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美学大家的学术情结
——兼评美学家的美学思想
站在新世纪之端，回顾刚刚走过的波澜壮阔的中国百年美学历史，当我们对20世纪美学异彩纷呈的美学现象加以梳理研究时，会惊奇地发现：在20世纪中国美学家的美学思想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各自的制约着他们美学思想的挥之不去的美学情结。这情结是美学家们美学思想的基点、转折点和关节点，是美学家美学思想源泉之所。
本文以20世纪的美学史的顺序结合美学家的美学思想来详细阐释这一美学现象。
在20世纪的美学史上王国维（1877—1927）是最先输人“美学” 学科的系列概念，并自觉运用西方美学改造中国传统美学的第一人，也是以西方美学研究文艺现象，并完整地表达自己美学思想的第一人，堪称20世纪中国美学的第一块基石。王国维的学术生涯，初由哲学转向文学，又由嗜好文学而转向经史考据。以辛亥革命为界，之前是哲学和文学研究期，时间大致为1901—1911年。其美学探索又经历了始于康德又复返康德、疲于哲学而转向文学的曲折历程。代表作《人间词话》是王氏美学思维的集大成之作，同时吸收、融化了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等人的西方美学思想，成为用西方近代美学阐发中国传统美学的典范。王国维从事哲学美学研究的社会背景是：晚清之际，与社会改革相呼应，谈教育颇成一种风气，无论新旧中人，莫不以教育为救国之要务。王国维从事哲学美学研究的更深层的个人心理是，试图为往复胸臆的“人生问题” 寻求答案，即其所谓“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①。揭示王国维从事哲学美学研究这双重动机及认识个人深层动机的最终未能满足，对于认识王国维美学探索的曲折历程、美学思想的复杂性以及学术研究的最终转向，是极为重要的。
蔡元培（1868—1940）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在诸多领域做出奠基性贡献的文化泰斗。从美学史角度看，蔡元培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然后是一位影响深远的美学家。他对20世纪中国美学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提倡美育，阐明了以美育代宗教的深刻思想；二是呼吁建设科学的美学，成为建设中国现代美学体系的第一个积极的倡导者和探索者。他的美学探索历程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1908年到1916年，形成和提出美育口号；后期：1917年到1940年，倡导和实施美育。蔡元培一生经历了满清和民国两个时代。他是满清的举人、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并任职于翰林院。清末他又成为推翻满清的光复会、同盟会的领导人；民国后任教育总长，又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他的身上凝聚了两个世纪、两个时代的鲜明特色。在世纪之交，爱国知识分子为寻求中国出路而迸行探索斗争的年代，蔡元培选择了有自己特点的救国之路，这既不是康梁式的政治改良，也不是孙中山式的暴力革命，而是教育救国。这一选择，最初是出于对戊戌变法失败的反思。辛亥革命后，他从国家和民族更长远的利益出发，明确提出“养成完全人格谓真爱国”的思想。培养完全人格，正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核心所在。蔡元培以提倡教育为中心的美学思想，正是服从于培养完全人格这一教育目标的。蔡元培研究美学，始于留学德国。1907年，41岁的蔡元培赴德国留学。1908年他考取莱比锡大学，入哲学系。从这时起，他的精力集中于美学方面，不仅接受了康德的美感论和立普斯的移情说，席勒和赫尔巴特的美育主义更令其有先获我心之感，再融入柏拉图的美育思想和儒家礼乐并重的美育传统，形成了他独特的美育思想体系。美育的正式提出，是在1912年蔡元培担任民国教育总长后发表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蔡元培提出美育后并未能马上得以实施。同年辞去教育总长职务，年底又来到莱比锡大学听课并从事学术研究。从1913年到1916年大部分时间游学于德国、法国等。在从事著译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他“所心爱的美学及世界美术史”的探索与研究。明确了解为了提倡美学而研究美学，并非为了建构美学体系而顺及美育这一特殊动机和出发点，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其美学思想的特质和内在逻辑。
鲁迅（1881—1936）的美学，既是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的美学，也是冷峻的现实主义文学家的美学。对思想启蒙的功利性的高度重视和对审美艺术的自身规律性的深刻把握，成为鲁迅美学区别于20世纪前期美学家的两大鲜明特色。鲁迅的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早年的启蒙主义美学（1907一五四时期），这个时期的美学思想集中于1907年的一组论文中，即《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前期：广义象征主义美学（1918—1927），这一时期反映鲁迅美学思想的著作有两部：《中国小说史略》（1923）和译作《苦闷的象征》（1924）。在文学创作方面，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开篇之作。从此便一发不可收，以《呐喊》和《彷徨》中的一系列作品，显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文体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实绩。