，对于企业家来说，教我如何不想她？当然，往大里说，这是第三个问题的范畴，往具体方面说，公开透明的财税制度，是在不纠缠与公权力制约宏观命题情况下，改进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问题。企业家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原罪，原罪是公权力的。小结：应该赦免企业家在财政资源和税收问题上寻租的原罪。这个问题，应该进入市场经济建设的宏观战略。
八、契约精神是现代社会的基石，这块基石并不是凭空得出的，它也是从传统社会演变出来的。中国社会并非不尊重契约，只是近代已降的文化与制度动荡，使我们不幸地抛弃了这一可贵的可资打造商业伦理的息壤。因而，我们现在重新学习契约，却连如何制定完善的、周密的契约的技术都不会。普遍存在于企业之间、企业内部的关于让人痛心疾首的腐败，其实缘于不会制定合同。一旦我们在权益合同的制订技术上更为成熟，很多具体的、让人产生切肤之痛的腐败，就消失了。我要说的是，即使没有宗教的帮助，中国人也必能学会制订契约。小结：这是一个需要不太长的时间就可纠偏的技术问题。
九、资源使用问题，除了公权力制约相关外，其实还有一块，是有进步意义的。这里我要举一个例子，海滨岸线的开发。深圳在2010年夏天查处了一座海岛上的度假村，这实际上是想尽办法突破制度禁锢而产生好的效益的例子，但媒体和公权力合谋，把它当做违法建筑拆除了事。我们国家还没有商业力量开发合乎市民需要的海滨岸线的法规制度通道，所以给资源的有效利用形成巨大障碍。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打破制度禁锢开始的，30年了，我们以为所有的禁锢资源利用的制度都消失了？不光是海滨岸线，还有金融、教育、粮食、石油、矿藏等等国家垄断领域，就是严重的制度禁锢，我们需要打破制度禁锢的还有很多领域。但是，一旦个人突入这些领域，可能就会当做腐败问题而身败名裂。这里还要单说一项预言：在我国通向与华尔街的竞争与交流的道路上，必定还会产生很多以腐败留名的悲剧英雄。小结：突入资源垄断领域的失败者，可以当腐败典型，但请给予历史的同情心。
十、企业公民与媒体、慈善。很少有人这么分类，因为那些分类者有些冬烘先生的桎梏。企业公民概念是存在于企业的媒体形象中，企业的媒体形象就是公众形象，而企业的公众形象不得不借助于慈善。这一块跟税收制度有点关系，企业不能捐献于以自己命名的公益事业，全部要以税收形式上缴政府，再由政府以效率不高的方式做慈善和公益，这一做作的制度，诱使企业家捐献的言语和姿态都成为很做作的。任何有长远愿景的企业，都不会在乎一时一地的做作的慈善，但因为要争夺中国社会的由任期政绩决定的政府和公众资源，迫使企业家想以最少的捐献得到最大的公众效果，所以，我们社会的慈善，看起来是个奇异果，企业的慈善对改善企业的基本形象、督促企业公民角色的形成，往往事与愿违，甚至滑进腐败的泥坑。在企业公民在绿色、环保等方面的作为，我个人认为，只要公权力不介入，企业会为可靠的市场而戮力前行。小结：在现代价值指导下，中国的企业会学会做慈善，也会学会做企业公民。
以上十个盘子简析完毕，看来，比较严重也具有决定性的是三、五、六、七这四项，但产生关于腐败怨言最多的是一、二、三、四、七、八、九等七项，因为三和七在公众眼中并无差别，所以说除了公权力缺乏制约导致腐败这个问题被公众抓了个正着，其他问题，是被公众绝望地夸大了的（关于契约精神的缺乏之论说，想引向宗教和文化，那是看似深刻实则空虚的掩饰性言谈，中国不缺契约，宗教的真意是行动不是坐禅苦思），或者说所有不同程度和性质的问题都一股脑儿放到一个盘子里，反而消解了制约公权力问题的迫切性、可解性。既迫切又可解的问题被无限期滞后，就像官员财产申报被当成困难无比的所有官员财产申报因而有意无意延搁一样，可消解的腐败被当做浩瀚无比的工程而任其蔓延成整个社会的绝症。
行文至此，本该了结，但我和中国的大部分导演犯同样的毛病，怕人家不懂，不惜画蛇之后再添足：对于创业者来说，创业有如做爱，有什么“原罪”、有什么困难能阻止你创业的脚步呢？你不会有心作恶、不会沉湎于作恶，何必承担无谓的负罪感？让不受制约的公权力去承担“原罪”吧。不要纠结于私德之不彰，你不必做道德表率。不要害怕制度的禁锢，只要对社会有利且毕竟可为，何惧打破制度的禁锢？你要做的是尽可能完善契约，保证企业价值的可持续，行动就是你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