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南禹州市一农民靠着两套假军车牌照营运，8个月内两辆大货车免费通行高速公路2361次，偷逃过路费368万余元被判刑一事，引发社会各界关注。 2010年10月17日，河南省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控时建锋：2008年5月4日至2009年1月1日，为牟取非法利益，非法购买伪造的武警部队士兵证、驾驶证、行驶证等证件，并购买两副假军用车牌照，悬挂到自己购买的两辆自卸货车上，雇用他人驾驶车辆，通行郑石高速公路运送沙石，累计骗免通行费368万多元。

　　2010年12月21日，河南省平顶山市中院以诈骗罪判处时建锋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200万元，追缴时建锋违法所得一切财物。

　　2011年01月17日，河南省高院和平顶山市中院联合召开发布会，通报“河南农民时建锋诈骗368万元高速公路通行费被判处无期徒刑”案最新情况。河南省高院党组认为，平顶山中院在审理河南农民时建锋诈骗368万元高速公路通行费一案时，存在审查不细、把握不严等问题，决定对4名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其中，主审法官被免职，主管副院长被停职检查。

　　目前，时建锋弟弟时军锋已投案自首，承认哥哥顶替入狱，案发后曾有人向他承诺，时建锋很快可以被放，他还曾向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行贿……平顶山中院在审理时建锋诈骗一案时，存在审查不细、把握不严等问题，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司法的公信力。与此同时，这一震惊中外的欺世离奇大案还涉及到军警、路政和收费站公职人员共同犯罪作案的腐败丑闻。但国人并未为此而痛恨所谓的犯罪分子时军锋兄弟俩，而是充满了同情之心，一致认为这是一件古今中外前所未闻的离奇大冤案。追根溯源这都是中国公路乱收费乱罚款惹得祸，但同时也揭开中国路政、警政腐烂变质的盖子。

　　据相关报道，在其8个月的偷逃过路费期间，如果正常缴费，需缴纳90万元，而其利润才有20万元，得赔本70万元；第二，如果要保证有利润，就得超载，而超载又面临高额罚款，还是这位河南农民，在其368万元涉案金额中，仅罚款就达278万元，两项相加，河南农民就得赔本348万元。

　　有数据显：目前，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近达到7.5万公里，仅次于美国（美国拥有约10万公里高速公路，居世界第一），位居世界第二位。从1984年中国第一条收费高速公路开通以来，“贷款修路、缴费还贷”几乎成了所有中国高速公路的“建设模式”。像中国这样采取收费公路政策的国家和地区有60多个，但中国收费路段和车辆通行费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全球有收费公路14万公里，而其中70%在中国，中国收费公路超过10万公里。而在美国，总里程为9万多公里的高速公路中，只有8%左右为收费路段。

　　国家审计署曾于2008年对18个省、市收费公路进行审计调查，其中16个省(市)截至2005年底违规收取通行费150亿元，一些公路获取的通行费收入高出投资成本10倍以上……中国的收费公路甚至已沦为公路私用，恶化民生的推手，难怪舆论对偷逃过路费的犯罪分子“恨”不起来，却将愈发不满的忿满、仇恨和鄙视的矛头对准对中国各种公路的乱收费乱罚款的胡作非为行为。

　　据世界银行2007年公布的研究报告披露，中国车辆通行费占人均GDP比例超过2%，居世界首位。在全国收费公路总里程中，二级收费公路里程和收费站(点)均占总量的60%左右。然而，中国高速公路向密度、高收费、高额罚款、高腐败却列居世界第一，成为发展国民经济新的制约瓶颈。因为在经济发展中，如果产业链上各环节的利润收益不公或者悬殊过大，特别是面向市场的终端生产环节利润过低，而中介或基础环节利润过高的话，对整个经济发展特别是实体经济将是致命打击和正在扼杀初级产品生产者和最终消费者，盘剥了终端产业的利润，恶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关系。无法想像二千多年前就已经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的国家，公路竟然被切割成如此细密的无数碎片。

　　运输业主的主要成本负担在三个环节：一是油价，高运输成本中的油价支付给了垄断油企；二是公路的各种缴费和罚款，支付给了行政性的国有公路管理公司；三是交通运输行业中的巨额腐败成本。当下，中国运输业的一大部分利润都被经营高油价的垄断油企和高收费的国有管理部门拿走。高油价、高收费、高额罚款都是政府行政手段垄断定价所为，行政垄断手段和腐败侵蚀了整个国民经济和大众的利益。