在赞许象征主义美学的同时，鲁迅自觉地将象征主义美学的思想和表现手法运用到文学创作实践中，在《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野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正因为鲁迅的创作中融人了象征主义的美学因素，使得他的作品中具有极其深刻极其沉重的社会历史内容的孤独悲凉，和他对整个人生荒谬的形上感受中的孤独悲凉达到有机融合，从而增强了作品的深刻度和生命力。后期：现实主义美学（1928—1930）。1928年的革命文学的争论是鲁迅美学思想进一步发展的契机，也可视为鲁迅在美学思想上由早期的启蒙主义、前期的广义象征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标志。这一时期鲁迅译介并研究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如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苏联的文艺政策》、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以及日本关于革命文艺论争的理论文章。鲁迅的美学思想在不同的阶段虽然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和风格，但是作为其美学思想的着眼点——改造国民性和改良社会，却始终是鲁迅一生倡导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出发点。正如鲁迅晚年回答“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时所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为人生，而且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②
鲁迅的美学思考，始于其弃医从文。鲁迅弃医从文并开始从事思想启蒙工作的直接原因是“影画” 事件——在日留学期间，他在影片上看到一群体格强壮的国人，围绕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的同胞，却“显出麻木的神情”。鲁迅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③鲁迅弃医从文的间接原因，即“改变精神，首推文艺”的启蒙主义美学观的确立，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及《新小说》的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在1902年11月出版的《新小说》创刊号上，开宗明义指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同年秋，鲁迅翻译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在《<月界旅行>辨言》中进而提出小说的科普功能。从梁启超强调小说的政治功能，到鲁迅先揭示其科普功能，进而确立“改变精神，首推义艺” 的观念，青年鲁迅的美学思想同维新宣传家之间的联系是极其明显的。由此看来，贯穿鲁迅美学实践活动之中的启蒙精神和对审美功利的强调，所彰显出的冷峻的现实主义美学风格，与其早年的弃医从文的“改变精神，首推文艺”的启蒙主义美学观的确立，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美学情缘。
朱光潜（1897—1986）一代美学宗师，20世纪中国美学历史的见证者和倍受世人景仰的世纪美学老人。从20年代的美学处女作《无言之美》，到80年代的美学反思之作《谈美书简》， 六十余年坚毅的美学探索，为中国美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七百余万字的美学著述，成为后人享用不尽的美学遗产。朱光潜的美学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也是朱光潜美学探索的三次超越。三四十年代是朱光潜美学研究的第一个丰产期。相继出版《悲剧心理学》（1927—1933）、《文艺心理学》（1931—1936）、《谈美》（1932）、《诗论》（1932－1942）及《克罗齐哲学述评》（1947—1948）等一系列著作，其中《文艺心理学》是当之无愧的美学代表作。朱光潜把自己的美学研究称为“补苴罅漏” 的工作。在对克罗齐美学思想批判扬弃的过程中建构起审美心理学体系。他从有机综合的方法论出发，把克罗齐的直觉视为美感的起点，引进布洛的距离说以说明直觉产生的前提和条件，引进立普斯的移情说和谷鲁斯的内模仿说以展开美感中物我之间的双向关系。由此，美感经验被描述为一个有机的动态心理过程。通过这种批判综合、“补苴罅漏”，朱光潜建构了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第一个独创的审美心理学体系。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朱光潜美学实现了第二次超越，这是从审美直觉论转向审美意识论和审美实践论的超越，侧重于哲学美学或美学的哲学基础建设。期间发表于1950年初的答辩性短文《关于美感问题》《克罗齐美学的批判》（1958）、《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1957）、《美感问题》（1962）等论文特别值得引起重视，它们是朱光潜美学第二次超越的标志性论文。从70年代末开始，朱光潜更潜心钻研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与美学有关的经典著作，从而实现了美学思想的第三次超越。如果说早期朱光潜美学重在心理学建构，中期重在哲学建构，那么晚期的朱光潜美学重在深化和完善哲学和心理学的双重建构。持审美人生论的晚期朱光潜，表现出向持人生艺术化的早期朱光潜回归的趋向。《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是他晚年馈赠给20世纪中国美学的最后的重要遗产。
