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全面世俗化的故事安排

                       ——谈菲茨杰拉德的长篇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

陈家桥

    菲茨杰拉德这位出生于1896年，死于1940年的美国作家，在他存于这个世界的时期，大约相同于毛泽东的青年时代，这么说的原因可能在于，假如一个中国读者要想更好地理解他的小说，要一些直观的历史印象的话，可能会想得起来，当菲茨杰拉德叙述美国二三十年代的生活图景时，在我们国家，在这个东方国度，正是毛泽东用他的革命理想苦心经营他的终极梦想的二三十年代。是的，没有比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更能准确地概括中国在那个二三十年代所发生的面貌，当然这也仅仅是指在那个年代在我们这个国家正在上演着如此激烈的革命，变革，转型和世俗并存。

    那么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到底写了一个什么故事？我说，那是一个很通俗的故事，已经通俗得没有任何一个人可能还会停下来想一想，我是说他们都用不着想一点什么，更不用说他们去思想了。实际上，无论是盖茨比还是作为作者化身的尼克，乃至黛西和贝克，他们都没有任何深一点的顾虑，他们所有的问题都是直接堆在面前的，一小点实实在在的问题或快乐，或者是一点点小计划，或者是一点点生活的印象。而盖茨比这个想追求分手五年的前女友黛西的美国小子，看起来有着铁定的决心，但是他的撤谎和计谋，其实显得十分浅薄，而更糟糕的可能在于即使在二三十年代，我们看不出菲茨杰拉德在展现所谓美国有钱阶层的生活时，他透露了那个美国社会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整体目标，不仅每一个人毫无目标，甚至连那些码头、城市、街道、汽车和公众，实际上也都没有任何稍稍深一点儿的能够互相关联的存在深度，一切都浮托在最表面，这便是那个美国，是那个菲茨杰拉德自己也说过的“一切传统都已破碎，一切信仰都已解体”的时代。

    因而我们才会发现那个想找回前女友的盖茨比是如此的坚决要办好这件事，同时他又无法真正从内心去强化他的这个举动。我们意识到他的爱情，与其说是一种内在精神真实的反映，还不如说是那个社会在他内心无法寄予任何多余的价值，而使得他成为那样一个无所事事的小子。而那正是美国，是那个在当时物质上升，码头肮脏，建筑风起，人们争相发展的年代，而那个年代，或许已如今天我们的时代，这是一种奇怪的巧合，但我们不应忘记在那个年代的同期，在我们的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在我们这里，我们的鲁迅，我们的巴金，正在冲动而悲愤地剖析和描绘着世界，然而菲茨杰拉德却在描写一个上升中的美国，一个新大陆上新的美国梦想，一种无所适从的没有顾忌的社会，不论是道德还是理想，在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美国，却伴随着物质萧条的危机淡化成一片幻影。

而只有盖茨比却如此地追求着，既有爱情，还有尊严，但更多的是谎言，甚至是他荒诞的梦想。而我们看到黛西的丈夫汤姆，有情人威尔逊太太，而黛西也恋着盖茨比，美国中产阶级的空虚状况作为一种社会主流，他们并没有对盖茨比的死有任何表示，我们看不到菲茨杰拉德为他们安排任何一点“别的”表现，看来，对于美国梦想来说，它仅仅是一种梦想，是一种中产的平静和庸常，他区别的正是我们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东方激烈冲突，以及在我们这个社会永远会被过分强调的人的社会性，而在那个美国社会，在那个美国东部的“新大陆”，除了他们私人的生活以及私人的感受，社会只是人的梦想的遥远的装饰性的背景。盖茨比死去了，他的梦破灭了，但我们不用去追究他的非法的生意以及他的骗人的言辞，他的悲伤仅仅在于没有人关注他，相对于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东方社会，可以说他是一个与社会脱节的人，他是一个梦想的受害者。

    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在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世界，同样存在着多样性，这不仅是人们生存状况的多层性和差异，我更想说的是，在那个时代，乔伊斯写出了《尤利西斯》，卡夫卡写出了《城堡》，前后时间里《追忆似水年华》也由普鲁斯特写了出来。在那时的世界文学格局中，惟有那个新一点儿的国家，美国，以其独特的方式在世界中登上所谓的“中心舞台”，而菲茨杰拉德这个书写爵士乐时代故事的作家，恐怕我们无法忽略其小说人物的合理性，不仅是信仰的丧失以及价值观的迷茫，恐怕更在于所有在美国方式中生活的人，他们获得他们普遍的合理性。在《不了起的盖茨比》中，我们稍作比较就会发现，对于盖茨比身边的尼克来说，我们无法否定其既熟悉又陌生的自我形象，他好像既欣赏盖茨比，又同情盖茨比，作为一个闯荡东部的穷小子，同样在其身上也存在着美国梦，但我们发现菲茨杰拉德在处理尼克与乔丹贝克的关系时，极尽可能地舍弃了任何多余的价值判断，他们像两块没有任何视角的玻璃镜，仅仅作为叙事通道在小说中存在。而盖茨比和汤姆，我们发现这两个或进或收，或前或后的中产人物，谁也不比准，更缺少那种激切的中立思维，当汤姆昭然若揭地向他妻子黛西的表兄即小说叙述者尼克展示他的情人威尔逊太太时，你简直难以捉摸他在情人面前的任何一点隐私感，在那个正在崛起、发展乃至有点疯狂的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美国，汤姆和盖茲比一样，他们对于情感的选择，渗透着全面的自由观，甚至这种自由观已经覆盖了那种所谓的“存在的责任”。

    我们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会发现，每一个那个时期的美国人，确实丧失了信仰和价值依托，在他们中产或平和的生活态度下，潜藏的是被抽取了任何历史或价值负载的心，他们的自由的表现超出了任何一个别的文化或主体的存在状况，相较于卡夫卡已经对人的异化作出了精准的预期，菲茨杰拉德仍然是在十分细致地描写一种美国梦的形成，强化和坍塌，他仍是在做着那种十分通俗乃至全面世俗化的故事安排，所以像盖茨比和黛西扼死了威尔迩太太，但盖茨比却要替黛西顶罪，像这样传统式的情节仍然十分主要地决定着故事的发展脉络，因而我们必须看清，在美国，这个二十世纪对于全球最重要的国家，对世界文学相当主流的叙事承担，在人物设计、合理性以及故事的完整性方面，菲茨杰拉德剔除了人物的任何心灵镜像，甚至连痛苦也与宗教和信仰脱节，痛苦也表现为单纯的知觉样式，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了解当盖茨比死后，那些他曾经用来作为接近黛西的中产人士，却化作了可有可无的烟尘，他们的冷漠和无聊，差不多也真实地反映了在那样一个时代，盖茨比同样也没有任何值得感动和让他们觉得关切的地方，由于他的“美国梦”成为纯粹个人化的物质、欲望和存在表达，无法抵达和表述个人与社会的内心联系，所以美国梦的破碎仍然是以一种悲剧式的腔调，强调了个人在现实中的粗暴的失败，它既不能推动历史，也不能改变历史，它是个人和欲望的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