　　根据国家审计署对高速公路的审计报告测算，全国收费公路超过19万公里，国家正式批准的收费站有6千多个，平均30公里有一个收费站；但据google地图统计，全国收费站是86053个，二级以上公路353306公里，平均不到4．0公里就有一个收费站，收费公路里程可环绕地球四圈半。每公里收费接近千万，每米收费接近万元，堪称是举世罕见的暴利产业，地方官员的第二银行和摇钱树。

　　中国高速公路变成了高价公路，中国的公路已不再是公路，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私路。虽已开征了“燃油税”，但全国各地的收费站不仅还岿然不动，而且还有越建越多的趋势，既得利益集团死保一批收费站，行车人负担增加，进而最终恶果既使政府承诺失言、执政党公信力威信扫地又使其民心民意丧失殆尽。在经济发展中，如果产业链上各环节的利润收益不公或者悬殊过大，特别是面向市场的终端生产环节利润过低，而中介或基础环节利润过高的话，那么，对整个经济发展特别是实体经济将是致命打击。

　　2009年2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转发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财政部逐步有序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实施方案的通知》。根据这个方案，从2009年起到2012年年底前，东、中部地区逐步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使全国政府还贷二级收费公路里程和收费站点总量减少约60%。西部地区是否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由省(区、市)政府自主决定。

　　我国的高速公路收费标准过高与建设体制有关。西方一些国家的高速公路都是由政府投资，属于公共设施。在我国高速公路目前的融资模式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改善交通基础设施以招商引资，引进了企业贷款修路，但是很多地方公路贷款还完了还在收费。一旦收了就会一直持续，就没有不收的机制。

　　公路货运的最大费用首先是交警的狮子大开口的乱罚款，其次是沿途多如牛毛的过桥过路收费。以前这些费用是按照货车的核定载重量来交的，但现在很多高速公路开始进行重复的计重收费，所以大家就开始绕路跑，尽量不走高价的高速公路。

　　虽制定了取消二级公路收费的可行性时间表，但一直得不到有效执行。全国各地几乎所有的“二级还贷公路”的“还贷”只是个幌子，贷款还完了还在收费，撤销的收费站又重新收费，甚至有些钱的去向也不甚明了。路没修道路没建，银子全落进了贪官污吏的口袋中。支持或变相支持乱收费乱罚款，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高能腐败与低效管理不作为的必然结果。长此以往，社会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承担的成本越来越高，阶段矛盾与斗争越来越尖锐，贫困民众的反抗与抗衡也会越来越激烈。

　　由于，中国公路的收费站高密度、高收费、高腐败、乱罚款，因此货车在尚未出厂上路之前，就已经“被超载”，是“被逼上梁山”的，市场体制错位与无法可循，以及高价的运输成本逼着车主不超载超限就不能营利。超载车辆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骤增。这种车辆的产生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卡车车企在产品技术设计时就放大了能够超载的尺码，以迎合车主能够超载的愿望，为此还以此为产品的卖点，这就是被业内称之为“大车小标”；二是车主为了多拉货，花钱请汽车修理厂家和个体修理户将小吨位货车改装成超载车辆。因使了银子铺路，年检时也能从交警车管所顺利过关。

　　现在政府尚未出台与新的交通安全法配套的汽车改装法规，汽车改装可以加装什么不能加装什么没个标准，这也是非法改装车难以斩草除根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仅靠交运部门治理汽车超限超载运输，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社会问题。

　　当下许多小型货车因核定载质量小，但很多超载都在100%--300%，超载严重程度要大大高于大型货车。还有些农用货车，超载高达1000%以上。这种情况只存在于国产货车，进口货车如果超载就根本无法行驶。一些地方道路上的货车超载严重程度要远远大于高速公路。超限超载现象极为普遍，几乎到了每车必超的地步。其根本原因一是高价公路二是经济利益的驱使，不超赚不到钱。以超限超载来获取利润，超得越多，赚得越多，形成了“压价→超限超载→运力过剩→再超限超载”的恶性循环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