朱光潜把自己的美学思想发展，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两个时期，他对自己前后期的学说思想曾作过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我们认为，作为中国现代美学学科的奠基者，朱光潜前期的美学研究和美学著作，影响更大，更值得后人重视和研究。朱光潜不同时期美学思想变化发展之大与美学观点坚持延续之久，形成鲜明对照。上述美学现象似乎可以从他坚持美学研究以艺术为中心对象这一美学情结找到解释。中年朱光潜回顾自己的美学道路时说：“从前我绝没有梦想到我有一天会走到美学的路上去。”④当了十四年大学生的朱光潜留欧八年，却从未听过一次美学课。后来朱光潜走上美学之路，并把它作为终生为之执著从事的事业，这是与他的求索精神、“超脱现实” 的人生态度和“艺术慰情” 的审美观念密切相关。1923年，针对五四落潮后青年中普遍存在的苦闷心情，朱光潜发表了《消除烦闷与超脱现实》一文。1924年便发表了充满青春诗意的美学处女作《无言之美》，从“超脱现实” 的角度揭示了“无言之美”的独特魅力。后来，在旅欧期间走上美学之路，并被“从康德到克罗齐一派相传的形式派美学” 吸引，都可以从早年的这种超脱审美观中窥见消息。朱光潜的一生的思想变化是剧烈的，但早年的超脱现实的人生观、自由主义的文化观和安慰人生的艺术观，对他一生的美学思想烙下深深心理印记。
宗白华（1897—1986）是与朱光潜并峙的20世纪中国美学高峰。李泽厚在《宗白华＜美学散步＞序》《走我自己的路》⑤中对两位世纪老人的学术风貌和思想特征作过精要的比较。“我与艺术相交忘情，艺术与我忘情相交”“终生情笃于意境之追求”，这是晚年宗白华对自己一生理想追求、六十余年学术历程的总结。宗白华的学术历程经历了从鼓吹新文化的文化批评家到学贯中西的美学教授，最终成为深得传统文化神髓的美学家三个阶段。青年宗白华的最初理想，是做个小小的文化批评家。宗白华自加入“少年中国学会”起就确立了“建设新文化以创造少年中国” 的理想。1919年9月，他在《少年中国》上发表了《问祖国》一诗。宗白华明确提出想成为“文化批评家”的直接原因，则是当时德国哲学界兴起的“文化批判” 思潮。令当时宗白华感兴趣并对其文化批判思想产生深远影响的主要有三个人的学说，即被称为现代阐释学创始人的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论、《西方的没落》的作者斯宾格勒的文化历史哲学和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代表之一卡西尔的符号论文化哲学。宗白华最先读到的当是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当时的中国正在做一种倾向西方文化的运动。宗白华主张在“东西对流” 和“东西融合”的基础上建设雄伟文明的中国新文化。宗白华求索意境的美学生涯可细分为三个阶段：新艺术的鼓吹、传统艺术的发现、境界美学的建构。留德之前宗白华主张“拿叔本华的眼睛看世界，拿歌德的精神做人”，主编《少年中国》期间，他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热清鼓吹新文学和新艺术。对新文学审美特征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对“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 的发现和推荐是他这一期间的两个重要贡献。留德期间，宗白华“借外国人的镜子照自己的面孔”重新发现了中国艺术的博大精深，体悟到中国意境的幽深玄远，从而更坚定了把探寻意境之奥秘作为自己的终生目标。境界美学的建构则始于1925年回国后。之后宗白华的美学生涯又可分为三个时期：境界美学的酝酿期（1925－－－－30年代初）；完成期（30年代中后期－－40年代末）；拓展期（50年代以后）。完成期也是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成熟期。这期间宗白华通过对中西哲学、艺术、文化的反复比较，发现了中国传统艺术中独特的时空意识，由此对中国艺术意境的哲学本体、创构过程和功能—一作了精湛绝伦的阐发，揭不了中国艺术不同于西方艺术的独特的意蕴、内涵和精神，把中西艺术的方法论差异上升到哲学宇宙观的高度。这是宗白华对中国美学的突出贡献之所在，从而也奠定了他在20世纪中国美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其美学思想集中体现在《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1934）、《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1935）、《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1943一1944）、《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1949）。其中《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数易其稿，是宗白华的精心结撰之作，也最系统集中阐述了他的美学观点。1948年出版论文集《艺境》。宗白华的境界美学从学术形态和研究方法看，它是在“散步”中诞生、在“比较”中深化的“散步美学”和“比较美学”。在《美学的散步》开端，宗白华写道：“散步是自由自在、元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中逻辑同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大师亚里土多德的学派却唤做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⑥其散步美学体现在相互关联的三个层面：在散步中感受美；在博览中求索美；在表述上诗意地阐发美。宗白华美论由两个相互关联的核心命题构成，即“美从何处寻”与“美向何处去”。它始于美的对象的探寻，终于审美人格的建构，审美对象论、美感心理论和审美目的论，三者首尾相连，有机一体。宗白华美论的着眼点和朱光潜一样，也是审美主客体关系的审美对象论，区别在于朱光潜立足文学，宗白华立足艺术。在美的寻求中，他发现“自然无往而不美”。“大自然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活力，推动无生界以入于有机界，从有机界以至于最高的生命。理性、情绪、感觉。这个活力是一切生命的源泉、也是一切美的源泉”。⑦由此可见，宗白华的美论可以称为自然生命活力美论。宗白华的结论是：“自然始终是一切美的源泉，是一切艺术的范本。艺术最后目的，不外乎将这种瞬息变化，起灭无常的自然美的印象，借着图画、雕刻的作用，扣留下来，使它普遍化、永久化。”⑧这种生命活力的自然美论，成为宗白华艺术美论的基础，最终又升华为宇宙本体论的美学观。罗丹在《遗嘱》中写道：“但愿自然成为你们唯一的女神。对于自然，你们要绝对信仰。你们要确信，自然是永远不会丑恶的；要一心一意地忠于自然。”⑨罗丹的这一遗嘱，成为宗白华的终生信条。写于1920年的《看了罗丹雕刻之后》与写于1963年的《形与影——罗丹作品学习札记》⑩时间相距四十余年，但精神风貌完全一致。这其中的奥秘似乎可以从1920年宗白华“徘徊于罗浮艺术之宫，摩挲于罗丹雕刻之院”后，思想大变所确立的“自然生命活力论” 和“宇宙生命节奏论” 这一“美学情结”中得到合理的阐释。
在中国20世纪40年代蔡仪（1906—1992）的美学独树一帜，影响最大的美学著作是《新艺术论》和《新美学》。蔡仪的60年的美学历程大致可分为40年代新美学的建构、50年代新美学的捍卫和80年代新美学的发扬三个阶段。青年蔡仪是由文学创作走上文艺美学研究之路的。早年小说创作的成功实践以及对典型形象塑造的深刻认识，为他后来的文艺美学研究积累了宝贵的审美经验。蔡仪探索新艺术理论、建设新美学的想法萌生于留学日本期间。1929年蔡仪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的便是哲学和文学理论。在马恩文艺思想之光的指引下，蔡仪于1942年写成《新艺术论》，又经过两年多的艰难探索和勤奋工作终于完成《新美学》（1947年问世）的写作。《新美学》是蔡仪在20世纪中国美学史上首次运用唯物主义方法对美学理论进行系统研究所架构的崭新的美学体系。在美是什么这一美学本质问题的阐释中，提出了“美即典型” 的崭新观点。始于1956年持续七八年之久的美学大讨论，蔡仪进人了新美学的捍卫阶段。蔡仪当时的批评文章主要是针对吕荧、朱光潜和李泽厚。通过这次讨论，逐步形成了中国现代美学的三个学派，即朱光潜美学、蔡仪美学和李泽厚美学学派。从70年代后期开始蔡仪进入新美学发扬阶段。改写《新美学》和主编《美学原理》是这个时期的主要工作。《新美学》的改写本第一、二、三卷分别于1985、1991、1995年出版。《新美学》改写本继续肯定和发扬了蔡仪反复强调的美学主张：承认美的客观性，必须用客观事物本身的条件来规定美和说明美感，而不用主观的“美感经验”来规定美和说明美感。在美学方法论研究方面蔡仪开辟了新的美学途径：坚持了美在客观这一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的基本原则；在20世纪中国美学家中，蔡仪第一次把美和美感严格地区分开来。同时拓展了美学的领域：强调美、美感和艺术作为美学研究对象的同等重要地位，而反对美学研究以艺术为中心；在美、美感和艺术三者的关系上贯彻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则。综观蔡仪的美学生涯我们不难发现，蔡仪美学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在长期的争论中，当有的论辩对手改换说法的时候，《新美学》的作者蔡仪的基本原则总是巍然不动；建国前后始终如一，50至90年代的论争中始终如一。这又情不自禁地让人们联想到，青年时期蔡仪苦苦思索美学问题时的灵光乍现：1933年日本第一次出版了日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学艺术的文献，当时就读九州帝大的蔡仪借此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对一些曾迷惑不解的问题感到豁然开朗，也为他以后的文艺美学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蔡仪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激动心惰：1933年第一次出版日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学艺术的文献，其中提倡的现实主义与典型的理论原则，使我在文艺理论的迷离摸索中看到了一线光明，也就是这一线光明指引我长期奔向前进的道路。⑾
李泽厚（1930一）活跃于百年美学的后两个时期，是20世纪后期中国美学的领潮人。他的美学崛起于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在80年代初产生广泛影响。他是当今美学领域公认的思想仍旧活跃的少有的美学大家。李泽厚的美学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即50年代、六七十年代和80年代。三个阶段，他分别围绕“美是生活”“实践” 及“建立新感性” 展开自己的理论探索。其美学思想也经历了由“前实践美学” 到“实践美学”，再到“人类学本体论美学”的深化演变过程。《论美感、美和艺术》（1956）、《美学三题议》（1962）和《美学四讲》（1989）标志他美学思想发展的过程。90年代后重新回到哲学领域，美学思想依旧活跃。李泽厚在50年代美学讨论中“一呜惊人” 而自成一派，针对朱光潜和蔡仪提出了“美感的矛盾二重性”和“美的客观社会性” 两个相互联系的美学命题。《美学三题议》（1962）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李泽厚最主要的美学论文，它标志李泽厚的实践观点的美学思想基本形成，在70年代末日臻成熟，在80年代的第二次“美学热” 中产生影响。从1964年到1976年整整十二年，李泽厚没有发表任何论著，但他并未停止思考。80年代初出现的第二次“美学热”，是以对马克思《手稿》的讨论为契机的。在对《手稿》的讨论中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观点美学”确立其在美学界的主导地位。当人们围绕着“实践美学”展开讨论之时，李泽厚以惊人的速度在三个学术方向上掀起一个著作高潮：1．思想史。他相继出版了《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979）、《中国古代思想史论》（1986）、《中国现代思想史论》（1987）。2．哲学和哲学史。在《批判哲学的批判》（1979）出版后，接连发表了四个“主体性哲学”的提纲，形成自己的“人类学本体论”或“主体性实践哲学” 的构架体系。3．美学。继《美学论集》（1980）之后，又出版了《美的历程》（1981）。《华夏美学》（1987），并发表了一组美学论文。其中创见性地提出并阐释了诸如“主体性”“文化心理结构”“积淀”“新感性”“天人合一”等许多重要的概念和命题。三、走向“人类学本体论美学”。“人类学本体论”或“主体性实践哲学”，于1981年李泽厚在《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提纲》中正式提出，基本思想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已有系统阐述。1989年再在以“美学的对象与范围”“谈美”“美感谈” 和“艺术杂谈”为题的四个演讲的基础上出版的《美学四讲》，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人类本体论的美学。
李泽厚的美学在1956年的美学大讨论中崛起，经历了新中国以来半个世纪的美学历程，并开启新的美学世纪。其美学思想与时俱迸，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美学风貌，但他的美学思想是在发展中坚持，在坚持中发展，体现出其美学思想的前后的一贯性、一致性。他对美的本质的探讨，从50年代的美的客观社会性、60年代的实践观点美学，到80年代的人类学文化本体论美学，本质不变；再如对美感的本质的观点，从50年代的美感二重性、60年代的形象思维理论、70年代的内在自然人化说，到80年代的情感本体论和建立新感性，初衷未改。李泽厚的美学历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还是我，基本看法没有变化。”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美学家的美学情结吧。
美学情结既是美学家美学历程的出发地，又是美学家思想的最重要的栖居之所；它是读者探索新世纪美学之流的清晰的航标，也是开启美学家美学思想大厦的金钥匙。今天，当我们沿着历史的轨迹揭秘20世纪美学家的美学情结时，美学家所呈现出的学贯中西的理论修养、救国救民的普世情怀和终生相守的职业精神，无疑会对我们美学工作者的职业选择和研究工作起到鞭策和鼓舞的力量。对由美学家的美学情结所构筑的20世纪中国美学的发展轨迹进行积极的理性思考，必将促进21世纪中国美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和发展，具有重大深远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注释：
①刘刚强：《王国维美论文选》，15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③《鲁迅全集》，第四卷，512页、4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④《朱光潜全集》，第一卷，20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⑤李泽厚：《宗白华＜美学散步＞序》，《走我自己的路》，121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⑥《宗白华全集》，第三卷，28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⑦⑧（《宗白华全集》，第一卷，325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⑨（《罗丹艺术论》，l页，上海美术出版社，1978年版。
⑩ 宗白华：《意境》29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⑾蔡仪：《美学论著初稿》（上），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⑿李泽厚：《世纪新梦》，145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主要参考文献：
①汝信、王德胜：《美学的历史—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进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②封孝伦：《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邹华：《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设，2003年版。
④陈文忠：《美学领域中的中国学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⑤王向峰：《中国百年美学分例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⑥闵开德、吴同瑞：《鲁迅文艺思想概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⑦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⑧宗白华：《意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